李立三：封建势力与封建制度
编者按：这是李立三同志《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的第二部分。该文刊载于1930年3月15日和1930年5月15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3卷2、3合期和4、5合期上。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帝国主义怎样统治着中国”，文章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文章的开头作者写了以下一段话：“在去年党开始反取消派斗争的时候，即准备写一本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的小册子，系统的驳斥取消派理论的错误。第一章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教训，已将他当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议决案的序言发表。第二章就是这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第三章政纲，政策与策略与第四章组织问题，继续在本刊发表。因为本刊的篇幅所限，所以本期只能登载本章第一第二两节。第三节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第四节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下期才能续完。三月十五日”但实际上该刊只刊发了1—3节。文末署“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未完）”。
取消派思想的第二个根本的来源，就是否认中国的封建势力,托洛斯基简直不承认中国有所谓封建势力，而陈独秀们也说中国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否认他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作用。为着大家明瞭他们的观点起见，再把上面征引过的陈独秀的一段说话，详细的写在下面：
“其实中国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久已成为他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垒）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
而且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没有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已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一大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就是社会阶级关系转变，主要是资产阶级得到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优势的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是在失去对立地位的过程中，变成残余的残余，它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
上面一段话的总的意思极明显的就是说明；中国封建势力经过商业资本与帝国主义的商品侵蚀，已经变成残余；经过大革命资产阶级的胜利，更受到最后的打击，不只是不能束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且他自己为自存计，要努力资本主义化。既然封建势力一点也不能束缚资产阶级了，那么毫无疑问的现在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谓“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一大转变时期”，即转变到资产阶级政权稳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列宁在批评考茨基的时候，常常说。“假如俄国工人阶级看见了这样的词句，马上可以指出这完全是以前的孟塞维克的陈言烂[滥]调，不值一驳的”。假如陈独秀上面的一段话，译成了俄文，俄国工人阶级看到了，更要说：“为甚么到处的猴子是一样的叫声（列宁话），以前俄国取消派的思想一模一样的在中国叫起来了”。把以前俄国取消派的文章引出一段来与陈独秀的话对比，便知道这句话完全是实在的。
“一九○五至七年的革命（资产阶级）成功了，虽然在严重的反动之下，然而常常有社会上极深的变化……在反动时期中，新的社会力量日益成熟，新的社会集团日益形成。
“不久以前，他们（大农业家的代表）一般都是真正的农奴主，纯粹是贵族式的地主。他们当时还是分着小集团，形成那种蒲施克维池，及马尔夸夫第二式的贵族。但是现在呢？大多数俄国之贵族，及非贵族的大地主——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表，就是国民党与十月党右派，已经渐渐变成农业资产阶级。……
“俄国客观上的根本问题，在现时是完成文化的资本主义代替野蛮的半农奴制度的过程，这是绝无疑义的，无可辩驳的。”（罗石夸夫——俄国著名的取消派）
把这一段话与陈独秀的话来对比，除掉了表面上所用的词句不同，根本思想是丝毫的分别也没有。罗石夸夫说“一九○五——七年的革命成功了”，陈独秀说“一九二五——七年的革命，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都胜利了”；罗说“俄国贵族与大地主，已经渐渐变成农业资产阶级”，陈独秀说：“中国封建势力正在努力资本主义化”，罗说“从前贵族在国会里的代表，现在变了农业资产阶级的代表”，陈说“张学良，阎锡山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陈致中央论军阀战争的信）；罗说“现在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农奴制的过程，”陈说“现在是中我国历史的一大转变时期，就是资产阶级已经战胜封建势力，至少是在战胜封建势力的过程”。他们的根本思想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根本思想自然要走到歌颂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而取消革命；主张完全合法主义，而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认一切非法的斗争甚至示威运动都是盲动，以至取消党的秘密的组织，而主张完全合法的组织，反对罢工而主张请愿，迷信国会万能（在中国就是国民会议）……等。列宁批评“取消派的思想是反工人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最无耻的机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到中国来，尤其非常之明显，尤其非常之危险。因为现在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一九○七年革命失败以后的俄国还有很大的不同，革命高潮的象征，已经极明显的表现出来，毫无疑问的现在是走到了（勉强来比例的话）俄国一九一二年以后革命开始复兴的形势。陈独秀们在这样的时期来高唱取消主义的论调，除掉帮助资产阶级来迷乱工人阶级，阻滞革命以外，还有甚么意义？！
