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视野下的传统史学
【内容摘要】现代国家视野下的传统史学，名义上是一种“国家史学”，实际上是一种“朝廷／政府史学”。中国史学的直接源头是国家记事。历史意识的强化是历史编纂产生的内在基础。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也是历史书写的中心，帝王将相中心观决定历史书写的面貌。王朝史编纂成为主流，官修处于垄断地位，政府控制着国史的编纂与传播。国家史学保证了史学传统的持久性。天下史编纂实现了文化的大一统塑造。国家制约了史学的发展方向，国史一股独大，影响了其他类型史书的存在与发育。凸显“国家史学”，主要是为了发展民间史学。
【关键词】国家视野；传统史学；国家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10—0105—12
【作者简介】钱茂伟，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
对中国史学客体的认知，是一个无穷的过程。转换一下角度，就可能看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新知。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国家，中国特色的核心在于它的国家管理体制，政府在社会事务管理中扮演了非常强势的角色。因此之故，凡与国家相关的东西，容易得到发展；相反，与国家需求无关的东西，则被严重边缘化而得不到健康的发展。传统中国史学因是国家时事记录与往事叙述的学术文化门类，自然备受历朝政府的重视与控制，表现出非常强的“国家”色彩，可以称为“国家史学”。什么是国家史学？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史学是国家史学？传统中国史学是如何表现为国家性的？国家史学有哪些利弊？突出国家史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是本文力图要回答的问题。【1】
一、什么是国家史学
提到“国家史学”，马上会有人疑惑，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的国家史学史，何以单提“国家史学”？这个问题的提出不奇怪，因为这里有一个内涵理解上的差异问题，此“国家”非彼“国家”也．
1．什么是国家
现代人所讲的“国家”概念，实际上存在双重内涵，既指横向的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又指纵向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横向的地域意义上的国家”，是指国际意义上的、近代以来的完整国家概念，包括土地、人民、主权、政府四个基本要素，此可称“大国家”。“纵向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主要指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政府，不妨称“小国家”。传统中国，两层意义上的“国家”概念都存在，但用词不同。横向的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就是从古到今中国人一直在使用的“中国”。“中国”是一个与“四夷”对应的横向空间概念，即中央之国。传统社会的“国家”，主要指“小国家”，即朝廷。“国家”的另一个替换名词是“朝廷”，“朝廷”专指中央政府。“国家”是一个泛称，指“中国”内部的、纵向的各个政权，各个朝代，是家天下政府，如“大宋国”、“宋国”、“元国”这些称呼。总的来说，传统中国人所谓的“国家”，主要是“小国家”，即朝廷。近代以来西方人所讲的“国家”，指的是“大国家”，所以，不断有西方学人拷问，传统中国是不是一个“国家”。那玄外之音，传统中国不是一个“国家”。【2】
2．什么是国家史学
由于“国家”具有两层含义，所以，“国家史学”也就相应地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包括政府在内的全体国民活动的历史，一是指政府活动史。借用近代中国人提出的概念，前者是“民史”、“总体史”，后者是“君史”。按照近代“主权在民”的观念，完整的“国史”自然应是政府在内的全体国民活动的历史。据此，接受过近代国家主义思想影响的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写的《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第一弊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认为从来作史者，都是为君臣而作，没有一部为国家与国民而作的历史。【3】我们发现，梁启超的概念使用相当清晰与准确，“国家”、“朝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范围大，是“大国家”；“朝廷”范围小，是“小国家”。梁启超的“四弊”观点，虽然经常为时人所提到，但笔者发现很多人的理解并不到位，没有区分“大国家”与“小国家”，更没有将之应用于传统史学本质特征的系统反思之中。按梁启超的理解，传统的中国史学，本质上是“国家史学”。所谓“国家史学”，简单地说，是以政府／朝廷活动为中心的一种历史书写方式。在“人民创造历史”观念影响下，以前人们常批评传统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从反面也印证了传统史学确实是一种“国家史学”。
3．何以中国传统史学表现出“国家史学”特征
这是由当时社会的实际权力状况决定的。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历史书写背后有一个书写权力问题，不同的权力方式决定了不同的书写方式与书写内容。权力在官，自然以“国家”为主；权力在民，才可能以“社会”为主。传统中国史学表现出“国家史学”特征，正是中国“强国家”的产物。与横向的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国家。古代中国是一个“主权在君”的“君主国家”，古代中国皇帝的权力是世界上最大的，各级政府官员成为社会各层的“领导”。相应地，中国的百姓是全世界最没有政治地位的，最怕官府及其官员。如此的“强政府、弱社会”，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权力畸轻畸重的国家．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自然就是历史书写中心。如此，帝王将相的活动也就成为全部的国家历史。
相应地，现实社会的权力边缘，也就成为历史书写边缘。民间社会成员，尤其是百姓生活，是现实社会中被管理的对象，自然没有发出声音的权力与机会，于是也就没有资格、没有机会进入国史。中国历史上的百姓，只在造反、被迫大声怒吼的时候，才会成为政府注意的对象，才会被记录在国史。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是现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他们是被作为反面人物记录在史册上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历史书写主体”，而是以“历史书写附体”出现的。
4．为什么不用“官方史学”而用“国家史学”
