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棍论”变种——秦晖土地私有化理论的批判　

　　为劳动者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权力，在这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有一致性。然而自由派争取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力，并且认为这也是现代社会自由和民主的全部，他们相信只要实现了这个，公平、效率诸如此类的可能也会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劳动者首先要争取的是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权力，也即是说他们能够自发或自觉地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一的宣传、鼓动、号召、组织、行动、斗争的权力，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个人的权力才是有意义的，至于公平、效率之类的并不简单取决于劳动者的这个权力，还取决于一定条件下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对比，但这些都是具体的，因而不是绝对地一劳永逸能够解决，但劳动者所具有的作为一个阶级的权力能够让他们在这些力量对比中最大地集中起来，并且最终能够实现自身的解放，而不会因为满足于个人的权力而被各个击破、无所作为——如马克思所所说的：“分散的行动导致共同的失败”。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在农民问题上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当然这些分歧背后是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对立）。　　

　　我们现在所转载的是当下中国自由派的旗手秦晖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文章，它不能说是代表了中国自由派关于农民问题的全部思想，但至少代表了其中一个派别，而且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派别。当然，这两篇文章也一如既往地代表了自由派在全部问题上简单幼稚、武断肤浅、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观点，以及在论证过程中的偷龙换柱、避实就虚、主次不分、夸张片面、恐吓欺骗的伎俩，还有就是对劳动者的口是心非、怀疑嘲讽、愚弄蔑视、傲慢蛮横（虽然看似是以一种悲情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文章的题目涉及的范围很大——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但是从头到尾所喋喋不休的都只是所有土地问题中的一个——强制征地。不可否认强制征地这个问题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其实主要也只是城乡交界的农村——的确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全部，因为土地问题还包括水利建设维护、地力退化、耕地流失、土地污染、土地规划开发、农田生态、土地利用率、建设用地等诸多方面，而秦晖仅仅由征地这个问题就推出要彻底改变整个土地制度这个绝对的结论，也太简单片面、大胆无畏和一厢情愿了。当然或许他会反驳说，他的方案所要解决的只是强制征地问题，而并不对其他土地问题负责—— 如果秦晖这么说，我们的确也会像原谅一个无知又无辜的小孩一样原谅他。但是他不说，甚至更进一步、更大胆地吹嘘他不仅“发现”的这个强制征地问题是农村土地问题的全部，而且土地问题更是“农村问题的核心”（！！！），也即是说现在他所要解决的不再仅仅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了，而是所有农村问题了！我们不禁惊讶于他的勇气和信心！事实上农村问题原要比秦晖所想的要广要深刻，它除了土地之外，还包括农业的停滞、农村的边缘化、城乡对立、农民社会保障、基层的组织建设、农村的生态、农民工、农民的民主权等各类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土地问题所能涵盖得了的，因而即使土地问题（按秦晖的说法就是“核心”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解决了，其中的这些问题也不会随之迎刃而解。因而把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局限于土地问题，局限于土地所有权上是公有还是私有，那是极其简单化的思维，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误导，是一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歪曲。　　

　　当然，现在我们姑且不跟秦晖斤斤计较，不强迫他把由于解决了征地问题而必然使得农村土地问题和其他农村问题也得到的具体措施和步骤说出来，单单看看他是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而且只是土地问题中的强制征地问题。纵观全文，秦晖所能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就是私有化。尽管文章一开始他还扭扭捏捏、半遮半掩地说在专制制度下谈集体化和私有化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很快他就狠狠地给自己扇了一个耳光，说土地私有化可以防止“被集体化”情况下的强制征地现象——也就是说即使在专制制度下，对农民来说土地私有化还是比“被集体化”有利的，由此羞羞羞答答地承认了私有化。然后他又娓娓动听地向我们叙述了一个“自由交换”的美丽神话，说土地私有化之后，在“自由市场”条件下，通过“自由交换”并不会产生土地兼并，相反会让地权更加平均，当然他最后还不忘不上一句以给自己留一条后门，他说“自由交换”至少能够提高交易成本而使得兼并没那么容易发生。由此，秦晖把他土地私有化的一套东西完全偷运进来了，而他一开始所口口声声宣称的农民民主权力落实到最后也就是土地私有化上面。　　