中国取消派思想否认封建势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就是对商业资本的作用的错误观念。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足以消灭封建剥削关系，甚至认为商业资本可以形成一种社会制度来代替封建制度，因此现在中国是商业资本占统治的时期，所以现在中国社会制度就建筑在这种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上。这不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改，而且可以说没有入马克思主义之门（这一错误的观点种源于腊狄克的中国革命史的演讲，现在已成反对派对中国问题的中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定律，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有密切的关连。人类得着新的生产力的时候，同时改变他们的生产方法；改变他们的生产方法，和谋生式样的时候，同时就改变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哲学之贫困）。这就是说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是建筑在当时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生产方法又是因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必须是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方法才能改进；必须是生产方法改进了，然后旧的社会制度才会发生动摇，适应新的生产方法的社会制度才能建立起来。商业资本，只是永久在流通中——商品交换的媒介中活动，所以他与生产资本不同。他的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生产方法。
“商业资本的独立及其优势的发展，就是指资本自身还没有支配生产；因此商业资本的独立的发达与社会一般经济的发达是成反比例的”（马克思）。因此商业资本的特别发展，并不就是表现着生产方法有了根本的改变，（生产方法改进当然可以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并且专就他的自身讲，还不足以为一种生产方法过渡到别种生产方法的媒介与说明。马克思对于这一点有详细的说明，摘述两段在下面，便可以对于这一问题有明白的了解。
“商业以及商业资本发达，到处使生产交换价值一方面发展，使生产的范围扩大，使生产的种类增加，使生产普遍化，并且使货币变成世界的货币。因此商业无论在何处，对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主要任务的种种形态（即自然经济的形态——立注）的原来诸生产组织，多少发生一种使之解体的作用。商业对于旧生产方法所加的解体作用，究竟达何种程度，这首先是以这种生产方法的坚固及其内部的构造如何为转移的。这种解体的进程，究竟归结到何处，就是那一种生产方法起来代替旧的生产方法。这不是以商业为转移的，而是以旧生产方法自身的性质为转移的。在古代世界中，商业的作用，及商业资本发展常常归结到奴隶的经济；又依照这种出发点如何，一种以生产直接生活品为目的的家长的奴隶制度。有时仅转变为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业资本的发达，归结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由此所得的结论是：此等结果自身不是由商业资本的发展决定的，但是由种种完全相异的状态决定的。……”
在十六十七世纪中，因地理上发见，诸大革命出现于商业中，并且很迅速的增加商业资本的发达；此等革命在促进由封建生产方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过渡中，构成一种主要的要素，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因这种事实而产出种种完全错误的见解。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的种类增加，欧洲诸国民间，占取亚洲生产物，和美洲财宝的竞争，以及殖民地制度，对于破坏生产的封建制限，是有重大的帮助的。然近世生产方法在他的第一个时期中——在手工工厂业中——只有在中古时代已经造出自己发达的条件之处才存在的。例如试将荷兰和葡萄牙比较一下（注）。当十六世纪中以及十七世纪一部份时期中，商业突然的扩充和新世界市场的创造，对于旧生产方法的崩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兴起，发生一种重大的影响，然这却是在已经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上出现的。世界市场自身构成这种生产方法的基础。在另一方面以继续扩大的规模而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固有的必然性，此事驱策世界市场不断的扩大，所以此处不是商业不断地使产业革命，而是产业不断地使商业革命。……”（马克思——同上）
（注）渔业，手工工厂业，和农业所安下的基础——其他状况不计算在内——对于荷兰的发达是何等重要，十八世纪的著作家已说明了。——从前的见解是过于轻视亚细亚的商业，古代和中古商业范围及其意义，现在的流行见解，就是过于重视这种商业范围及其意义。矫正这种见解最好的方法，是研究十八世纪初叶英国的输出与输入，并且将他和现在的输出与输入比较一下。然十八世纪初叶的输出与输入，较以前任何商业国民的输出与输入要大得无比。（博洽德等）
征引这一大段，并不是闲文，从马克思这两段话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商业资本的作用，和生产方法递进的基本概念，并且进一步可以了解封建制度的末期——资本主义的前期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即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他的社会制度——从封建诸侯过渡到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的下层经济基础到底是甚么？同样即是中国纯粹封建制度破坏以后的社会制度，即国家组织的经济基础是甚么？现在取消派都肯定他的基础是建筑在商业资本的发达上，统治阶级即是“商业资产阶级”，因而否认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这种观点是不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对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的生产组织，可以发生一种解体的作用，可是商业资本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生产方法，并且“还不足以为一种生产方法过渡到别种生产方法的媒介与说明（马克思）；因此从封建诸侯进到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商业资本的发达并不足以为这一社会组织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纯粹封建制度破坏以后几千年来的国家组织并不建筑在甚么商业资本的发达上。
西欧封建社会的兴起，是由于古罗马帝国奴隶劳动经济的崩坏，社会经济从商品经济很发展的状态又复退化到自然经济的状态，农业经济占着统治的地位，封建制度就建筑在剥削广大农民的基础上。土地都是封主——诸侯所有，把他分成小块给自由或半自由的农民耕种而征收各种生产物品以为租税，同时实行徭役制度，每月农民都要携带自己的工具替地主作几天工作。诸侯对农民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以严刑峻罚来驾驭农民，使农民附着于土地，不能自由脱离，实际就成为一种农奴群众了。现在有些取消主义者（如马玉夫）说封建社会是奴隶经济，中国没有奴隶了，所以没有封建剥削，这简直是没有历史常识的说话。农奴与古代罗马的奴隶不同的，就是他们的身体不是买卖的商品，地主不能把他们买卖，而且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地主一切金钱，玉帛，房屋，衣食都是由剥削农民得来。所以这时候剥削形式的特征，是地主以土地所有权的关系来隶属农民，以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