乔治忠教授讲到中国传统史学，用的比较多的术语是“官方史学”【4】。据笔者所知，他用此术语，是相对于“私家史学”而言的，侧重的是纂修力量的朝野性，是指政府组织的修史活动。将中国传统史学区分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其亮点是可以观照不同时期纂修力量的变化，也可借此观察中西史学发展途径的不同；其盲点是忽视了历史书写内容本质的考察。传统中国虽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区别，但在书写内容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国家史学”。同时，也有人注意到了史学与政府间的关系【5】，但因背后没有国家理论做指导，不免就现象论现象，无法触及事物的本质。
笔者用“国家史学”术语，更为关注的是史学书写的主体性问题。这个概念的提出，受益于笔者近年关注的古代中国国家理论研究，也受益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一些理念。前人写史学史多重视形式，笔者的观察更偏重内容，由此提出了“国家史学”概念，以克服“官方史学”的缺陷。“国家史学”的亮点在于，它涉及了史学中非常核心的“历史书写主体是谁”这个理论问题。在阶级社会，因国家权力占有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官员与民众两大类群体，由此，历史书写实际上可以区分为“国家书写”与“民间书写”两种。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宏大叙事方式，也称为“大历史”；而以民众为单位的微观叙事方式，可称为“小历史”。传统观念，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大历史”与“小历史”之分。用此理论观照中国传统史学，就会发现传统史学书写内容侧重国家（政府）历史，是一种典型的“大历史”，而忽视民间百姓的“小历史”书写。“国家史学”概念，同样外表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可以装进不同的内容。内容以帝王将相为主，可称为“小国家史”；有官有民的总体史，才可称为“大国家史”。
二、中国史学的直接源头是国家记事
中国史学的直接源头在哪儿？以前学者们讨论中国史学起源时，过于泛滥，不着边际，没有主线，总让人产生越讲越迷惑的感觉。史学源头问题是一种回溯性研究，有一个路径问题。如果从支流上溯源，是很难找到源头的；只有从主流上回溯，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源头。如果确立传统史学的主线是“国家史学”，则探寻中国史学的起源，就得从“国家史学”的发展轨迹人手。
政府记事是中国历史记事的直接源头。从常规逻辑来推理，人类的思想交流方式，有一个从“语言世界”到“文字世界”转换的过程，而且这个转换过程是相当长的。从小范围人群思想交流来看，有语言就可以了，不需要文字。在相当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内，人类的活动圈是相当小的，因而，人类只需要语言交流的时期也是相当长的。人类是如何从“语言世界”进入“文字世界”的？这应是由“语言世界”自身的困境而引发的。我们知道，语言／声音的交流，有一个空间极限。人与人的交流，圈子越小，交流越便；圈子越大，语言交流越困难。要解决跨空间思想交流问题，唯一办法就是使用统一的、大家认可的、看得懂的文字符号。文字表达的最大优势是超时空性，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制约。如此，部分人类就逐步从“语言世界”进入到“文字世界”。
那么，谁需要跨空间文字交流？显然，空间流动少、受教育少的老百姓不需要跨空间文字交流。从有关情况来分析，政府及官员最需要文字交流。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想扩大可控制的空间。空间越大，人员越广，语言交流越困难，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文字表达。政府文书、政府记事，都要靠文本。政府不仅有强烈的文字表述需要，而且也是唯一能实现文字表达能力的组织。最早掌握文字并且会用文字表达的知识人是巫史，在中国，他们就是史官群体。商周记事官的出现，最值得注意。“史”与“事”是相通的。当时的“史宫”，就是“事官”，类后世的秘书官，也就是最早掌握文字及书面表达的人员。史官记录的共同特点是记录“时事”，而不是“往事”。“时事”的记录是一种史学活动，有“及时记录”性，本质上与后世的“新闻”相似。史官的出现，表明了国家对“时事”记录的重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可知，国家的存在促成了中国书面表达系统的发达，自然也促成了中国记事的起步。
中国政治活动的记录，先是中央政府，后是地方诸侯国。从有关资料来看，商周已经设置了史官，史官是政府中最早的文职官员。早期的史官，是君王们的左右手，他们站在君王身边，视野完全是由上而下的政府视野。他们以君王为中心，将每天所发生的政府活动之事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以政府活动事迹为中心的编年记录。甲骨问事与金文铭事，共同的特点是记录中央政府的“时事”。【6】
需要强调的是，历史记事始于政府记事，但历史叙事却始于民间学人的历史编纂。历史记事与历史叙事是两码事，历史记事是及时记录，与历史发展是同步的；历史叙事则是对往事的回溯与重构，是后起的学术加工活动。由于性质不同，所以，它们的产生方式也不同。历史记事的产生是政府实际公务的需要，而历史叙事则是历史意识强化后的产物。历史意识是由时间差而产生的一种历史知觉。历史意识强的人有一种瞻前与顾后相结合的历史感，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定位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往事回溯性历史叙事的出现，其前提是历史意识的浓厚与强化。从有关情况来看，只有历史意识浓厚的民间学者才有兴趣叙述往事。中国最早的历史编纂，是从鲁国学者孔子著《春秋》开始的。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春秋后期，要求克己复礼，要求恢复周朝的礼乐文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历史意识相当浓厚的学者．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的“告诸往而知来者”【7】，就是一种历史认识，意思是“由历史的‘往’、过去的经验，而得到对今天、‘未来’的理解”【8】。因为历史意识浓厚，于是，历史的回溯与重构成为孔子关注的工作。其后，才有所谓左丘明编纂《左传》。《春秋》与《左传》作者的共同特点是学者型史家，由此可见，学者是关注国家历史重构的主体力量．先有记事，后有叙事，由记事到叙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转折。严格说来，有了历史叙事，才可以称为史学。孔子《春秋》及相关的左丘明《左传》的出现，是中国史学确立的标志。【9】