　　我们也不去计较秦晖在论证自己观点中采用了多少荒诞的论据，不计较他的论据有多少是自己想当然的，也不计较他对自己论证的东西所导致的结果是建立在他自己丰富的猜测之上，单单是他用一根短杠杆（强制征地问题）就想撬动整个地球（土地公有制）就能让他自由主义的老师、金融杠杆的创造者——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惊叹不已，让阿基米德五体投地。尽管秦晖比较正确地指出，官僚主义是强制征地问题最重要的原因，但是他却不以此为满足，硬是要再往前推论，把矛头指向土地公有制，说土地公有制正是官僚主义能够进行犯罪的根源！因此，要防止这种犯罪的发生，唯一只有挖掉这个“罪恶”的根源——也就是废除土地公有制，让土地私有。秦晖这个论证跨度之大简直就像从中国一步越到了太平洋彼岸，只有他的心能够飞跃这个跨度！它的荒谬程度更像中国法院的大法官们判“警察杀人案”一样：警察杀人错不在警察，而在于枪支，因为枪支的存在使得警察更容易实施犯罪，因此以后要加强对枪支的管制，而不是对警察的惩罚和教育！秦晖不想着怎么通过遏制打击官僚主义的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来解决强制征地问题，却幻想着通过私有化来一劳永逸。我们只能说他上错花轿了，肯定找不到他的“如意　郎　君 ”。而在文章中秦晖自始至终都只谈官僚体制和土地公有制，而对强制征地中涉及到的其他社会力量闭口不谈，似乎它们在强制征地问题中无足轻重。事实上这只是秦晖向我们玩弄的一个花招，但是无论他怎么百般掩盖和千般美化，对资本在强制征地中的“丰功伟绩”我们是一清二楚的——房地产商每一次卑劣的行径和房价的每一上涨都是它们“丰功伟绩”活的宣传栏。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官僚主义进行犯罪的根源，那么资本在这方面起的作用一点也不比它差，甚至更恶劣，为什么秦晖不喊要挖掉资本的根呢？为什么还恬不知耻地美化它说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它能够促进地权的平均而不是集中呢？此外对于强制征地中真正的受害这——农民，他们的作用秦晖为什么丝毫也没有谈及呢？他口口声声说关键是农民的民主权力，但是一到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农民的这个权力就变得无影无踪了，而且一再咒骂农民“ 一盘散沙”“私心太重”，不“齐心协力”！但是这不正是秦晖的私有化所所梦寐以求的结果吗？归根结底就在于秦晖从来就不信任群众，从来都不认为群众组织起来能干什么——“他们除了吵吵闹闹，什么也解决不了”——因此在强制征地中他们虽然很可怜，值得同情，但是也仅此而已，其他的事就交由秦晖来包办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虽然秦晖对官僚主义表面上有惺惺作态恨，但实际上却处处袒护着它们为它们开脱；对资本家则有带着先天就有、后天驯成的偏爱和谄媚；对农民表面上也有假仁假义的同情，但是实际上却是彻底的蔑视和不信任；而对农民集体的组织形式之一——土地公有制则是与生俱来的刻骨仇恨！　　

　　至于秦晖所说的“集体化和私有化的区别就是股市的买进抛出的区别”、土地私有化下的“自由交易”不会导致土地兼并、中国社会的民变是因为“官民矛盾”而不是土地兼并、社会保障就是让比人埋单，等等诸如此类庸俗而又似是而非的废话谎话，我们在按语中就不一一反驳。因为我们这里就是要说明一个事情，就是强制征地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土地公有制，因而不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理由，更不是贩卖土地私有化私货的借口；强制征地问题也不是农村土地问题的全部，更不是农村问题的核心，它在当前复杂严重的三农问题中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尖锐突出的矛盾。农村的土地问题、农村问题更根本在于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制、工农业政策方针，这些问题的复杂度远远超出土地公有和私有的范畴，也并不是像秦晖所叫卖的那样是土地所有权能够解决的。　　

　　因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土地私有化，也坚决地反对“不是私有就只能是国有因而也只能是官有”这种肤浅且没有意义的争论，更坚决反对局限在土地所有权上讨论中国的农村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离农村问题的真正主题还很远，离它的最终解决更是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事实上，目前农村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它的发展整体停滞了，甚至出现了倒退，在整个国家迅速发展的时候它却不断被边缘化、弱化——曾经它作为国家两极分化的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力承担了成本，现在也作为这个改革开放的主要后果承担着苦难——如果不在这个意义下来讨论农村问题，一切都只能是漫不经心的调侃。只有从这个出发，我们来探讨在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农村政策的得失，到底是哪些政策限制了农村的发展，哪些政策导致了农村的必然边缘化，所有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哪些利益集团在积极地推行这些政策，哪些政治力量在保护着这些利益集团和政策，哪些制度使这些政治力量具有如此的能力，又是哪些制度使得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一当从这个层次上提问题，我们就会跳出所谓“土地所有权”、“公民权”等狭隘的争论，也摆脱了所谓“专制”和“民主”等抽象且似是而非的矛盾纠缠，直接着眼于当前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阶级力量分析，最直接最明显地暴露出问题的关键。　

　　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无疑就是国家政权和一切经济、社会资源都垄断在一小撮具有极高投机性、买办性的官僚、垄断大资本及国际大资本手里，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捞取个人和集团利益，不断制造并扩大两极分化，不断压制和剥夺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不断编造和散布谎言假话、分化群众、混淆视听、引发事端、制造对立，极尽其所能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统治。因此农村土地问题关键也在于彻底改造现存的官僚主义和垄断大资本控制的政权，否则无论土地是私有还是“公有”其结果都只能是官僚和垄断资本所有。由此在最近的将来土地问题上农村首要的任务，就是农民争取能够自由建立自己的民主组织的权力，只有具有了这个权力农民才能够有效有利地对土地进行管理处置，才能对国家的农业政策方针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才能跟官僚和垄断资本进行有效的对抗。至于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则必须在建立工农民主的政府，从而改变现在有利于官僚和垄断大资本并导致农村边缘化、城乡两极分化的政策，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投资补贴，加大工业对农业的反哺，降低涉农工业原材料的价格，提高粮食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同时保护国内市场，扶持与农业相关的中小产业资本的发展，普及农村的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包括养老、医疗、教育）。　

　　下面文章中红色楷体部分是编者对秦晖的谬论的评语，因为这种谬论充斥着整篇文章，因此不可能一一点到，希望各位网友也能见仁见智，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