纯粹封建社会的时期，自然经济是占着主要的形式，但是有许多生活的必需品（如盐铁等……）不是每个地方都可出产的，这就需要一种交换以辅助自然经济；这种交换的发展引起城市的发生。这些城市多半在宗教教堂与封建诸侯的驻在地，商业与手工业都渐次集合在这些城市来。商业主要是盐铁……等和农产品的交换，手工业是一些简单的日用品的制造。许多日用品既有了专门制造的手工业，（这就是分业的开始）自然比农民自己制的要好些，因此农民渐次用农产品来交换这些手工业品；需要日繁，手工业也就一天一天的发展。同时因为原料出产地与制造专业的关系，于是某些地方某种手工业制造特别的精良，别的地方的人都需要购买这一种手工业品，因此需要商人流通各地不同的手工业品，商品就随之发展起来。这时候手工业生产组织，完全是行会与家庭工业的组织，自己不能兼做商人，而且一定要依靠商人来流通商品；这些商人从中取巧剥夺更多的利润，于是商业资本积垒得非常之快，并且因此造成商业资本支配工业的基础。因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于是行会与商会的组织普遍的发生；行会只限于一城市的组织，而商会因为商品流通很广的关系而联络到许多城市。这时候的城市尽是诸侯与教会的产业，居民负有各种义务和赋税，并且诸侯滥用权力压迫市民，这样是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城市自由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了许多城市反抗诸侯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诸侯允许城市的自治，城市却对诸侯有纳一种经常赋税的义务，所以当时这种城市虽得到了自治权，却仍然是诸侯的附庸。
生产的范围继续扩大，交换的关系随着发展，市场的需要随着增加，于是以前家庭工业的生产组织，与行会制度，、都成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東缚，（因为限制着大批的制造），许多商人便拿出资本在城市中建立手工工厂，协业分工，也就同时发生，以便大批的制造。因此家庭工业的组织与行会制度渐次破坏，手工工厂的组织渐次起来代替他。从家庭工业进到手工工厂是生产方法一个大的进步，于是这一新的生产方法与当时的封建制度发生了极大的矛盾。
手工工厂的生产，须寻找更广泛的市场，以消纳这样大批的生产。于是封建制度的各种组织，——如关卡的繁多，战争的频仍，币制的不统一，度量衡的不一致，尤其赋税的苛重与强迫征收等，都成为莫大的束缚；必须突破这些束缚，才能使生产畅利的发展。所以占有这些生产机关的商业资产阶级，极力帮助当时的君主来消灭这些诸侯统一全国。纯粹封建制度从此崩坏，集权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代之而兴。所以极明显的，纯粹封建制度的崩坏，根本原因是由于与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不适合新兴的生产方法的组织。商业资本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方法的改变而发展，就是马克思所说“产业不断的使商业革命，而不是商业不断的使产业革命”。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使封建的生产组织发生了解体的作用，可是根本动力，还是生产力的发展。
商业资本的发展，侵入了农村，使农村自然经济，渐次解体，商品经济渐次发展，可是农民生活更加恶劣。因为商业资本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及耕种方法和技术改良等事从不过问，只想把农产品变成与城市工业一样的商品，怎样达到这目的，是毫不关心的。这样唤醒地主去适应这新的交换制度，于是残酷的剥削农民。在自然经济的时候，地主剥削农民的生产品只是供给自己的需要并不出卖，所以剥削的程度，终为其本身的需要所限制。商品经济发展以后，这样的剥削无所限制，于是地主用尽各种的方法，以取得农民的生产品送到市场上去出卖，兑取金钱，农民所受的剥削比前更加利害起来（西欧任何一国都是这样的形式）。所以商业资本的发展，侵入农村，并没有改变农村的生产方法，而只是促起地主在原有的生产方法上更厉害的剥削农民；就是马克思所谓“以一种生产直接生活品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变为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并且商业资本与封建剥削互相勾结着一块来压榨农民。
所以城市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家庭工业与行会的生产组织，而进到新的手工工厂的生产方法；（就是从剥削学徒工匠的形式进到剥削雇佣劳动的形式）并且使当时社会制度在适合他的发展的基础上，破坏纯粹封建制度，建立统一的王国。但是影响到农村中并没有改变农村中的生产方法，而只是促进了地主在旧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更残酷的剥削农民。同时城市虽然有相当的发展，并没有超过农村，农村经济（在生产的比较上）仍然是占着主要地位；所以当时的国家组织是建筑在这两种并行的生产方法——农村的封建生产方法，与城市手工工厂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而封建生产方法仍然占着主要的地位。这就是说当时集中统一的君主国家，就是适应两种生产关系的组织，而封建的生产关系仍然占着主要的地位。仔细去考察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便可以把这种复杂的生产关系，看得非常之清楚。虽然削弱了封建诸侯，建立了统一强固的国家，但是并没有把封建贵族的统治推翻，而只是建立了一种贵族与商人的联合政权。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仍然存在，尤其是贵族地主统治农民的特权一点也没有扫除，剥削农民的方法更加残酷，这就极明显的表现着并没有把旧的社会制度根本改变，所以这种国家制度只是封建制度比较进步的组织形态。这种社会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组织形态固然是完全不同的，与封建社会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如果称他为资本主义制度固然是绝对的错误，就是把他从封建制度划分出来称他为“商业资本主义制度”，来与封建制度及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也是同样的不正确的（历史家称这个时期为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只是指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特殊的发展，并不是认他就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一直到工业革命，生产力更进一步的发展，于是爆发了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才把封建制度根本推翻，建设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我们分析每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是建筑在那一剥削形式——生产方法上，并且要把他的主要的条件与次要的条件分别清楚；因此这个时期仍然是封建社会制度，决不能称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根据以上的论断，便不难分析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纯粹封建制度虽然在几千年前——周末秦初——因生产力的进步，商业资本的发展而破坏了，可是起而代替的集权统一的国家组织，是建筑在封建剥削与手工工厂生产方法的基础上；这一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封建地主与商业资产阶级的联合，而封建地主阶级仍然是占着主要的地位。现在取消派的观点认秦始皇起就是纯粹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权，毫无疑问是绝对错误。从秦朝到现在二千余年，虽然经过不断的变乱——农民暴动，野蛮民族的侵入，商业发展与衰败……等，可是生产力与生产方法始终停滞在手工工厂的基础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逾越这个范围。因此农村经济有时候商品经济很发展，有时候又退到自然经济，而他的主要的剥削形式——生产方法仍然是封建的方式。