《春秋》、《左传》都是编年史，编年史的出现是较为完善的史学体裁的开始。故而，以往的研究者述及先秦史学，往往强调编年史形式。这一视野当然没有错，但显然不够全面。从国家视野来看，先秦史学更应关注的是《春秋》、《左传》记录内容的“小国家”特点。编年仅是手法而已，那是历史作品的必然属性；倒是内容的国家性，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先秦编年史内容完全以政府为中心，帝王将相活动成为记录的中心。可以说，国家编年史的出现，正反映出中国史学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国家史学”特性。
《春秋》、《左传》的叙事空间单位值得注意。它既不是鲁国“国史”，也不是东周“天下史”，而是一部以鲁国为观察中心建构起来的春秋时期的“国际史”。孔子站在鲁国，观察东周“天下”各诸侯国的活动。此书用鲁公纪元为时间符号，叙述口气分内外。全书内容偏重战争，讲的是“五霸”轮流坐庄天下的故事，反映出当时天下“权出诸侯”的现象。这部书是由学者编纂的，按理他们不是史官，视野可以更宽广些，但学者也不是真空中的人。人类的社会观决定人类的历史观，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也就是历史书写的中心。他们的历史书写，也得遵循“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决定历史书写的中心”的原则，按帝王将相中心历史观书写出中国最早的政府活动史。
《春秋》、《左传》以后，并没有在秦出现一部“战国”，倒是在西汉前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说到《史记》，传统的关注点是纪传体的创立，笔者关注的是它的时间与空间格局。《史记》最重要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0】。这是一部天地、古今、中外、上下贯通的“天下史”，传统的说法是通史。如此开阔的视野，正是一个学者型史家才可能具备的。司马迁是史官，更主要的是一个学者。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上下的关怀。所谓上下，是指书写内容上，既有上层政府官员，又有部分社会下层人物。在历代，《史记》是唯一一部接近“总体史”的作品。梁启超最早注意到了《史记》的国民史特点，让百年之后的我辈非常感叹。
三、官修处于垄断地位
史学在东、西方古代世界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在西方，史学处于民间位置，而在东方世界的中国，史学一开始就与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适合官方统治，得到官方的扶植，史学较早地充当了统治的工具，纪事、垂训，是其根本使命。由于国史是政府史，涉及国家利益，所以，国家专门设官负责记录与编纂事务，也有专门的修史机构，国家对史书纂修权的控制也越来越严。中国特色的史馆制度萌发于东汉的兰台、东观。至北朝的北齐，正式确立史馆制度。到唐朝，史馆制度繁荣昌盛。史官与史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我们考察中西史学差距的起点之一。正如乔治忠反复强调的，“具备制度化、组织化、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最显著、最根本的区别”【11】。
国史是完全由政府操控的领域与项目。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王朝政治演变史。现实政治是有选择的，历史记录是有选择的，历史编纂也是有选择的。在传统的“官主社会”中，政治往往只有结果，缺乏过程性，透明度差。于是，中国的历史记录也往往只有结果，缺乏过程。古代史官的记言记事，其实质就是政府政治过程的记录。这是一种理想的记注制度，在早期可能执行过，但到了强国家时期，执行起来困难是比较大的。如明朝政府集权现象越来越强，权力更加神秘化，在很长时间内废除了起居注，从而使明朝政治过程没有第一手备忘记录资料。到编纂实录时，用的都是第二手的文件资料。起居注的执行有困难，“实录”更是标榜而已。实录不实，有曲笔之处，这是后人诟病比较多的地方。在笔者看来，实录最大的问题是“不全”，即视野狭窄，记载不全，以朝廷大政为主，不能全面反映历史。实录是有条件的实录，是部分实录，而不是全面的实录。某些在后世人看来相当重要的事，并没有记录。历史记录永远是有选择的记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记录历史全貌。历史编纂上的选择性，就意味着有些内容被强化，有些内容被弱化。在“主权在官”的“官主社会”，必然是强化政府历史，弱化百姓历史。既然记录历史的活动是由政府提出来的，自然只会记录政府活动。实录就是典型的政府活动史，明朝实录纂修凡例，《宣宗实录》卷首有一完整记录，共有52条。从这个凡例，可以看出实录记录内容的核心主题是政治史。【12】
即便各地人物的人传，也必须是得到政府表彰过的。“予幼读前史，于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传，未尝不三复叹息，意以斯人，世不多得。及考其履历始末，往往出于贵官大族，寒素之家甚少，岂降衷之性，独丰于彼而啬于此耶？予后预修孝宗皇帝《实录》，于忠孝节义之事，得于见闻者，欲一一撰次。同列皆以为未经奏闻旌异者，例不得书，乃阁笔太息。噫!寒素之士，势力寡弱，谁为之奏请而旌异之耶？由今准古，则忠孝节义之传，多出于贵官大族，无怪也。贤士君子，立身行己，求自尽其道耳。人之知不知，名之传不传，固所不屑，而为世道计者，则岂可恝然若是？吾于是重有感矣。”【13】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写入实录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必须是经过政府批准表彰过的事迹，至于其他符合标准但未经表彰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则没有资格人史。这正是传统中国国家史封闭性的表现。明末的李建泰称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避功而巧为避罪”【14】。这正说明了国史编纂视野的局限性。说白了，传统中国的国史不是全民史，而是政府史。既然是政府史，写入国史的内容，必须是经过政府审核的。
“二十四史”的遭人诟病，正在于政府思维的控制。历代政府花了那么多的财力、人力，修纂了一部部的正史，当时是人人遵守的标准国史。然而，这些作品并不受今人编纂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好评。官修作品何以不能让近代学人满意？这是今人必须要加以思考的。这里有一个政治与学术游戏规则相冲突问题。政治讲同，学术求异。借用章学诚提出的概念，前者可称方，后者可称圆。方与圆，始终是一对矛盾。中国官修史书的最大不足，在于政治标准化思维。政府修的作品讲统一、稳妥，需要的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成论，不需要太有个性的思想与知识。在一个官修群体中，大家喜欢采纳比较保守的、现成的意见，而难以接受另类的创新意见。当年唐人刘知幾愤而退出史馆，独著《史通》，原因正在于此。于是，官修之史在体裁与结论上，都很难找到创新的东西，自然不受学人好评。“要之，国史成于官局者，未若一家之专。”【15】中国的地方志纂修也有这个特点。从历史上看，凡是政府主持纂修的作品，往往难以入学术史研究者法眼，缺乏学术史价值。政治领域千篇一律的标准思维，是官修作品不讨民间学人喜欢的关键因素。【16】
