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黄帝纪年”倡行的两次高潮及意义

　　“黄帝纪年”是与中华人文始祖相关的历史纪年方法。“黄帝纪年”，在辛亥革命之前即清末时期，以及当代有两次讨论高峰。百余年来“黄帝纪年”的两次倡行，虽然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却又有着共同之处，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亡国灭种之际 盛谈黄帝纪年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兴起纪年改革的热议，尤以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最为倡行。最早使用黄帝纪年者为严复，他在1898年出版的《新史学》杂志中发表了《有如三保》一文，使用了“开国自黄帝至今四千三百八十六年”的说法。但学术界公认最早倡行黄帝纪年者为刘师培，他在1903年正式发表了《黄帝纪年说》（《黄帝纪年论》）。他说：“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他认为，康有为倡孔子纪年，是以“保教为口实”，而他倡行黄帝纪年，是以“保种为宗旨”。他还谈及使用“黄帝纪年”的三大好处：一是“黄帝之前，历史事实少，孔子之前，历史之事实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二是“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三是“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公纪年用黄帝，则君主专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他在最后所署的时间为“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刘师培的观点，得到了社会积极的响应，一时以黄帝纪年为热潮，章太炎、宋教仁等人以及《江苏》、《民报》等刊物，也都改行黄帝纪年。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1912年1月2日），通令各省的电文中云：“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因此，黄帝纪年在辛亥革命之初达到高潮。在共和政府成立之际，明确阳历革命酝酿过程中，最为畅行的是“黄帝纪年”。

　　在清末的十余年间，黄帝纪年虽然成为革命时尚，但对于黄帝纪年的起始之点却有着不同的说法。如严复说以1898年为黄帝纪年4386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488年。刘师培说以1903年为黄帝纪年4614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711年。《江苏》等刊说以1903年为黄帝纪年4394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491年。同盟会祭黄陵文说以1908年为黄帝纪年4605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697年。宋教仁依据《皇极经世》、《通鉴辑览》等文献考证，以1905年为黄帝纪年4603年，并得到了革命党人的赞成而广为流传，也为孙中山通电所采用的说法，其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698年。因此，黄帝纪年在辛亥革命后未获采用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对黄帝起始年认识上的分歧，而这一点单靠传统文献显然是解决不了的。

世纪末的炎黄文化研究高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形成了高潮，这一高潮有如下若干标志：一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正式成立，并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炎黄文化研究会。二是各地对炎黄为代表的人文始祖资源的开发，并以陕西黄陵、河南新郑为代表的黄帝祭拜活动最具代表性。甘肃天水、河南淮阳的伏羲祭拜活动，湖北随州、湖南炎陵、陕西宝鸡的炎帝祭拜活动，河南内黄的颛顼、帝喾祭拜活动等，具有较大的影响。三是编辑出版了《炎黄文化研究》等专门刊物，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河南新郑出版了《黄帝故里通鉴》、《黄帝故里志》，陕西宝鸡出版了《炎帝志》等，均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尤其是《炎黄汇典》的出版，在炎黄文化研究方面具有奠基意义。

　　在炎黄文化研究与开发热潮中，中华文明与历史的纪年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96年国家正式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历史、考古、古文字、天文以及测年技术的诸多学科专家协同攻关，于2000年正式发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了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商代纪年为公元前1600—前1046年，西周纪年为公元前1046—前771年。目前正在推进的文明探源工程，也正在进行基础性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黄帝纪年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是学界与民间关注的重点，贵州大学张闻玉教授依照文献，推出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600年。河南新郑学者赵国鼎，于2003年出版了《黄帝甲子纪年表》，提出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997年。

同样的热议 不同的内涵

　　认真比较100年前后的两次黄帝纪年的热议，从中可以看出，黄帝纪年问题从一开始就与政治、与社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00年前的黄帝纪年说之所以倡行，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关联。一是黄帝纪年的盛行是当时社会危机的深刻反应。在清末，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欺侮，使每一个有着爱国情怀的中国人都产生了民族危机意识，尤其是对清朝统治者失去信心。满汉民族之间矛盾的激化，实际上从道统上根本否定了清朝统治执政的正当性。因此，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子纪年”，以刘师培为代表的“黄帝纪年”，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共和纪年”，以高梦旦为代表的“耶稣纪年”，以钱玄同为代表的“帝尧纪年”等各种学说争议激烈。“认同和使用何种纪年，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区分各种政治势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二是黄帝纪年的盛行也是辛亥革命的舆论先声。辛亥革命之前的十余年间，各种思想与学说十分倡行，实际上与道统的正当性有极大关联。清政权建立之后，统治者已意识到治汉人必用汉法的重要性，因此将儒家文化奉为正统。如在对先贤的祭祀方面，其力度与规格都超过了前朝，并以此将满汉矛盾降至次要位置。清末的二十年间，国家危机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使国家真正图强自存，必须进行革命已渐成主流趋势，因此以黄帝纪年为代表的各种思想与学说的倡行，“可以理解为清末这些士人为了把满清政府和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作出区分而应用的一项斗争策略，是他们表达反抗情绪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在它的背后隐含着晚清士人寻找新的国家认同的巨大努力”。实际上，这种争论，为推翻清朝统治，制造了更多更大的舆论。辛亥革命之后，当共和政府成立之时，也就是说当政治目的达到后，纪年之争也就偃旗息鼓了。

　　100年后的当代，在中华民族历史复兴的进程中，黄帝纪年说以及以中国元素为特色的年号纪年的倡议，再度成为热议的关注点，而两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对内与对外的不同。清末所形成的黄帝纪年讨论，是在外国列强欺侮之下，以纪年的变更否定清朝统治的正当性。而当代黄帝纪年的讨论，更多地表明了中国国力增强之后，对文化传统的呼唤，对文化特色的彰显，这实际是民族自信心的具体体现。二是忧患与振兴的不同。清末关于黄帝纪年的讨论，是在国家贫弱的条件下，士人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而当代黄帝纪年的讨论，实际上是民族振兴过程中，在世界潮流中更加凸显中国文化特色的体现。从百余年思想倡行的轨迹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中进行选择，中西文化的分别倡行也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如果说与国际接轨，在过去更多地是遵守西方规则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规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标准，以黄帝纪年为代表的中国元素的纪年讨论，无疑是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强国、民族自信心倍增的具体体现。因此，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国家正式使用有中国元素的纪年，或者说中西纪年并用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西元（公元）纪年所存在的技术缺陷，而忽略了黄帝纪年上古时期的不确定性，要利用现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新成果，结合传统文献，进行多学科的合作攻关，使新的纪年更加凸显科学性。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3期8版“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