直到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的破坏，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虽然促进了农民的阶级分化，发生了新的剥削关系（富农剥削雇农），可是农村中主要的剥削形式——生产方法一点也没有变更，只是促起地主在旧的封建生产方法的基础上更残酷的剥削农民。城市中虽然发生了大工业，并且发展了几个工业中心，发生了工业资产阶级，可是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上说起来，仍然是很弱小的，农村人口还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根据日本经济杂志的统计），农业生产，还超过工业生产几倍以上，可见封建的生产方法仍然是占着很大的优势。取消派只看“商品经济支配了农村”，便以为是资本主义统治了全国，而不注意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商品侵略而不是本国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展的结果。所以在农村中表现着买办化的商业资本与封建剥削互相勾结压榨，而农村生产方法——剥削方式一点也没有变更。所以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
取消派既然有了这样根本的错误观点，自然对于农村经济的分析走到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更远了。他们认为“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封主已经完全没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集中到商业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剥削的目的与封建地主不同的，因为后者不知道货币经济，他们的目的不过为得黄金，装饰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腊狄克发明的理论，当然托洛斯基是一样的观点）。我们不从剥削的方式——生产方法上来立论，只看地主的出身，和剥削目的来肯定他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闻所未闻的修改。马克思对于封建剥削方式这样的说明；
“在一切经济结构之下，如果直接劳动者仍为生产工具和劳动方法的占有者，……则所有权的关系，必进而为统治与隶属的直接关系，直接生产者必成为不自由者。此种不自由是可以由徭役劳动的农奴制，柔化而为简单的租税义务……名义地主只有用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因此这种经济结构的经济基础，是在于土地所有者从独立生产者——农民身上用超经济的方法，以榨取其剩余劳动。故凡此种剥削方式，就叫做封建剥削方式，维护此种剥削方式的制度，就叫做封建制度。“封建式的所有权……凭之以建立社会组织，其中对立的直接生产阶级，不是古代的奴隶，而且[是]小农奴式的农民”。（马克思文汇卷一）．这就是马克思对于封建制度的定义。极明显的，马克思对于封建剥削的说明是从他的剥削方式上立论，而不根据他的剥削的目的与剥削者的出身。
现在中国经济的结构主要的基础，完全适合于马克思对于封建剥削，和封建制度的定义。农民是生产工具和劳动方法的占有者，地主得以加于农民的剥削，就是利用土地所有权的关系，而采用一种超经济的榨取，统治与隶属的关系，就是建筑在这种剥削的基础上。下面举出的一般情形，证明这种封建方法的超经济的榨取是非常的厉害，等级制度与地主特权都依然存在：
一、地主征收农民的农产品从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从前欧洲封建地主对于农民的征收没有这样厉害，就是商品经济深入了农村的时候，也不过是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征收农产品，就是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之一，欧洲封建时代极普遍的采用，到了商品经济发展了才有部分的变成以货幣[币]代表的表面形式，现在这种形式，有些地方也发生了（所谓折租），但还是极少。
二、租额以外的贡献，如广东的田信鸡，田信米，如湖南的年鸡年肉等。 ‘
三，徭役制的残留，如湖南的应工，江苏的送工等。在欧洲封建时期，农民对地主服役每年十二日，后来商品经济发展了，地主更加紧剥削，才任意自由增加。现在湖南湘潭的“应工”，每月八日，江苏的“送工”每月五日。至于到了四川，云南，陕西等处，还有更长期的劳役，并且纯封建的土司制度都还存在。
四、地主统治农民的特权，也不亚于以前欧洲的形式：地主有民团，保卫团等的武装，有法庭有监牢可以自由审判，处罚，甚至屠杀农民。
五、在社会关系，地主完全是另外一个等级，各省通有的一句话，所谓“东佃父子”，把这种关系表现得非常清楚。一般的情形，地主与农民不通婚姻，地主有冠婚丧祭的事件农民全家都须去服役，甚至农民到了地主家里不能坐在凳上只能屈坐在地下的情形都还存在。
上面的情形，充分证明这种利用土地所有权的关系的超经济的剥削，不只是存在而且非常的厉害，这就是极明显的封建剥削方式；并且这种剥削方式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占着统治的地位。
至于有许多特殊的情形，西欧所没有的，但这并没有动摇这一封建剥削方式与这一封建残余制度的存在：
第一，在土地所有的关系上，已经有可以自由买卖的长期的历史，因此历史的封主已不存在，土地集中到货币资本家手里，这是取消派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理由。这在上面已经解释清楚，根据马克思的对于土地关系的解释，只应看土地所有者所采取的剥削方式是甚么，而不必问他——土地所有者是甚么出身，以及他的剥削的目的是甚么。因为社会制度是建筑在剥削关系上的，如果以为土地是商人所有，剥削的目的是为货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关系，那么古罗马商人购买奴隶来耕种土地，生产的目的也是为货币，难道也可叫做资本主义的关系吗？不是的，这是比农奴制更原始的奴隶劳动经济。并且中国土地的所有关系也不是纯粹资本主义形式的，还带有很深的封建的宗法社会的色彩。土地的买卖并不是资本主义一样的绝对自由，买土地与卖土地的人都必须经过他的宗亲伯叔的允许——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有法律上的意义。假如出卖土地的人不得他的宗族亲戚的同意私自出卖了的时候，那么他的宗族可以提起诉讼，得到法律的保障而将田地收回，这就是一种封建的宗法关系的保留。所以，说他是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极不正确的。并且土地的所有者并不都是集中在商业资本家手里，很多地主，尤其是比较大的地主，多半是官僚军阀，军阀是一种新起的封建诸侯（下面再说明）。如河南的袁世凯，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等都占有很多的土地，几乎在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出身于官僚军阀的。中国每换一次朝代，旧的封建贵族官僚消灭，土地到了农民手里，但是新的封建贵族官僚又渐次从农民身上掠夺过来，兼并起来，这是历史上不断的继续的事实。
第二，中国特有豪绅等级。掌握乡村政权，统治农民的，不一定就是地主，而是一般豪绅。豪绅的产生表面都是经过会议推举的形式，因此有人称他为资产阶级的自治制度，这完全是抹煞乡村实际情形的谎言。豪绅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地主阶级中，大地主很少，中小地主多，在一个地域的范围内，有很多地主，而且所有的土地是互相错杂的，因此这一区域的乡村政权不能归那一个地主来掌握，遂需要一种人代表地主阶级来掌握乡村政权，统治农民；这种人就是豪绅（当然在乡村中还保留一种公社制度的残留，如义仓社坛等，也是产生豪绅的原因，不过是次要的）。所谓乡村中的会议，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有权参加的，普通都只是占有土地的人——地主与半地主的富农，才能参加，实际上就是地主豪绅的会议，占有土地愈多的人，他的权力就愈大，假如他是做过官的，他一定是最有权力的。这样的会议产生出来的人，自然完全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他们在农村中掌握武装，可以自由审判，处罚，以至杀戮农民。假如农民不完纳对地主的义务，他们马上可以责罚。与政府的官吏是连同一气的，他们在乡村中的权力是与国家官吏毫无分别，官吏还要经过他们来抽剥农民，征收一切捐税，同时他们可以自由决定抽收乡村的捐税，所以豪绅就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这一定义是完全正确的。并且他们就是掌握一切公田——社田，祠田，庙田的人，这些公田，也就是公社土地之残留，归了豪绅掌握以后，便利用这些社田来剥削农民，用各种侵吞之方法，把农民所纳的租变成私有，所以豪绅成为了经济上的地主。高利贷商业资本发展以后，他们又是兼营高利债和商业的人，因为他们有权力，不怕农民不还钱。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商业高利贷资本都渐次买办资本化，他们便成为乡村中的买办。因此中国农民，特别仇视豪绅，“打倒豪绅”成为土地革命的第一个口号。所以这种豪绅制度是建筑在封建剥削的基础上的。