官修也影响了史著的社会传播。汉唐以来，政府只管修史，不管国史的市场传播。之所以如此，从史学著作传播动力来说，有一个作品给谁看的问题。给政府看的，自然修好以后，搁在皇宫中就可以了；给百姓看的，给大众看的，自然要出版，要进入市场。传播是一个社会化概念，完全是市场化的产物，是信息透明的表现。而在中国，政治一直是小范围的，政治史编纂是小范围的，政治史也没有传播的动力，只要成稿，只要上面满意就可以了。政府与市场，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市场是属于百姓的，政府不需要与市场打交道，所以，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政府所修之史可以不进入市场。从接受角度来看，传统史学的普及面不广，局限于上层，是一种“庙堂史学”。当然也有技术上的因素，在汉唐时期，中国只有手抄本，没有出版业，同一种图书的复本相当少，自然也就不存在图书市场问题。图书传播意识的出现，是市场的产物，是百姓位置凸显的结果。中国图书市场的出现，是宋朝以后的新生事物，其中最大的因素是出版业的兴起。出版业的兴起，使同一种图书有多种复本，适合更多的人来阅读，自然也就有了图书市场的概念。不过，即便到了图书出版时代，正史的流传仍是不广的。据记载，“皇朝纂修《元史》既成，惟执事近臣得赐摹本，版藏中秘书，人间得见是书者甚少”【17】。《元史》修好后，刊刻数量不多，流传面十分狭窄，这是此前的史学史工作者注意不够的。这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历代正史修好后，多束之高阁，社会流传并不广。从唐、宋来看，政府修的国史，多不公开出版，结果，今天留下来相当少。
相当多的实录不准外传也缘于官修。实录的不能流传，有政治因素，也有出版因素。实录的篇幅较大，出版有困难。更大的因素是政治性的，政府权力总表现出傲慢性，可以不管百姓的需要。如明朝修过实录后，就将之束之高阁。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是朝廷的事，所以根本不用管百姓是否有阅读明朝历史的需要，从而放弃了明朝历史的图书市场。结果，私修明史纷纷出版，迅速占领这个大众市场。
四、王朝史编纂成为主流
在长期的中西史学比较中，人们忽视了一项最重要的内容比较，那就是，西方史学有的是战争史、通史，而少有国家史。而在中国，则是国家史（王朝史）编纂特别发达，王朝史是传统史学的强项。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中国存在“强国家”的表现。在人类依次产生的几种社会组织形式中，由暴力机器支撑的“国家”是最强有力的。“国家”的强势地位，也就决定了“国家史”的强势地位。由此，“国家史”成为中国最早的、也是全民最看重的历史书写单位。这种局面存在了三千多年。从记录对象空间的变化来看，中国传统史学作品可以区分为国史、方志、家谱三大系列。值得注意的是，国史、方志尽管书写的空间大小不等，但在内容上却是相通的，多为政治史内容，它们仅是书写单位的细化而已。国史是传统中国史学的主轴。传统中国所谓国史，一般特指王朝史，是“小国家史”。国史即王朝史，是一帝一朝组合而成的，是一帝一朝逐步演变而来的。方志是中国特色的作品，西方没有。要理解中国的方志，必须与地方政府联系。什么是方志？简单地说，就是地方记录。本质上说，方志就是地方政府活动记录，是地方政府所在地域地理、人文的介绍。何以中国有国史与方志？正在于中国强政府的存在，有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就有了强大的地方政府的存在，于是有了方志。【18】地方是大一统国家的车间，“车间志”是地方志的共同特点。国史与方志相辅而行，一史一志，一国一地，这就是相互配合之处。某种程度上，国史是中央政府活动的记录，方志是地方政府活动的记录，他们都是政治史。
政府负责的国史编纂，基本形态有起居注、实录及国史（正史）三大系列。
起居注是皇帝的言行，是政府史的基础。《隋书·经籍志》称：“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19】简单地说，起居注就是帝王日录。讲到起居注，大家可能忽视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政府史官日常所记的起居注与事后编纂的作品形态的起居注应是两个概念。史官日常作的起居注，犹后人的日记，应属档案，可称为“档案型起居注”；而事后编纂的起居注，应是加工过的作品，应属史体，可称为“史著型起居注”。所以，考察起居注起源与发展时，必须区别两者的不同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史官日常的记录活动早，而编纂活动后起。秘书式的原始记录制度即起居注，一直是中国史官制度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中国何以会有起居注制度？主要是集权体制的产物。在集权体制下，皇帝是中国政治的代表．记录中国政府活动，当然首先要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皇帝制度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起居注的产生过程。秦汉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期，也是起居注的产生过程。“史著型起居注”的出现，也是两汉之事，是皇权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形象而主动编纂的结果。史著型起居注是实录体的第一形态。唐以前称“起居注”，唐以后称“实录”。
实录是起居注的深化，是一帝之编年史。汉隋间的起居注与实录，同为史体，同为帝王史，同为后人编纂，但仔细观察一下，仍有不同：第一，起居注以年号为单位，一个皇帝可以有多部起居注，间也有一个皇帝一部起居注者。而实录以一帝为单位，一个皇帝只有一部实录。“实录者，录一帝之事。”【20】第二，起居注实际是帝王言行日录，南朝史家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21】此话表明，起居注是未经过“裁断”的历史文献作品。而实录就是在帝王起居注基础上，加上其他时政资料，修成的一朝国史。“实录者，则集日记而为一朝之史也。”【22】第三，起居注突出的是编年日记性，犹“帝王日记”；而实录突出的是信史精神，犹“帝王实录”。显然，“帝王实录”名称优于“帝王日记”，这是“实录”最终替代“起居注”的内在因素。总之，由起居注而实录，是一大进步。【23】
“国史”的本意应是“我国历史”、“祖国历史”，是本国人对本国历史、尤其是本朝人对本朝历史的自我认同。“国史”一词，是东汉时出现的。班固在家写《汉书》，就被人告为私纂“国史”【24】。班固写的是西汉历史，按理是前朝史，但因为东汉与西汉皇帝同是刘姓，他们在观念上认同为同一皇族的延续，所以，西汉史也是本朝史。由此可知，《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史，时下学界的说法是“第一部断代史”。由《史记》而《汉书》，是通史向断代史，是“大国家史”向“小国家史”的转型。以后在东观陆续编纂的《东观汉记》，是东汉本朝的历史，自然更是“国史”了。由此看来，“国史”的出现，是大一统皇朝存在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史”一词使用广泛，经常出现史官“掌国史”的记录。因朝代更替频繁，用纪传体与编年体“二体”写作的国史更是轮流登台亮相。由于国史数量的大增，位置的特殊，于是到了南朝梁阮孝绪（479—536）设计《七录》时，“纪传录”第一部就称“国史部”。由此可以说，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国史编纂的繁荣期。
