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闽江流域上下游间经济联系再考察：以粮食贸易为视角
【内容提要】闽江流域上下游之间自明清以来长期存在着倾斜性的经济联系，具体表现为上游向下游输出较多的产品，而下游对上游输出则少，原因在于两地自然条件上的差异。这一倾斜性联系在进入近代后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原因为流域区域化之后的整体特性，即对域外进出口贸易的高度依赖性。此外，近代闽江流域社会环境的恶化及区域中心城市不能发挥核心辐射功能是闽江流域上下游间倾斜性经济联系持续存在且不断加大的另一主要原因。
【关键词】近代闽江流域；经济联系；粮食贸易；对外贸易
闽江为福建全省最大的河流，同时亦为水路交通的大动脉，在福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上游区包括建溪、富屯溪、沙溪三大支流；中游区（指南平一水口段，又称剑溪）支流有尤溪、古田溪；下游区干流自水口以下，支流有大樟溪、梅溪，干流总计长577公里，全流域总长度为6，145公里。【1】从地理范围上看，闽江流域包括北起浦城，南至德化，西到宁化，东临罗源的广大地区，其整体可分为两部分，上游属于华中区的江南低山、丘陵、盆地小区，下游地区则属于华南区的闽粤沿海丘陵、乎原小区。自明清两代以来，闽江上下游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一直不平衡，且存在着倾斜性的经济联系：下游较上游发展程度高，但向上游输出产品较从上游输入产品少。陈支平教授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并把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归于两地自然条件上的差异。【2】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福州开埠，闽江上下游间经济的倾斜性联系有进一步加强之势，但表现方式和原因却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本文以闽江流域上下游间流通的主要商品粮食为例来对此做进一步剖析。
一
福建自明清以来就是粮食不能自给的省份，闽江流域自不例外，受耕地面积及人口影响，上游山区往往向下游地区输出粮食，这使得粮食成为流域上下游间流通的主要商品。【3】福州开埠前，依朱维幹教授引清乾隆时期闽县人郑光策著《闽政领要》记载，闽江流域各省粮食自给状况如下：
余粮县：福州府之闽清、永福（永泰）二县；延平府之南平、沙县、顺昌、将乐四县；建宁府七属及邵武府四属，其中以浦城、建宁两县为著；汀州府属的归化县等
自给县：屏南、古田、连江、尤溪、大田、德化等县
缺粮县：闽县、侯官、长乐、宁化、清流、永安等县【4】
而又据林庆元教授的研究，晚清福州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后，闽江流域各县粮食余缺情况如下所示：
余粮县：古田、屏南、闽清、永福、宁化、清流、邵武、泰宁、光泽、浦城、松溪、政和、建安等
自足县：大田、德化、建宁、顺昌、建宁、瓯宁等
缺粮县：闽县、侯官、长乐、福清、连江、归化、南平、尤溪、永安、沙县、建阳、崇安等【5】
由此可知，同清中叶相比，晚清闽江流域内部粮食的供销情况有了些许改变，原来作为粮食输出县的闽江上游诸县份如南平、沙县、顺昌、建宁、建安、瓯宁、建阳、崇安等开始由余粮县转为粮食自足或缺粮县，也就是说闽江流域上游有余粮外销的延建邵三府粮食下运大为减少，如清末的浦城县，其“米产额为福建北部各县中闻名，平年约五十万石向各地移出，当局因需给关系，限每月五千石，因为米谷移出导致米价上腾，惹起平民的困难，实际移出十万石以上”。【6】米价上涨的原因在于粮食出现缺额，这说明传统的粮食输出地区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变化，它们甚至一度成为粮食输人区，如时人称“福州向资浦城、泰宁溪米，今废蹭田，反将海运之北米盘济上游”【7】。一遇荒年，闽江流域上三府更加需要下游经由福州输入之海米接济，如南平县“光绪丁丑三年闰五月，东溪大水人城，铁像坊至东门大街水深数尺。……时米价昂，官开粜，于天宁寺运海米接济”【8】。
这一时期的闽江上游山区部分县份需要依靠下游海米接济，从表面上看，当然可以认为原来的上游接济下游的倾斜性经济联系在发生转变，但究其实际，却未必可作如此观。因为这一粮食倒流现象是发生在上游山区“蹭田”废为茶山之后才出现的，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基于国际茶叶市场兴盛而出现的上游山区茶叶种植业的勃兴。
近代闽江流域茶叶的种植以上游山区为盛，该地区同时也是传统的粮食种植区，在茶叶种植兴盛的同时，粮食生产必然受到削弱。清人郭柏苍在《沁泉山馆诗》中写道：“年来通商号令行，穷黎遍享茶山利，高阜小邱恣铲除，百万磳田一朝弃。”【9】贈田即山田，由此可知，当时的农民不仅是将山地开为茶山，而且将山田亦用以种茶。另外郭起元在《论闽省务本节用疏》写道：“闽地二千余里，原隰饶沃，山田有泉滋润，力耕之原足以给全闽之食。无如始辟地者，多植茶、蜡、麻、苎、蓝靛、糖蔗、离支、柑桔、青子、荔、奴之属……闽地既去七八，所种秔稻、菽、麦亦寥寥耳，由是仰食江、浙、台湾。”【10】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对粮食生产的侵害。