至于高利贷商业资本在农村中异常发展，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条件，欧洲各国在资本主义的前期，商业资本发展以后，都是一样。因为商业资本发展，使农产物商品化，更加促起地主为着增加商品，以取得货币，更加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所以农村自然经济破坏以后，农村中根本的剥削形势一点也没有改变，农民遭受着更厉害的旧的方式的剥削而益加穷困，这又造成高利贷活跃的机会。所以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是与封建的剥削相连系相勾结的。取消派认为“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到了商品经济支配了农村，商业高利贷资本成了主要的剥削；因此农民中主要是反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而不是反对地主，至少反地主已经是次要的地位”（陈独秀）。这不光是错误，而且是毫无常识之谈！上面在理论上已经有了充分的说明，现在再把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村状况拿来证明；
“革命前法国农村经济状况，是在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的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已成很显著的现象。……”这样使社会发生变化……贵族地主日趋破产，好些贵族要把土地卖给资产阶级了。于是地主为着避免自己的崩溃，更厉害的进攻农民，恢复地主权利的运动，遍于全国。……于是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与阻止农村工业发展的障碍中间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就是革命的一大原因”。
“农民地租是自然品物，如租谷与工役。……凡耕种或租佃土地，要纳很重的租税，第一每年须缴货币地租，第二缴纳相当收获，其数量为二十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不等。除此之外农民对于地主还有许多极卑贱的义务，地主有无限的特权，使农民简直无以为生。……”
“农民中大部分为占有很少土地的小农……。因商业资本侵入农村的影响，使农民起了很大的分化，已经有占有较多土地的农村资产阶级，一方面经营农业，一方面经营商业及手工业，此外就是自己耕作的中农，和那些贫农。土地分配极不平均，便是纯粹农业省份中，没有土地的农民，仍占很高的百分比例（农民占有的土地，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
“法国在经济上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省各自有关税制度，货物经过各省边界各地方，各城门，各河干都要收税。……在革命前五十年间为便利通商起见，建筑宽大马路，长至一万英里。信用事业亦很发展”。（西方革命史第六节）
从上述的情形我们可以看见，资本主义的侵入农村，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已经非常厉害，另一方面封建的剥削反在这时候加紧起来。正因为如此，才发生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的激烈的冲突，才使农民要更厉害反对地主，才爆发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国的大革命。假如农村中是纯粹自然经济的统治，不只是资本主义的与封建的生产方法无从发生矛盾；而且地主因为自然经济所限——剥削农民只是供给自己的享乐需要而不能出卖，对农民的剥削还没有商品经济发展了这样厉害，因此农村的革命只有商品经济发展以后，才更厉害的爆发起来。
现在中国农村的结构，与法国大革命前比较，第一，自然经济的破坏与农产物商品化比大革命前的法国还更厉害，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深入农村，使农民自然拋弃自己家庭手工业制造的用品，而去购买洋货。最显著的例如以前农民都是穿自己家里纺织的棉布，现在都穿洋布了；从前点茶油，现在都用洋油了。中国商业资本因帝国主义侵入而买办化，这就更加强了他对于自然经济的破坏性，另一方面却又加重他对农村生产方法资本主义化的妨害力，这就使中国农民更加穷困。农产物的商品化也同样的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关系；因帝国主义极力在中国收买农业原料，因此中国农产品要供给世界市场，使中国农业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自然农业商品化一天一天的厉害起来。第二，因此地主的剥削也就比当时法国更加厉害，因为一方面因农产物商品化，使地主更要掠取农民的产物，送到市场上去以取得货币，另一方面因帝国主义的商品深入农村，支出日多，也就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只有厉害的压榨农民才能维持自己暂时的地位。所以近二十年来，不只是田租增加极多——大约从增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譬如湖南湘东一带以前一石田收十六石至二十石租，现在加至三十石至四十石租，押规也跟着增加，从前每石田押规约六十元，现在加至一百五十元以上，而且许多封建的特权更加厉害起来——如地主在乡村中的武装，以及自由审判斩杀农民等。自然这就同时促起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更加仇视而积极起来斗争。第三，农村生产方法的资本主义化，就比法国大革命时要落后些。譬如富农经济——剥削雇农的形式，在当时法国已有很多的发展，现在中国在比例上这种富农经济还是很少的。这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商品的侵略，对农村加以极厉害的破坏，可是资本的积垒却极大部份流到帝国主义手里，表现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中的，只是些余一点的经手费。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用各种的方法极力阻止中国工业的发展，使投资在工业上不能赚钱，就是剥削雇佣劳动的所得，还不及采用封建方法剥削农民所得的这样多；所以中国富农有了钱，不用来扩充自然的耕种，反而投到土地上去，这就是中国富农兼有半封建性的主要原因（关于农民阶级分化的问题到第三章农民运动的策略上再详细说明）。第四，高利贷资本的活跃，也是比法国当时更加厉害，这是因为农民受各种的剥削日益穷困，需要的货币更多，不得不仰助于借贷。这些放高利贷的人，就是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及豪绅，他们与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有关系的。