政府特定的某些纪传体国史就是“正史”．严格说来，“国史”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术语，唯以内容的国家性为标准，至于体裁则不限，可以是纪传体，也可以是编年体。不过，与编年体的单一性相比，综合性的纪传体更具优势，能容纳更多的内容，尤其更能体现现实社会等级的形态，自然也具有更高的地位，简直可以称之为“史体之王”了。由编年体而纪传体，是一个由帝王将相线性化记录到帝王将相个案性记录转型的过程，更突出了历史舞台上创造者的主体性。纪传体的出现，是国家史学记录内容与记录对象扩大的表现。纪传体更适合大一统国家之国史需求，于是，纪传体国史成为国史标准体，被称为“正史”。最初的正史，就是特指某些纪传体国史，如《隋书·经籍志二》所言。《明史·艺文志》将公、私修的纪传、编年两类书都称之为“正史”，应是一个例外，是焦点的模糊化。自清代定《史记》到《明史》24部纪传体前朝史为“二十四史”后，“正史”就成了特称。
五、正史、别史与野史的分野
正史、别史、野史的说法，只有中国才有。古代中国因为把史学当做“生人之急务，为国之大事”，所以也就有了官修与私修、正史与野史的区别。在西方，史学一直处于民间位置，是可有可无的学者事业，统治者不是太看重，所以也就无所谓正史、别史、野史的区分。
“正史”的本质是“国史”，就是“标准国史”。以前的说法，“正史”一词，始见于南朝梁人阮孝绪编纂的《正史削繁》。现有资料表明，南北朝“正史”的使用时间差不多同时。北魏正光初（520年），书法家江式（？一523）曾被封为“骁骑将军、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25】。这是一个职务名，“正史”自然应是名词。阮孝绪的《正史削繁》共九十四卷（或作十四卷），据说是“合抄众史者”【26】，也就是说，是改编诸国史而来。原其旨意，应是为大家提供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当时是手抄本时代，人们没有时间与精力阅读众多国史。阮孝绪根据自己的旨意，精择历朝国史内容，于是就有了《正史削繁》。从题目上分析，“正史”似是一个名词，但梁时没有政府钦定正史一说，阮孝绪本人更没有资格指定正史。所以，阮氏之称正史，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是手抄本时代，正史意味着正字，即文字经过校勘的国史定本，这类似后世的公开出版。
可以肯定的是，唐初已经有了作为专有术语的“正史”一词，如令狐德棻就对唐高祖说：“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27】此处“正史”应是“标准国史”。吴兢甚至作《兵家正史》九卷，此处“正史”应是“标准史”。其后，贞观年间修的《隋书．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继承《七录》史部分类的同时，将“国史”替换为“正史”，从此沿而不改。如唐人说：“后人追修，非当时正史。”【28】五代时贾纬对监修赵莹说：“《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余朝未有正史，请与同职修之。”【29】此两处“正史”，正是“标准国史”之意。宋人经常所用的“正史”，也是“标准国史”之意。刘知幾《史通》卷十二为《古今正史》，讨论历代国史编纂情况，内涵比较宽，不完全是“正史”。史部分类由“国史”而“正史”，强调的是不同的含义，前者反映的是史著内容的国家本质，后者体现的是史著的政府钦定性。“国史”是一个泛称，泛指以国家历史为内容的史著；而“正史”是一个特称，特指政府认定的某一种标准国史，即用纪传体写作的某一部国史。总之，修“正史”是唐人开创的活动。
自唐初出现“正史”，稍后也就有了“野史”。“野史”一词，据考察，最早出现于唐朝中期。沙仲穆《太和野史》十卷，是可知的第一部用“野史”的史著。太和（827—835年）是唐文宗年号。《野史甘露记》二卷，记太和九年（835年）甘露事件。五代时期，“野史”见于记录。如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史馆奏“宣宗已下四庙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购募野史及除目报状”【30】。宋以后，“野史”一词的使用频率稍增，南宋高宗时期有秦桧禁绝野史事件。两宋直接用“野史”人书名的作品，有林希《林氏野史》八卷、龙袞《江南野史》二十卷。“野”是相对于“朝”而言的，亦即“民间”与“官方”的区别。一般说来，凡未经政府组织或认可的、由私人或民间人士所记述的逸事杂闻记录、史著，都可以称为“野史”。“野史”的主体是“杂史”。所谓杂史，按《隋书·经籍志》的说法，是编年体、纪传体之外“率尔而作”的体裁不成规范的史学作品。由于没有规范，所以“非史策之正也”。由于野史内涵过泛、范围过宽，自然也就难成一类，故在史部目录学中没有“野史”一目，仅明朝的《百川书志》设有“野史”一目。
与“野史”比较接近的另一个概念是“别史”，它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它一般也指纪传体史书，因它多是私修，没有得到官府的承认，所以习惯称为“别史”，犹大宗与小宗之别。别史之设，始于南宋。陈振孙称“义例独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31】为别史。以后，《宋史·艺文志》也沿用。野史是一个内涵相当庞杂的术语，野史的作者，野史的体裁，野史的内容，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要想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述野史内容的特点，是相当困难的。
唐宋时期“正史”、“野史”、“别史”分野意识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内在与外在要求结合的产物。从内在要求来说，史书数量的大增，国史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国史文本数量多了，也有点滥了，自然要选出一部最优秀的文本，以凸显其中心位置。当时中国仍处于手抄本时代，一国历史有多种版本，如至唐初，晋史竟有“十八家晋史”之说。就是同一部国史，也因抄者不同而会在文字上出现差异，出现不同版本。在这种状况下，必须由政府出面，确定一部标准的国史文本。从外在因素来说，编纂力量的多元化，官修之外的私修力量也不能轻忽。面对这种挑战局面，政府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要求加强史书编纂的控制，提供标准的历史文本，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史叙事框架。像改十八家晋史为新的《晋书》，反映的即是政府对史书编纂控制的加强，是以政治上的标准化要求史书编纂上的标准化。“正史”与“正经”一样，是政治权力涉足经史领域的产物。由政府组织编纂或认可的史学作品，是正史；而由民间或私人写作的作品，就成了野史。这种差距，正反映出政府审定权力在起作用。“正史”中心地位的确立，必然是野史地位的下降及其合法性的弱化。如宋人说“左氏之说，出于野史，学经者所不取”【32】。此处说到的“野史”，明显有轻视意味。明清时期的“野史”概念，内容广泛，既有成体裁的，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也有不成体裁的杂史、笔记等，实际上包括了“别史”，正说明了政府权力的强大，正、野对立意识的强化。