事实上，茶叶等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对粮食生产的危害性还不只是侵占农田。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同时也破坏了近代闽江流域上游产粮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与泥石流现象，导致田地的贫瘠化，从而影响到了当地的粮食生产。清末建瓯人蒋蘅以其家乡为例对这一情况进行丁详细剖析：“建多山泉，田不畏旱，古有大旱大熟小旱小熟之谣。缘山中林木阴翳，冬春雨雪之水渗入土脉，溢为泉眼，在易山下出泉，水草豢密……自开茶山寸草不留，泉眼枯竭，雨泽偶愆，田立干涸，当春雨时山水溜急，沙土并下，壅场旁塌，旁田旋加修治，而黏土在下，砂土在上，遂缠变原地硗，确又水无树叶草根浸渍，气不膏润，亦不能乳田。年来即不遇旱涝虫蛽则田土较昔薄收，皆以山光之故。”【11】
闽江上游山区经济作物大量种植的同时也吸引外地移民大量进入，从而导致当地人口迅速增加，粮食消耗也随之增大，这使得之前闽江上游山区因人口稀少而能外输粮食的局面为之改变。据载，清咸丰朝后，闽北茶区，每届茶季，从江西来的茶工多达数十万人。【12】这些茶工依茶季起止而来往。属季节性迁移。另外有浙江处州人到闽北养菇及制造乌烟，每年秋初而来，春末而归，人数达三万之多。【13】再如闽西北山区为福建香菇产区，其生产者多为浙江庆元、龙泉、景宁三县菇农，他们每年冬来春返，民国时期人数常达二十余万。此外尚有省内闽南漳泉一带的茶农移居闽北租山种茶，制茶师移居闽北制茶；闽江中下游一带伐木工人移民闽西北林区砍伐林木；漳州、永春造纸工人移民闽北产竹区造纸；寿宁人移居政和冶铁，制作砖瓦、陶器；兴化人移民建瓯租山植杉等。至清末，闽江上游地区延平、建宁、邵武三府移民人数计达74．4万，占三府人口总数的31．7％，其中以建宁府为最多，约占其人口总数的41．7％。【14】大量的移民进入闽江上游地区给当地粮食消费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并且进一步导致这些传统的粮食输出区不仅不能继续向下游地区输出粮食，而且一度还成为粮食的输入区。蒋蘅在其《禁开茶山议》里对这一问题有着详细的叙述：“（建安、瓯宁）两邑出米仅足自食，浦松政商运至郡者当供阳崇搬籴。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千厂则万人，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合计又数千人，田不加间而岁多此万数千人耗食，米价安得不贵？十三四年间，稍伤虫蚁收获尚及六成而米价至八千一石，为从来所未有，向时石四千即须开仓平粜，倔是四千为常价矣。”【15】人口的增加导致粮食供给紧张，从而造成粮价的大幅上涨，如建阳县“春二月，突添江右人数十万，通衢、市集、饭店、渡口，有毂击肩摩之势，而米价亦顿昂”【16】，本地米价的上涨同时也使得原来外销之米仅供甚至不敷本地食用，成为这一时期闽江上游产米区所面临的新问题。
如此看来，近代闽江流域上下游间倒置的粮食贸易只是上游山区大量发展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结果。那么是否上游山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会使得两地之间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缩小甚至均衡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近代闽江上游山区茶叶经济兴起的根源在于国际市场对其的需求。近代初期的闽江流域本身即是作为一个大的产茶中心出现在中国对外联系的舞台，也正是基于此，“人们认为福州开辟作为通商口岸具有伟大的前途”【17】，这里的人们显然指的是来自西方的殖民者。这使得上游山区茶叶的输出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即是被动地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大量的茶叶虽然经由下游的福州出口，但毫无疑问，这不能视为是上游对下游的商品输出。
第二，近代闽江流域上游山区的茶叶输出虽然曾为流域带来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由于经营这些产销贸易的商人多为福州商人和流域外商人，因而由贸易带来的财富多数仍归于这些商人所有，本地人获之甚少。如光绪年间浦城县，“地当孔道，海禁未开之日尤觉冲繁，五方杂外，向来本多客民。……城乡市镇列肆坐廛客民十居八九，而以江右人为最伙。负贩食力之流，又大半者皆浙江人。至挟货运同，转运舟车，懋迁货物者土人亦十五一二，客民持筹握算，无不坐致丰盈，本邑居民惟坐收地毛之利而已”【18】。再如沙县，“布帛之利，江浙之民取之；鱼盐之利，福、兴之民取之；药材之利，江西之民取之。其开厂以取材，则汀州人，其贩杂货以求利，则下南也”【19】。从经营茶叶、木材和纸输出贸易的商人构成来看，茶叶商人中除洋商外，中国商人多为粤商和下府（即闽南沿海）商人；就木材商人而言，《支那省别全志》称福州的木帮主要是由外地木材商组合而成，分为南帮、北帮，而南帮多泉州商人，北帮为上海、宁波、乍浦（浙江）等地商人。【20】