上面的情形极显明的指示出，正因为商业资本深入农村，尤其是商业资本的买办化，破坏了自然经济，发展了商品经济，却更加助长了封建的剥削方法，增长了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加深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与仇视，而更急激的要求土地革命，这就是这几年农民暴动比法国大革命时还要厉害继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就是农民斗争不只是反对地主豪绅，而且反对高利贷与商业资本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因，可是反对地主豪绅是最主要的斗争。
在世界历史上毫无例外的，经过商业资本的发展，必然要发生极激烈的农民战争，欧洲封建社会的末期，经过商业资本发展以后，接续着几十年的农民战争（主要是反地主而不是反商业资产阶级，看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农民宣言便可知道。），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譬如周末秦初商业资本主义异常发达，因而促进了秦始皇的统一列国，可是不几年就是农民的大暴动，使秦朝覆灭。这就是因为商业资本的发展，更加促进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自然要激起农民反地主阶级的大暴动。取消派以为商业资本的深入农村可以减轻农民对地主的仇视，可以转移农民的仇视到商业资产阶级，因此想以打倒商业资产阶级的口号来代替“打倒地主”的口号，至少把打倒地主的口号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便是帮助地主阶级来模糊农民的意识。这不只表现它们认识上的错误；而且表现他们理论上的反动性。
不错，在城市生产力继续发展，商品经济渐次征服农村的过程中，地主阶级虽然极力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可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终究敌不住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打击，而必然渐次崩溃起来；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地主阶级的某些部份为挽救自己的危险，企图把自己资产阶级化：一方面投资到城市工业，另一方面改变农村中的生产方法，从剥削“自由佃奴”的封建方式，进到剥削雇农的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因此推动着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在西欧各国这样的情形是表现得很利害，特别是在德国，他的资本主义的加速的发展，从落后的农业国很快就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法国，主要就是地主阶级这样“努力”之下的成功。可是中国地主阶级这样的企图与“努力”，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极力扶持封建势力，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中国中小地主阶级占大多数，自身已是异常的穷困，决不能找大批的资本，投到工业方面或者购买机器改变农村的生产方法；第三中国土地分割得很零细，要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必须把土地集中起来，把佃农变成雇农，这是极端困难的。在中国产业发展的历史上，地主阶级已经不止一次的“努力资本王义”；初期的官办工业，固然是表现着当时满清贵族的“努力资本主义化”，以后的历史上仍然有不少的地主投资到工业方面来，或者实行农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可是多半失败，无从发展起来，如南通的张季直，湖南的聂云台等，便是明显的例证。尤其改变农业生产方法的企图更是毫无成功，曾经发现过这样的事实的主要是在江苏，如垦牧公司，与棉业农场等，曾集合大批资本来购买土地，可是在生产方法上仍然是没有改变，极大部分还是分割很零碎的，在佃绐农民耕种，来征收农民的佃租，对农民的压迫尤其厉害，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保卫队，监狱，法庭，农民如有欠租，便可以自由拘捕，处以严重的罚金或坐牢。这样的形式与一般农村生产方法来比较，除开“公司组合”与“土地集中”的一点外，没有别的不同。这就是在所有的关系更资本主义化的形式（并且在集中土地时还有很严重的封建形式，低价勒买，甚至藉名圈地，全不付值，这就与封建诸侯兼并自由地的形式差不多），而生产方法却仍然是封建的剥削，并且生产力也没有提高。这些公司，现在不特没有发展，而且是朝不保夕的状态！这就是因为上面所指出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帝国主义，不只是限制中国工业而且限制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因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并不需要中国农业原料的供给，美国固然不要说，英国主要取之于印度。并且中国原有的特殊的农产物，如茶与丝，现在在世界市场上都因为日本意大利等的竞争，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粮食的生产都因外货的输入而日益衰落，譬如面粉，大部分从美国输入，谷米从安南输入，这样市场缩小的限制，更无法使农村生产方法资本主义化。只有满洲现在农业生产方法的资本主义化，的确有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农业公司，与富农经济，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可是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仍然占着农村中的统治地位。）这是他的特殊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恃满洲为原[农]村供给的最大的场所，并且满洲将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组成的部份，与日本的交通异常便利，对日本工业的供给是极迅速的，满洲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就是在这样特殊条件之下发展的（当然这样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发展，仍然限于殖民地的经济形式）。至于说军阀正在“努力资本主义”，也是不合实际的。现在军阀极力在农村中开辟马路，只能说客观上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多少帮助，并且事实上还是帮助帝国主义的商品深入农村；他的主要的意义是军事上的作用，为着便利作战，为着易于镇压农民，决不能说他们是在努力资本主义化。因为他们在城市中既没有大开工厂，那么开辟马路，自然不是为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或者陈独秀可以举出例来反驳说“不是的，他们开辟马路是为着便利鸦片商业的运输，这就有商业资本主义化的意义”（这并不简单是挖苦的说话，的确桂系在广西开辟马路是有便利运输鸦片的意义，不仅如此，甚至他们举办航空，都是为着运输鸦片。鸦片托拉斯互相竞争的问题，已经成为政治问题）。如果这也叫做资本主义化，那么中国真有“进化到鸦片工业国”（某小报语）的希望，未免太滑稽了罢！在过去军阀努力资本主义化的事，也不是绝没有的，如张宗昌的在山东，组织鲁大公司，建设纱厂，开辟矿山，可是现在通通倒闭了，张作霖，张学良在满洲“努力资本主义化”，（如开设奉天纱厂等）也因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无从发展，自然都是逃不出上面所指出的原因。军阀“努力资本主义化”最有成绩的算是开设兵工厂（不如说是制弹厂，因为开设大的兵工厂，花很大的资本，除了很有根基的军阀，是不这样做的，因为假如自己倒了马上又被别人抢去了，军阀都不做这蠢笨的事的），这是因为不受帝国主义竞争压迫的原因。现在军阀制度崩溃更加厉害，每个军阀倒台更加迅速的时候，他们搜括了钱，只是存到外国银行去，或者简直汇存外国去（这次军阀战争紧张的时候，南京政府的各要人便汇了四千万以上的美金到美国去，便是明显的证明），预备下野出洋后的享乐用费，决不愿投到工业．因为恐怕倒台以后，马上被人家做逆款没收了。总之如果帝国主义的统治不推翻，封建束缚不消灭，任是资产阶级也好，地主阶级也好，不管如何努力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只有失败的。陈独秀们高喊着“地主阶级努力资本主义化”，“中国已到了历史的转变时期”，这不过是他们脑筋中凭空造出来的取消主义的理论根据罢！
