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危机–村委会连“维持会”都谈不上
农业劳动力危机。礼顺兄和家凯兄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乡工作时的朋友。当时，礼顺兄是砖厂负责人，家凯兄是村长。一晃，他们都已花甲之年了。家凯兄到城里随在县城打工的儿子过生活。礼顺兄孩子在外乡镇工作，他在家种十几亩地。这个村地处丘陵，以种粮为主。虽然国家免了农业税，也不再交集体提留，买种子、卖粮国家也还有些补助，但搁不住种子、农药、化肥什么都涨价。虽然国家有免的、有补的，但实际的收入并不见涨，十几亩地，一年的收入还不到1万元钱。也许是老共产党员的缘故，他现在很担心，担心农村农民这样下去难得搞。一是现在村里的小水利已损毁贻尽，主要靠天收；二是因为收入低，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现在家种地的几乎都是四十五岁以上的，主力军是耳顺花甲之人，再过十年、八年恐怕无人种粮了。没人种粮了，国家吃粮怎么办？对他们的疑问，我无法回答。村里现在虽然还有党支部、村委会，但随着村集体的解体，实质上已然解体，名存实亡，一个牌子而已，基本上丧失了曾经的战斗壁垒作用。礼顺兄戏称：现在支部、村委会挂个牌子，连“维持会”都谈不上。
水危机。一是农业用水危机。很多村子原来的小水利基本损毁，灌溉面积萎缩，基本退回到靠天收的自然经济状态。国家近几年投入巨额资金搞土地平整，以期保持或恢复可灌溉面积，但投入的资金，据业内人士讲，有40%变成了平整土地项目经营者的利润。二是农村水污染危机。回了一趟孩提时代生活的村子，村里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打了水井。开始还很高兴，但问及原因，却立马如掉在冰窑洞里一样。乡亲们告诉我，现在不打井不行啊，因为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大幅度提高，原来赖以灌溉和饮用的堰塘的水，已全都污染得不仅不能吃，连洗衣都不能用了，太脏。记得小时候，全村都是吃堰塘里的水，用堰塘里的水。渴了，在堰塘边捧一口就喝。夏天，放牛、砍柴、打猪菜，累了就跳到堰塘洗个澡。乡亲们说：现在莫说人洗澡，堰塘的水连猪、牛都怕下去饮水了。原来只以为工业污染水源，却不知农业本身对农村水源的污染也如此的严重。不知何时，能还我父老乡亲一片洁净的水土啊。这种污染持续下去，地下水是否还能饮用呢？
生态危机。小时候，村子里到处是鸣鸟，种类还挺多的。对面湾子里的同学家的林子，还是白鹭的繁殖地。这次回来，很少看见鸟类。这是否与农药用量的大幅提高有关呢？记得小时候，各户之间都有可拉板车、走拖拉机的路。这次回去，都不见了，淹没在杂草丛木之间。可见农户之间已少有往来，真正是返朴归真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为境界了。乡亲们说：过去烧柴、积农家肥，所以杂草丛木都用起来了，现在不烧柴了，也不积肥了，又没人去管，它就疯长呗。杂草丛木长起来了，除了隔断了农户之间的路，却不见飞禽走兽的回归，连麻雀、兔子都少见，可见生态危机已近在眼前了。改革开放，带给神州思想的多元化，尤其是精英们思想的多元化，却并未带给广大农村物种的多样性。让人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土壤危机。七十年代上初中时学过一些农技知识，依稀记得一些土壤的常识。感觉土壤也是有生命的。比如土壤有透气性，太板结了就会破坏土壤的生命力；比如要多使用农家肥，培植地力；比如休耕以让土壤“休养生息”不如改革开放，是否这些土壤学的常识也成为“极左”理论而被抛弃了，或者，这些常识也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过时了。好像，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农村土地是要休耕以让土壤“休养生息”以培植地力的。我国占全球1/7的耕地，据说化肥使用量已近全球的30%，这样靠化肥来保持农作物产量的作法，是否是在过度使用地力？这样的结果，是否会在某个时刻因土壤生命力的严重透支而遭到土壤的报复呢？工业的发展透支环境、透支资源、透支健康和民生、透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期望，农业发展则透支地力、透支物种的多样性、透支水质水利，这种的发展是否科学、是否和谐、是否包容、是否可持续呢？我期待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不止是领袖的战略思考，更是具体的政策措施，不只是文件精神更是财政预算！
基层组织危机。共产党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完善的有强大生命力的乡村基层组织。凡四十年，这个基层组织是有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有旺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后来，乡镇撤掉了“七站八所”，村里不再收取作为集体经济象征的“三提五统”，尤其是村“三提五统”的取消，农民收入实质上并未增加，但村级组织却实质上解体了。而乡镇一级的职能弱化萎缩，事实上成了一个“维持会”般的机构。回过头来看，乡镇改革是否有比“撤掉”更科学更好的办法呢？农技站、兽医站、种子站、水利站，都是公益性极强的机构，建起来不容易、科学发展更不容易，而所谓改革则采取了最蠢也最简单的办法：撤掉以丢财政包袱。还有粮管所、供销社、城建所。全国规模的农技站，种子站为什么不能成为“孟山都”？全国规模的粮管所为什么不能成为“四大粮商”？算一算“三公”消费的巨额资金，重组“七站八所”成为全国规模的大集团，能够这么快就丧失75%的产业主导权吗？基层组织的危机表现在组织动员能力的急剧衰减，表现在上访风起云涌、群体性事件波澜壮阔、各种丑恶层出不穷，其根源在于乡、村组织改革自我解除武装。其恶果将在今后十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充分表现出来。
其实，基层组织危机不独反映在农村，也表现在城市。海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聚集漂泊在大城的大中专毕业生，由于户籍管理的僵化，也都缺乏有效的管理。一句“成本”，将其推之于有效管理的门外，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以史为鉴，如此海量的人员，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极易成为“流民”，而且都是有相当文化知识的青年“流民”。一支庞大的有文化的“流民”队伍，其力量是任何政党都不应轻视或漠视的！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