第三，产业改良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基本指标，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上游山区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得利，然后这种收入的支出以各种消费品为多，缺乏产业再投资，因而使得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长期处于低水平循环，其优势很快消失迨尽。一般而言，近代闽江流域的特产输出区同时也是输入商品的主要消费区，也就是说出口直接影响着进口。就输入商品种类来看，近代闽江流域的主要输入品以棉布、米谷、棉纱、豆饼、糖、麦粉、鱼介海味，豆类、肥田料、五金、纸烟、煤油、及药材等物为大宗【21】。就1905—1930年福州口历年输入商品的情况来看，排名前几位的多为米谷、棉纱、糖、鱼介海味、五金及煤油等。除棉纱外，其余皆为日常生活的消费品。【22】除日常生活的消费品外，输入的商品也不乏无益消耗型的消费品如纸烟等。除此之外，近代初期闽江流域各县人们因农副土特产品大量输出得利，生活趋于奢华，如政和县“年青妇女，剪发皮革，颇尚摩登，茶叶兴盛，风俗为之变”【23】。再如建宁县“土地膏腴，专有鱼、杉、油、漆、苎麻之利，以通商贾。邻于建昌，染为奢俗，谚曰：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百金之家十遭宴宾而亡”【24】。
二
然而，近代闽江流域上下游间倒置的粮食贸易，其存在时间也非常短，这与茶叶输出的衰落直接相关。19世纪80年代后，闽江流域的外销茶叶因质量低下以及印度、锡兰茶竞争的原因而逐渐衰落，很多茶园因茶业的衰落而荒废或者改植其它农作物，如光泽县“自咸丰、同治以来，遍处科茶，生息亦广，近因价钝，多荒废不理矣”【25】。再如建阳县“自五口通商，民竞业茶，茶疲而仅守农田”【26】，与此同时，农民在茶利大减的情况下开始把眼光转向其它有利的作物种植如番薯等。1892年闽海关税务司法来格在十年报告中称“种茶已成为无利可图的职业，农民逐渐放弃这种一度被他们喜爱的行业。以前生产名茶的几个有名茶区已经出现衰落景象，种茶被忽视了，番薯和其它蔬菜在茶园周围出现了。”【27】茶叶贸易的持续衰落使得人们对其的兴趣大为降低，以至于“本地种茶人正在认真考虑在本来是茶园的地方改种其它农作物，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忍受种出了东西却得不到报酬的状况”。【28】到了20世纪20、30年代，海关报告称“晚近茶叶贸易更觉疲惫，农民无利可图，率将茶树铲除，改种他项有利植物矣。”【29】番薯等其它农作物的种植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粮食供求压力，甚至可以代替一部分食米，输出外地。以崇安县为例，20世纪30年代全县番薯产量仅次于稻谷【30】。
这样，民国闽江流域上下游各县的粮食余缺情况较晚清有所改变，具体表现为上游各县重新恢复为粮食自足或有余。如下表所示，晚清时期呈缺粮状态的永安、沙县、崇安、建阳等地基本已实现粮食自足或基本自足；而缺粮诸县仍以闽江下游各县为主，如闽侯、闽清、南平、尤溪等，余粮各县仍基本上来自上游山区诸县如邵武、建宁、光泽、建瓯、浦城等，基本上恢复为鸦片战争前流域粮食贸易格局。这意味着闽江流域上下游间的倾斜性经济联系仍然存在，而且随着上游山区茶叶的由盛转衰以及福州成为流域中心城市，实际上被进一步强化。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闽江流域内部粮食流向的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一是粮食贸易总量的减少，清末这一总量约为50万担，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这一数字为110万担，而民国后期就跌为约35万担，较晚清时期尤为不及。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即是以建瓯和洋口为中心的闽江上游地区粮食的转运，其重心逐渐由福州向闽北靠拢，以民国二十年（1931）年为例，该年由建瓯向福州方向输出的大米为204，000市担，运往闽江各地的米计85，000市担，各占转运总数的70％和30％，这一比例到了民国二十三（1934）年就分别变为52％和48％；洋口方面变动更为明显，民国二十（1931）年运往福州的米计40，000市担，至闽北各地的为20，000市担，分别占转运总数的67％和33％；而到了民国二十三（1934）年洋口运向福州的大米计5，000市担，而至闽北各地的为15，000市担，分别占转运总数的25％与75％。【32】这说明闽江流域原来以下游为主要对象的粮食流通因外粮的输入而改变，而导致下游依赖外粮局面的出现则是上游山区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剧减。
首先，20世纪30年代以后，闽江上游山区因军事斗争的开展而处于地方不靖的局面。在这些地方，农民的粮食生产虽然仍在进行，但多自种自食，绝少输出，很多地区倒退回自足自给的状态。军事斗争开展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地驻军人数的增多，给粮食供给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以建阳县为例，当时的报纸称：“建阳蕞尔弹丸之地，本为海陆队防地，日来军队驻扎该处者，计有海陆队二旅二团二营营部，营长为林耀东，省防军第一旅司令部，此外尚有陆战队林秉周旅长所统属之建阳县民团、常备队，队长为廖光亭及潘厉所统属之瓯阳松政崇五县民团常备之第二大队，眼下四军云集，供应浩繁，今日索饷，明日借饷，该县人民已大难负担……”【33】。另外兵燹过后，当地人们多四散流亡，土地大量抛荒，以崇安县为例，民国后期其土地抛荒十之有八，以致于1936年“绥靖主任蒋鼎文，前赴闽北，道经崇安，目击该县地广人稀，令各部队招集领垦民众，或以遣散老弱兵，前往垦殖”。【34】