因为下层的经济结构上封建剥削方法，仍然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占着很大的优势，自然在上层的建筑物还是表现很大的封建势力，这就是国家封建制度残余形式的军阀仍然能继续统治中国的原因。军阀制度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掠，破坏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的生产，同时又阻障中国的工业化，于是千百万的农村与手工业的破产失业群众，不能找到生活，这样遂造成广大军阀军队的基础。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农村经济商品化，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益加残酷，农民也就益加痛苦，于是到处爆发反对地主剥削的激烈斗争（最初表现的形式，自然没有现在这样明显的革命旗帜，而一种封建的神秘色彩，如拳匪，大刀会，红枪会，哥老会等），于是地主阶级要求一种武装的力量来镇压农民暴动，保护他的剥削，军阀制度就适应这种要求而成立起来。
自然，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已经掌握了中国经济政治的特权，如果军阀不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是不能保持他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帝国主义要尽量的剥削中国农民，一样需要镇压中国农民的反抗，也就极力扶植中国的军阀，来做他的镇压中国农民的工具。所以任何一个军阀都表现着他的“政治买办”与拥护封建剥削的两个特性，也就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互相结合着来剥削中国农民的显著的事实。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政治上的买办是极明显的事实，谁也不反对的；其实军阀是拥护封建剥削的利益，何尝不是一样明显的事实，可是取消派却认为“军阀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否认他们是封建势力”，或者说得巧妙一点“现在军阀极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经济势力做他的统治的基础，所以是努力资本主义化了”（陈独秀），这就不得不把一般人所通晓的问题，再来说一 说。只要举出下面几个极明显的特征来，就足够证明了：
一、强迫征收农民极重的赋税，与以前的诸侯毫无原则上的分别，如张宗昌在山东每亩田征收八元，阎锡山每亩田征六元，河南四川等省预征钱粮到民国廿八年至卅一年不等，任何一省都有层出不穷的捐税，特别在自耕农较多的地方，这样的抽剥常常超过实际地主对农民抽剥以上，从农民收获所得抽剥二分之一以上。这就是马克思所谓“柔化为简单租税义务”的封建剥削。取消派说“外国的捐税比中国还重，为甚么不是封建剥削”，这完全是无经济学常识之谈。封建剥削是取之于农民土地的收获，而且是强迫的；资本主义的捐税是剩余价值分配的一部份，在形式上主要是抽收生产税，营业税，海关税……等，并且不带强迫的形式。譬如发行公债，本是资本主义的方法，但是中国军阀勒派农民购买公债，便带有封建剥削的性质了。
二、军事劳役制的残余形式的存在，如战争时期的拉夫拉车，征船封马，或者比较柔化一点的摊派夫役等，都是一样。
三、分区割据的形式，也与封建时代的封土形式没有甚么差异。每个大小军阀占领的区域无异于一个独立的诸侯，各有自己的关税（厘金），法律，币制，以至外交等。就是每个大军阀下的统一的区域，也要分成许多军区，封给下面的小诸侯去管理，如阎锡山把山西分成四个师卫戍区，再分成二十四个团卫戍区等。
四、在任何一个军阀区域，都是极力保护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固然军阀对地主也征收捐税，但是地主可以完全把他嫁到农民身上，如以前欧洲的自由地主对大封建诸侯一样），保护封建社会关系，极残酷的榨取以至屠杀农民。
我想以上的事实，足够证明军阀是封建关系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利用这样的军阀来统治中国，这就证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结合。至于军阀一样的要保护资产阶级，镇压工人的斗争，这自然毫无疑问的，他既然这样保护封建剥削，难道还会允许工人触及资本家的利益吗？西欧纯粹的封建制度时期也是这样的帮助城市的手工工厂主与商人镇压工人与店员学徒的阶级斗争。所以我们要认识军阀是否是封建性质，一定要从他所采取的剥削方式上来观察。
至于现在蒋系军阀在政治上表现着许多地方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要求，企图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统一集权的政府，这是有他的特殊条件造成功的。第一，他的军队经过长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训练，直到现在还是继续这样的训练。第二，他据有长江下游的地盘，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有力量的地方，自然很易为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他仍没有脱军阀的原型，他的军队仍然是军阀式的军队。尤其是他统属的地方愈扩大的时候，他反映出的封建剥削的关系，也就要愈加浓厚；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能统治全国的经济生活，自然在政治上无法统一全国（此地且不作详细的说明）。无论是谁，占领名义上的统一的全国政府（自然只有名义上的），他就不能不拥护封建剥削的利益，他就不能不与封建势力联合起来（联合的政权），所以现在南京政府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联合政权，这是毫不足怪的。除非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经在全国都征服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光只是商品经济，破坏了自然经济是不够的），占了统治的地位，才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即是资产阶级的统一的中国。不过这是只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取消派主义者的脑中才能有的东西，实际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决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统一，只有工农革命才能负担起统一中国的任务，然而这决不会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而要走向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了。所以蒋介石的统一的迷梦，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利用军阀来建立统一的中国的迷梦，是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即令蒋介石克服现在和他对立的这些军阀——如冯系，阎系，张系等，他自己的部下马上就是代冯阎而起实行割据和他对立的军阀。总之无论是谁，除掉他是占领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局部的江浙以外，他都必然要把他主要的基础放在封建剥削方式——封建生产方法上；因为在生产落后，农村经济占优势的地方，决不能从海外去找资产阶级的基础，从天上掉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来的。