六、政权系谱正闰观念的强化
政治风格影响史学书写风格。政治对史学的影响，表现为追求定论，区分正闰。从认知论角度来说，历史认知只有高下之分，只有不同视角的观察。但到了政治家手里，必须区分对与否、正与闰。正确的就是优势、合理一方，自然拥有权力；相反，错误的一方，就是不合理之方，自然处于劣势。
区分正统与闰统，正是政治思维影响的结果。宋以后，区分正闰观念直接影响着国家史的编纂。传统的中国史著主要是国家史，国家史编纂的核心是政权系谱的位置排列。正统论就是国家史编纂中讲究政权系谱排列正闰的理论，而政权系谱位置的排列，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书法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明朝学者瞿景淳说得十分明白：“明于春秋之义而后可与言正统，明于正统之义而后可言史法。”【33】由此，正统论成了国家史编纂中头等重要的原则。正统论的核心是确立正统的标准，因时代的不同，正统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总的说来，谈正统论者的立场是本朝，所争乃现在之统，而非历史之正。不管标准有多堂皇，为本朝现实政权服务是每一个谈正统论者的根本目的。
不同时期政权空间位置的不同，对中国历史政权系谱的排列认知也不同。对中国历代政权系谱排列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着国家史著作编纂的模式。正统论成为宋明史学发展的主旋律，直接控制着宋以后通史、前代史编纂的实践，决定了史学编纂的模式。元修宋、辽、金三史，由于排列位置认知的难以统一，使编纂活动前后拖了八十多年。明朝人对元朝的认知，前后不同，前扬后抑，结果宋元史不断改修。在中国通史编纂中，正统论也是核心指导思想。【34】可以这么说，不从正统论人手，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史就读不透。
七、私修题材与内容的国家性
由于政府的存在，中国的学术活动，一直分官与私两大部分。官方史学的编纂是受政府操控的，自然表现出国家史学的特征。那么，私修是否会有所变化呢？这是后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回顾中国史学史，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让人失望。中国史学史上，私修比较发达的时期有三个，六朝、南宋、明中后期。只要我们列举一下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清一色地都是国家史。这说明，官修与私修，仅是书写组织力量的不同，而不是书写内容的不同。政府史官与民间学人，在本质上同属一个群体，他们都是士大夫群体，是政府存在的核心支撑群体。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视野，都是相似的。作者政治倾向的相似性，决定了史书内容上的认同性。《国史补》是唐人李肇写作的一部野史，其实《国史补》意识也正是野史家共同的写作旨趣。更何况，由于官修的存在，私修者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国史是政府史，所以是历朝政府控制的领域。未经政府的同意，学者私自撰写国史，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史家在心理上是不安的。不敢直接用国史之名，“藏之名山”意识的普遍出现，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总之，在古代中国，无论从内容或从作者群体来说，都不存在典型的民间史学。这说明，在“官主社会”时代，民间力量过于弱小，所以，民间记录也不可能受人重视。想在中国古代寻找民间史学书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由于当今口述史学的存在，我们会注意到古代中国民间的口耳相传，有人会想当然地说，中国古人已经在从事口述调查。然而在古代中国，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一种否定的声音，叫做“道听途说”。何以民间口传得不到大家的认可？这个问题，前人思考不足。笔者以为主要的因素是由民间口传内容的“错位”决定的。大家修的都是“国史”，而不是“民史”。讲国事，在朝官员自然比在野学者有利，这是他们的强项；在野人士也像在朝一样，关注朝中之事，自然不如在朝记录，这就是野史不受人欢迎的地方，也是被在朝者视为道听途说的原因所在。反过来，如果在野人士写在野之事，在野自然优于在朝。总之，朝记朝，野记野，比较合适。如果野记朝，朝记野，那就是错位了。当今的口述史学，虽然也涉及部分政府史迹，但更主要的是民间史迹，是小历史视野下的口述史学，这正是它受人重视的地方。
当然也得承认，由于政治权力控制强弱的不同，宫修与私修是有所区别的。相对说来，私修之史可以独断，受政府控制力量弱一些，学术性更强一些，创新性更强一些。在后代学者眼中，中国史学史上值得重视的作品，大都是私修、独断的作品，就是一个证明。
八、“国家史学”的正负面影响
“国家”史学保证了史学传统的持久性。政府对历史书写的重视，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重视书写的传统。有了政府，就有了史官；有了史官，就有了记事；有了记事，才有史学。历史地看，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国家（政府）动力与市场动力两种。在古代世界中，中国是唯一史学发达之国。这种局面的出现，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强国家”的存在。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动力。在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政府力量最为强大。中国靠强政府力量，维持了大一统国家的存在。国史是国家之史，是前一代帝王将相们的足迹，由于强政府的存在，记录强政府之史，也就成为政府职能之一部分。设专职的史官与专门的史馆，且制度化，这些促成了中国历史记录与编纂的发达。【35】
官修带动了私修的发展。由于官修的影响，私人加入修史队伍。从数量来看，显然私人数量更多，这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史学人才最多的国家。
“天下史”模式有利于文化大一统的塑造。历代史家建构了以东方为范围的“天下”观念，形成了中国史学的整体观念。中国人的“天下”意识出现较早，至少在周代已经出现。到了汉朝，“天下史”出笼。《史记》作为第一部综合体国史，奠定了“天下史”模式。司马迁根据天下一统、一本观念，塑造了“五方民族”的共祖（炎黄）同源观念。这种观念现在看来是不科学的，然而却有凝聚民族之功效。人是观念的产物，所以观念更要紧。“天下”观这种居高临下的关怀，就使东方人的思想得以统一。“天下”由“中国”与“四夷”构成，“天下”观使中国史家有较宽阔的视野，可以关注到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历代正史多有“四夷传”，正是这一观念的产物。司马迁开创的“天下史”建构，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从而继承下来，渗透进了士子血液之中，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文化，这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36】