其次，食粮税捐过重以及币制混乱导致粮食运销手续甚为繁琐、且运销成本过高成为上世纪30年代后上游山区粮食生产流通剧减的另一主因。该时期内各地食粮税捐名目繁多，区有区公所捐，县有县出口捐，此外尚有保卫团捐及公益捐等等名目，且税率过重，检查手续甚烦。以建瓯县为例，1935年8月27日，“建瓯县第二区农民，以教育局、育婴堂、工艺厂、民团、图书馆争相抽米捐以为补助费”；【35】1932年闽江流域溪商列举上游地方沿溪苛捐杂税之弊，要点如下：
一、延平之沿水公路局，名为配债，实则征收百货捐，按重过坪提高估价，……公路虽须建筑，而配债何能独责货商，此应请改善办法者一也。
二、大秤，尤溪口、三都口等托运处，相距不过数里，货船经过查验征收，节节留难……
三、延平洪山内河航运两管理处，竹岐水口，两稽查处，有护运之名，无护运之实，上下水货船，仍须沿溪交纳土匪费。
四、东溪方面，如建瓯护运处，水吉护运处……西溪方面，如沙县护运处，沙县临时值百抽八之给养费，沙县爆烈品捐，迷信品捐……邵武、光泽刈匪盘查所之米捐，每担三角，盐捐每包三元，百货捐临时估计，进出口一律征收……。
五、延平、尤溪两处所铸之小洋，出入不均，出十角当一元，收十六角或十二角当一元，商贾贸易，实受绝大损失。
六、沙、永、尤溪等处，所发不兑现之广裕票，流转商场，贻害实属不浅。【36】
由其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税捐和币制紊乱而给货物运销所带来的巨大困难，再加上沿途土匪横行，交通不便等因素，粮食的运销额难免会大大降低。
再次，闽江流域在民国后期与全省一样出现了地权高度集中的现象，以建阳县为例，其第三区的所有土地被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地主所占据，约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民与土地所有者结下了租佃关系。【37】与土地集中相伴随的是租佃制度的盛行，以全省而言，民国二十年自耕农、半自耕农与佃农所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7％、33％和40％，半自耕农与佃农之和高达73％，之后直到抗战爆发，全省自耕农所占比例逐渐增加而佃农所占比例有次第减少之趋势。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即是因土地报酬递减，佃农租种他人之土地，获利甚微，或竟无利可获，故多弃而不佃，在土地所有者方面则因无人承佃，也只有收回自耕，故自耕农有逐年增加的趋势。【38】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即是由于高额地租及高利贷而造成的农民的贫困化。民国后期闽江流域各县的地租之高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就定额实物地租而言，一般居于40—50％之间，建瓯县竟高达60％，【39】农户所得除去肥料、农具、人工等成本外，还要负担各种苛例。据统计，在抗战爆发之前，耕种十亩田地之佃农，年亏本十二元一角五分【40】。这势必造成了大量佃农的弃佃，从而形成了上述局面。除了高额地租外，高利贷也是造成农户贫困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近代闽江流域农村因缺少经营得法的金融机构，故农户在急需用款时往往向地主、商人、富户借高利贷，负担沉重的利息。以建阳为例，其高利贷利息由三四分起码，甚至高至五六分；另外屏南县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借干谷五斗，到了秋收须还青谷一石，甚至借国币一元也得还青谷一石【41】。类似的高利贷给农户带来了进一步的负担，使其陷入持续的贫困当中，其后果自然是更多的农民弃田不耕，从而造成了粮产下降、粮食运销衰落的情形。
由此看来，20世纪30年代后，闽江流域上下游间以粮食流通为主的经济联系的式微并不意味着两地间倾斜性联系的中断以及差异的减小，相反地，上游山区的经济状况因流域内部粮食贸易的衰落而更加趋于恶化。
三
总的看来，闽江流域上下游间经济的倾斜性联系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在步人近代之后进一步被强化。以这一倾斜性联系的主要内容粮食流通为例，先是鸦片战争之前上游山区向下游输出粮食，晚清五口通商后由于被动地卷入国际市场、上游山区大量种茶叶等经济作物而使得这一联系中断甚至倒置，但由于闽江流域这种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以农副土特产品交换机制工业消费品，这本身就是不等价和不平等的，在近代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大背景下，闽江流域也经历着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的过程，这使得上游山区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发展，相反地使得原有的粮食经济遭受破坏。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近代闽江流域的农业和农村社会遭受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及洋行、买办的剥削和榨取，呈持续的贫困化状态，【42】闽江流域上游山区不仅不能向下游输出粮食，甚至粮食自给一时都成为难题，之前存在的倾斜性经济联系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已不存在，但实际上是被进一步强化的，而两地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自不难想象。