取消派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以前的军阀都加入了国民党，这就表现他们都资产阶级化了”，这一论断的大前提固然已经错了，而且犯了论理学上倒因为果的错误。中国军阀在国民党的北伐过程中，一个一个的渐次加入国民党，变成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这决不是表示这些军阀的资产阶级化，而且恰恰相反，正是封建势力来抢夺这一国民党的旗帜，这一政策的发难指使者就是帝国主义。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上说明这一现象是非常正确的。
“帝国主义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并为使民族运动内增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势力起见，使那些迄今还站在民族斗争之外甚至仇视革命的某部分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党方面来。这种主动的目的是从革命的联合手中（无产阶级，农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以阻碍革命的发展。这些反革命举动的主谋者，便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促使中国军阀加入国民党，正是要使封建势力在国民党里面强大起来，把工农群众压迫出去，而使国民党成为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联盟，成为他统治中国的新工具，这一企图可以说是完全成功了。以前的国民党是以反帝国主义做他的主要政纲，现在的国民党是以压迫工农做他的主要政纲，这难道不是客观的事实吗？现在取消派不说国民党封建化，不说资产阶级妥协封建势力，而说是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化，真是不管事实的瞎谈！尤其奇怪，承认北京政府的张学良是封建贵族的代表，到了挂起青天白日旗便说他是“代表城市工商业大资产阶级”，难道张学良改变了一点他的实际的政策，即变了一点剥削的方法？这除掉替蒋介石宣传“统一成功”以外，还有甚么意义！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因农民反地主豪绅的暴动，到处爆发，的确使封建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动摇到封建势力的基础。可是在革命失败以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联合一致的来反对革命，极力镇压农民的暴动，封建势力又回光反照的一时的恢复起来，而且更残酷的压榨农民，特别是在经过农民暴动的区域。无须乎征引各地冗长的乡村实际材料的报告，只须举出几个极明显的事实来：如各地地主的武装更加扩大起来（如民团，保卫团，自卫团等的增加，如果有确切的统计一定很惊人）；农民在大革命中所得的利益，例如租税减轻，现在不只完全取消，恢复原状，而且更加重征收；已经被农民推翻了或者动摇了的乡村封建秩序，便是完全恢复了；特别是地主在乡村中的残酷的虐待，苛索，以至屠杀，更是一模一样的表现出封建时代领主的特权。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就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无法掩讳的事实，至于各地军阀更明显的割据，一切封建的剥削方式比前益加残酷，把以前改良欺骗的二五减租，佃农条例等都公开的取消了，而且极力帮助地主民团武装的发展。这难道不是表现着封建势力的恢复，不是表现着南京政府正在极力恢复统治乡村的封建秩序，不是表现着封建势力把他 政治上的权力从北京政府移到了南京政府吗？自然封建势力的暂 时恢复，只是一种“回光反照”的表现，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以他经济力的发展来渐次“侵蚀封建基础”，或者使他“资本主义化”， 而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彻底摧毁封建势力的基础，只有暴烈的革命，只有工农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且农村激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从一九二七到现在继续的爆发，工农的红军在农民斗争中一天一天生长起来，他的前途，将要得到正在复兴的城市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而走向最后的胜利。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曾这样的批评托洛斯基：
“十年的经过——一九0五至一九一五，证明……农民的阶级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惊醒了政治上许多睡着的分子，使农村无产阶级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然而农民和马儿夸夫，罗曼诺夫……（地主）之间的对抗，的确更尖锐了，生长了，激烈了。这样明显的真象，即令托洛斯基在巴黎做的文章，再加几十篇，几千句，也驳不倒的。托洛斯基，事实上帮助俄国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他们否认农民的作用，就是不愿意推动农民起来革命。（列宁全集第十三卷）。
现在中国铁一般的事实，不是比当时俄国更加明显吗？买办商业资本的发展，农业生产商品化，一方面固然使农民发生了阶级的分化（富农，中农，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却促进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整个农村的组织，仍然是封建的秩序统治着，农民群众都不过是封建地主宰割下的半自由的农奴；上层的政治组织，特别是封建军阀制度，都是极力保护这种封建秩序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虽然使封建势力受了严重的打击，可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又极明显的恢复起来；农村中固然是封建秩序统治着，豪绅地主有自由宰割农民的特权，上层的政治组织也仍是封建军阀占着优势。在这过程中农民阶级分化加强的事实（富农的反革命与雇农斗争的发展），只是使农村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贫农），更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并没有掩盖过农民反封建势力的主要矛盾，恰恰相反，正因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更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更接受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思想，而急激的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苏维埃的旗帜到处飘扬着，这就使农民与封建势力的对抗，更加尖锐化，激烈化了。这样的真象，就是取消派陈独秀们再多写几十篇文章宣言，除了表现着他们帮助自由主义的反动的思想（如改组派陈公博们否认中国有土地革命的存在）外，还有甚么作用？
他们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意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
摘自《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第136—16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