由“中国”与“四夷”冲突而引起的夷夏对举观念的塑造，使中国人较早地形成族群意识。内部整合必须有外在压力，这是民族思想产生的核心所在。历代各朝都有自己的国号、年号，却被共同的“中国”建构在一起。“中国”就是“天下中央之国”，这是一种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空间概念，但经历代史家的建构，变成了现实，成为实体国家。“中国”是一个政治空间认同平台，历史认同是一种来源认同。没有这个平台，就不会有共同语言、共同情感，也就无法建构起集体意识。“爱国”意识的提出，正是集体意识的结果。据《四库全书》电子版检索，“爱国”是东周时代提出的，如《战国策》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晋时代说的比较多的是“爱国如家”、“忠贞爱国”，既要求臣僚爱其国家，也要求人君爱其国。唐宋以后，“爱国”往往与“爱君”、“忠君”连用，既要爱国，又要爱君，这正是君主专制加强的表现。要求大家热爱自己的国家，应是“爱国”的普遍意义所在。“国可亡，史不可亡”意识的提出，是元初开始的【37】，这反映出当时汉族民族意识的加强，是当时汉族面临严峻形势的表现。史家通过选择性地记录历史，书写历史，提炼了民族意识与精神，史学文本将民族精神固化了。
“国家史学”有其好的一面，又有其不好的一面，是一把双刃剑。
国史一股独大，制约了其他类型史书的存在与发育。历史是有选择的记录与重构。时代不同，人类的关注点也不同。现代国家视野下的传统史学，名义上是一种“国家史学”，实际上是一种“朝廷（政府）史学”。政府史的特点是以帝王将相为主体，内容以官员、公事为主。在那个时代，只有政府活动的记录，才显得有意义。与政府有关的人物得到记录，与政府有关的事件得到记录，这正是政府强大的表现。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由于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所以，修史者一直有顾忌。大人物人史多，普通官员人史少。重管理人员，轻实干人员。中国的传记多写官，少写科技人员、工商者。只讲官员的官场事迹，不及官员的私生活。公生活发达，而私生活不足，是古代传记的一大缺陷。在内容上，常事不书、民事不书。常事不书，故而常态的事难以看到。民事不书，只重视上层，不重视下层，城乡下层生活记录不足。国史以国家权力为支撑，力量过于强大。有了国史，就难以产生一部民史。
历史解释声音的单边化。对于历史，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的解读。同样一件事，从政府或从民间来看，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由于民众的声音过弱，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发出声音，因此，中国的历史记录表现出单向特征，留下的解释多是上层立场，而不太可能听到下层的声音。
现实政治标准影响历史的评判。政治评判标准与历史评判标准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当下执政集团利益为考量标准，利益至上是其准则；而后者则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考量标准，实事求是是其准则。政治利益是集团利益，集团利益是一时的、多变的，故而政治标准是多变的。在政府史学视野下，事件的评判标准倾向于政府立场。这种政府立场是需要反思的，今天更应强调全民利益立场。政治以利益为原则，历史以事实为基础。由政治而历史，有一个过滤过程，这是一个人类的现实利益不断被淡化、稀释的过程。政府可控制的是历史认识，不可能控制历史事实。政府可以控制一时，不能控制永久。只要脱离某朝政府权力的控制，就有可能在认识上复原事实。后朝为前朝修正史的传统，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这种理想。写本朝史忌讳多，写前朝史顾虑少些。在通史与断代史之间，通史串联多个朝代，视野更为宽广，能体现历史评判意识；而断代史则是一朝政府史，视野狭，政治评判意识更浓些。
九、凸显“国家史学”的当下意义
“国家史学”的提出有什么学术意义？能解决中国史学史的什么问题？
首先是重新审视传统史学。中国人一直处于无意识的“大历史书写”之中，书写大历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国家史学”说，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史学的本质，重新认识传统史学的发展轨迹，理出源头、主线与规律，了解其发展的动力和成败得失。总之，“国家史学”概念让我们对传统中国历史书写的本质看得更清楚。
其次，捕捉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由“君史”而“民史”，是历史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没有“民史”观念的古代，“君史”就是一切。而在今天则必须指出，“君史”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国史。“君史”、“民史”是20世纪初年以来提出的概念，今天指出传统中国史学的“国家史学”特点，是为了更客观地了解古代史学的本质。只有对朝廷（政府）史学做一个立体的透视，看到传统史学的不足，才能发展今日之新史学。传统中国史学只有国家史学，没有民间史学，当下要发展的正是民间史学。人类的历史观察视野，相当长时期内是“由上而下”看历史，当下正在“由下而上”看历史。只有政府与民间生活得到共同记录的历史，才是完整的总体史，这是人类史学的最高理想。由王朝史而全民史，历史书写范围的不断扩大，正反映出历史学的进步。让我们从“大历史”中解放出来，更加关注“小历史”的书写。
在这个视野下，笔者以为下面两个方面无疑是中国史学未来应该重视的方向：
第一，加强国家史学演变轨迹的研究，重视中国政治史记录与编纂的研究。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政治史。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中，政治史发达，治国经验的总结特别发达。政治史理论的研究，应成为今后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同时，加强国家史学史研究。抓住这条主线，可以写出一部新式的中国史学史。要想写出一部让人眼前一亮的书，就得有新思考；没有新思考，就是重复。
第二，要重视民间史学的研究。中国在发展，民间在成长，相应地，民间史学也在成长之中。传统中国的国家史学发展了三千多年，有了丰富的成绩；民间史学刚起步，民间史学要成为主体，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现代西方史学中的一些新东西，都是在民间史学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中国没有民间，没有民间史学，就不可能发展出新史学，也就不可能真正地与国际接轨。接轨，是研究旨趣、方法、视野的接轨。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只有结合民间的成长，发展民间史学，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向。