20世纪40年代中叶，对于福建经济的出路问题，当时的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涉及农业、工业、金融业等多个方面，论者一致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福建经济发展的关键。【43】只有在农村土地制度有了变革以后，农民方得以保有其生产成果，然后农业资金才易于积累，生产力才可以提高。事实上，世界上诸先进国家的现代化，莫不是以改革国家土地制度为着手点，辅以中心城市的核心辐射力，在人力、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促使农业改良及发展，进而谋求产业升级。但近代闽江流域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却一直未能实现，最多只是推行农业生产合作制度，把佃农合法组织起来，在不妨碍地主原来权益的范围内，实施生产与分配。这显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近代闽江流域上游山区农村落后、农业经济衰败的局面，流域上下游间实现均衡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注释与参考文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近代闽江流域社会经济研究（1861-1937）”（批准号09YJC770043）及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区域、市场、政府：近代闽江流域发展研究”（批准号2008C025）系列成果。
【1】林观得编著：《福建地理》，福建省政府教育厅1941年，第20-21页。
【2】陈支平：《闽江流域上下游经济的倾斜性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1-30页。
【3】胡寄馨：《明清时代福建粮食问题》，《社会科学》，第三卷第三、四期，1947年12月，第61页。
【4】朱维斡：《福建史稿》（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4-475页。
【5】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另据日本三五公司于1907年的调查资料称，建宁、崇安两县为粮食输出县，年输出均在五十万元以上。见《福建事情实查报告》，三五公司，1907年，第71页。
【6】（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东亚同文会，1920年，第586-587页。
【7】黄清美：《止斋遗书》卷五，转引自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6页。
【8】吴杖修，蔡建贤纂：《南平县志》，卷二，大事志第三，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178页。
【9】（清）郭柏苍：《沁泉山馆诗》卷上，《郭氏三刻》本，转引自徐晓望：《商品经济与明清以来福建自然环境的变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第59页。
【10】（清）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清）贺长龄辑、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三六：户政十一，农政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93页。
【11】（清）蒋蘅：《云廖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第22页。
【12】（清）卞宝第：《卞制军奏议》，卷十一，第9页。
【13】闽省商业研究所编印：《闽省各商之习惯》，《木煤商之习惯》，第8页。
【14】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0页。
【15】（清）蒋蘅：《云廖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第21页。
【16】（清）陈盛韶：《问俗录》，卷一，建阳县，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17】（英）卫京生（Wilkinson）著、刘玉苍译：《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的情况》，《福建文史资料》第一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38页。
