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社会地位边缘化

　　英国步入工业化时代的18—19世纪是其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妇女地位亦受社会变动的影响。社会学理论认为，个体把对自身的性别认同有机地与社会所规定的性别角色整合起来的过程即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也是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的学习过程。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性别规范的制度——社会性别制度通过个体和社会的互动使性别不平等制度得以延续。工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性别社会化的过程：它建构了积极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女性的边缘化地位；同时它提供了建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觉醒的女性开始展开与男性争取同等社会地位的斗争。

妇女边缘化社会地位的历史延续性

　　传统的“两分领域”及其意识对维多利亚的社会中下层女性边缘化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男性及男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国家、市场等被视为公共领域而受到重视，女性及女性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等被视为私人领域而遭轻视。两分领域与男女角色的分离相对应，形成了关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家庭的传统意识形态。

　　从家庭和情感方面分析，社会转型期英国妇女在整个婚姻包括求爱、恋爱、订婚、缔结婚约、婚后离开娘家的过程中，在离婚和财产处理问题上，仍大多处于被动、受约束和从属的地位。她们还遭受家庭暴力等诸多不公平的待遇，甚至遭遗弃、被卖、谋杀。婚姻一旦破裂，妇女常常以受害者的身份结束婚姻。并且要求女方首先举证的法律规定仍然使妇女受约束；在现实生活中离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随着社会的变迁，妇女在家庭内外的角色和职责有了新的内涵，但与其配偶的主被动关系没有太大的变化。《男人的全部职责》和《妇女的天职》等指导手册强调妇女的家庭职责，它们经过几个世纪的一版再版而延续传统观念，也致使广大妇女把“女主内，男主外”的男性观念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和行为指南。大部分已婚妇女的财产权不存在，只是少部分妇女享有“分授财产权”；1830年前，妻子对其子女没有监护权，诸如此类的史实说明妇女在家庭中法律上的无权地位，体现了性别不平等的思想和实践。

工业化的性别社会化建构妇女边缘化地位

　　工业化进程中男女劳动分工进一步制度化，国家管理制度也进一步性别化，这是工业化的社会性别化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建构了妇女的从属性地位，并使其普遍化和内在化。

　　首先是变动社会中重要的建构性别社会化的场所——学校就通过多种方式使性别角色得到强化和推进。19世纪的技工学校和工人学院具有典型性。男女分离上课是其教学模式的主要原则之一；即便是两性合一，男女合班的课一般只有唱歌和讲座课。学校为女生开设读、写、算术、平板缝纫等极其有限的课程，在于培养其未来做好妻子、好母亲而非职业培训；男生则学气象学、地质学、陶瓷制作、电学、 电铸术、骨相学等利于未来就业的课程。学校管理层的女性也只能担任女生部管理员或图书馆员等边缘化职位。尽管随着公共考试体制的形成和妇女运动的发展，小学教育的规范和大学教育的发展，致使学校朝着技术化教育方向发展，但女性并没公平地与男性分享这种变化。

　　工业化过程中引发了男女劳动力的新一轮分工。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共同影响着劳动分工的社会性别化。“女性缺乏技术竞争力的观念”成为女性身份的一部分，甚至在有些女性看来“进入技术领域”是对其女性身份的威胁。身份成为一种社会机制，它使得男性与技术之间的自然联系得以复制，它镌刻着“父权制的社会准则”，成为对妇女持续进行压迫的标志。

　　纺织技术更新尤其是纺纱生产环节，在广泛使用珍妮机的阶段，妇女在家庭并非在工厂中操作生产工具完成纺纱。有学者认为，一般的纺纱女工虽然不是工业革命的英雄，但是工业革命成功的必备条件。但到后来，她们却被建构成了技术进步的“绊脚石”。从作坊向工厂渐进转变的过程中，妇女作为廉价劳动力成为劳工和雇主之间平衡利益关系的砝码。因此，妇女们获得纺线工作机会的努力实际上是一场性别斗争的结果。教师、护士、职员等服务行业演变成主要是妇女职业的过程也体现着工业化过程在重塑男女技术性地位的同时，妇女地位再一次被边缘化的事实。

　　另外，政府管理工厂或保护劳工的立法及其相关行为也建构着性别分工的差异性。19世纪工厂法的另一种社会作用是强化了父权制，男女在有偿劳动领域的不平等现象更加巩固。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台的工厂法的主要内容是减少纺织女工和童工的工时；1842年的“煤矿及矿工法”规定女工和童工不得下井采矿；1844年颁布的“安全设备法案”规定，只有男工才能维护、保养机器。这些法案实施的背景很复杂，包括国家对工人妻子、孩子、妇女的道德以及家庭的未来的关注：妇女不是外出就业，而应在家庭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1870年小学教育法和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明显地强调：妻子的空间在家里。1870年代后期开始，针对铁钉制作的女工大量地进入铁链生产行业，工厂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妇女和男工们肩并肩地工作有不道德之嫌，对人类的质量造成损害。地方政府也以“婚姻禁止”等手段达到阻止妇女就业的目的。

妇女积极迎接社会转型

　　“积极地迎接社会转型”的妇女一是能动地适应着社会的变迁；二是主体意识觉醒的妇女开始了与男性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女权主义意识应运而生。

　　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具有明显的父权主义色彩。尽管“女性的活动空间极其有限”，但妇女在家庭内亲朋好友的聚会，家庭外的剧院、书社、啤酒店、海滩浴场等社交场所的交往中，以各种形式显示出自己的独特功能及地位，对资本主义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8世纪，女性慈善活动就逐渐活跃起来。到19世纪，妇女慈善社团的积极活动成为慈善业的新特征。她们通过社会慈善工作履行着公民的义务，也对社会的稳定和贫弱阶层的社会保障作出了贡献。

　　妇女们在政治领域的活动也充分说明其能动的作用。英国妇女通过联姻建立名门望族家庭间的关系，通过信件或谣言的传播，影响舆论网络的形态；通过资助，影响政策内容；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揭示男性权威机构的无能。

　　在争取对孩子的监护权、争取已婚妇女财产权、争取选举权等系列斗争中，在反对不公正的奴隶制度、传染病法等的斗争中，妇女向社会展示了女性的潜力，她们有能力学习、工作和斗争，拥有进入职业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能力。她们挑战主体意识形态，显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在其中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能够批判男女不平等的现状，由此进一步发展了女权主义的意识。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31日第176期8版“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