注释：
【1】以往学术界没有人使用过“国家史学”术语。仅乔治忠及其弟子使用相关的“官方史学”概念，如乔治忠的《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岳纯之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盛恩的《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人理解中国史学的官方性，多从史官与史馆、正史人手，如雷家骥的《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近年视野开阔起来，王盛恩从权力视角切入，对宋代官方史学最终成果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环境、史学政策措施、修史制度规定、修史机构运作、史官身份地位、史书的资料来源及其形成过程等方面，作了整体性考察和系统性研究。由此可知，近年乔氏师生对“官方史学”的认知日趋完善，已近于笔者所谓的“国家史学”。
【2】钱茂伟：《明朝的国家观念与国家体制：以陈建（通纪）为中心的考察》，《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
【3】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19页。
【4】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5】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9】钱茂伟：《由记事而叙事：中国早期史学的文本化历程》，台北《东吴历史学报》第14期，2005年l2月。
【7】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8】李良玉：《孔子对历史的理解一一读（论语>札记》，《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0】《汊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l962年版，第2735页。
【11】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2】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99页。
【13】何瑭：《栢斋集》卷五《张孝子闻木兴悲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李建泰：《名山藏序》，见何乔远《名山藏》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
【15】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五《元史类编序》，四部丛刊本。
【16】相关成果有商慧明《中国古代官修史书流弊》（《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9期）、许沛藻《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17】胡粹中：《元史续编·自序》。见《元史续编》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钱茂伟、王东：《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216页。
【19】《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6页。
【20】陆深：《史通会要上·建置第一》，见《俨山外集》卷二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陈书·何之元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67页。
【22】田一儁：《钟台先生文集》卷六《起居注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版。
【23】钱茂伟：《帝王编年史由起居注而实录的转变》，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40期，2008年。
【24】范晔：《后汉书·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4页。
【25】《魏书·江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5页。
【26】《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五《史部·史钞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
【27】《旧唐书·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97页。
【28】《新唐书·刘吴韦蒋柳沈》，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22—4523页。
【29】《旧五代史·贾纬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28页。
【30】《旧五代空·唐书·明宗纪九》，第595—596页。
【3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别史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赵鹏飞：《春秋经筌》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瞿景淳：《瞿文懿公制科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4】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第l章、第10章、第11章、第17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5】乔治忠：《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胡逢祥：《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有关20世纪史馆制度研究情况，参见王记录：《百余年来中国史馆制度研究述评》，《殷都学刊》2007年第2期。
【36】钱茂伟、王东：《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9—174页。
【37】钱茂伟、王东：《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原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