【18】（清）翁天枯等修，翁昭泰等纂：《浦城县志》，卷六，风俗，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04页。
【19】梁伯荫修，罗克函等纂：《沙县志》，卷九，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809页。
【20】（日）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1920年，第631-653页。
【21】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计》，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1935年，第69-87页。
【22】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计》，第18页。
【23】陈愧三：《政和茶考》，1941年手抄本，第15页。
【24】（清）王琛、徐兆丰修，张景祁等纂：《邵武府志》，卷九，风俗，建宁县，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65页。
【25】（清）钮承藩修，何秋渊纂：《光泽县志》，卷五，舆地略，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554页。
【26】赵模修，王宝仁等纂：《建阳县志》，卷七，实业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821页。
【27】《闽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池贤仁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福州：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374页。
【28】《闽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池贤仁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88-389页。
【29】《闽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池贤仁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35页。
【30】刘超然等修，郑丰稔等纂：《崇安县新志》，卷十九，物产，关于国民生计者，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500页。
【31】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第579-580页。
【32】巫宝三、张之毅：《福建省食粮之运销》，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3—15页。
【33】《福建民国日报》，1931年4月23日。
【34】《江声报》，1936年5月4日。
【35】《建瓯篓米亦受重迭剥削农民呈省乞免》，《福建民报》，1935年8月27日。
【36】《上游沿溪苛捐杂税，溪商列举六大项》，《江声报》，1932年8月20日。
【37】傅家麟主编、陈明鉴校阅、丘汉平审订：《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第35页。
【38】郑林宽：《福建省租佃制之统计分析》，福建省农业改进处调查室1946年，第3页。
【39】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40】徐天胎：《福建租佃制度研究》，《福建文化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编印，第77页。
【41】傅家麟主编、陈明鉴校阅、丘汉平审订：《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第14页。
【42】张来仪：《论福建工业建设》，《社会科学》，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1946年6月，第118页。
【43】参见侯刚：《泛论福建省地方经济建设》，《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1945年9月，第115-123页；张来仪：《论福建工业建设》，《社会科学》，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1946年6月，第114-132页；徐吾行：《近年来国人对于福建经济研究总述》、张来仪：《福建工业形态论》、章振乾：《福建农业经济论》、陈明鉴：《福建金融论》，《社会科学》，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1947年12月，第3-12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 361005）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