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农民非正常死亡说明了什么?

  今年春节是在山东老家度过的。春节期间与村民们闲聊,得知村里去年有11人过世了。“有的人死得太早太可惜了”,提到不正常死亡的人,村民们无不扼腕痛惜。他们透露的这个信息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我特地走访了几个农户,从村会计那里找到了该村村民死亡登记表。

  这个沂蒙山区仅900多人的小村庄,2010年死亡人口11人,年龄最小的22岁,最大的79岁,平均年龄58.2岁。在具体死因中,4人死于癌症,占36.4%;3人死于其它病因,占27%;2人死于打工事故,占18.2%;1人死于交通事故,占9%;死亡人口中,男5人女6人;只有3人年龄超过70岁,勉强算“正常死亡”。这样看来,该村村民非正常死亡比例高达72.7%。

  目前,中国人平均寿命72岁。按这个平均标准看,笔者家乡经历了32年经济大潮后,尽管农民们住上了瓦房,用上了电饭锅,看上了彩电,骑上了摩托车,然而,他们为这些“幸福生活”付出了沉痛的生命代价。是不是该村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呢?显然不是,这个村庄有个107岁的老人,依然健在,生活自理。

  会计展示在我面前的村民死亡登记表,至少反映了下述信息,必须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第一,癌症成为农民最主要的死因。再加上其他病因,许多农民在“天年”来临之前,就被病魔活活折磨而死。农村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癌症病人呢?这与他们的生产方式改变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农民种地,一年到头打交道的是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焚烧后产生严重的致癌物)。8年前,农民向我反应井里打出来的水变苦了,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那是大量化学物质渗入到地下水的缘故。即便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的工作、生存环境及食物也几乎是最差的。

  目前,我国不少省份已出现“癌症村”。我随机问我的几个农村学生,都反应他们村死于癌症的人每年都有,且不断增加。癌症,这个30年前中国农民非常陌生的名词,如今已经成了他们的头号杀手。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家乡的村庄又有2人分别患了肺癌和肠道癌,年龄为60出头和50岁不到。后者是我的初中同学。

  两年前,由卫生部和科技部联合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民最主要的死因:肺癌、肝癌、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间分别上升了465%和96%,据医学专家分析,80%癌症发病率与环境恶化有关。

  第二,农民为生计所迫,外出打工的风险越来越高。上述死亡名单中,两名80后青年民工,是工厂发生火灾被烧死的。他们是亲兄弟,年龄分别为22岁和26岁。工厂老板补偿了死亡弟兄的家庭60万元,将他们的生命作为“生产成本”抵销掉了。农村青年打工仔在异地意外死亡,在全国范围内绝非个案。媒体经常曝光的矿难、工厂火灾、水灾事故,就说明不少问题。目前,农民外出打工,年轻而聪明点的多从事那些所谓技术活,其中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隐患,“黑心厂家”是不会透露给他们的。全球著名的某笔记本电脑品牌,在上海生产,在全球销售,生产它们的却是农村热血青年。青年民工变成了外国资本家的挣钱机器。

  第三,交通事故是农民死亡的另一大杀手。在上述村庄,几乎每年都有人因骑摩托车过快而丧命。春节期间,山东西南某县一个村庄,24口人办完喜事回家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全部死于拖拉机车祸,最小的是没有断奶的婴儿。一个小小拖拉机上,乘坐24人本身就是违规的,但没有人来制止。中国农村分布比较分散,警力有限,管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在农村,很多车辆是“三无”车辆”,即无车牌,无驾驶证,无年检。中国农民苦,他们买不起好车,城里的淘汰车继续在农村开,这都是农村地区交通事故居高不下的原因。

  中国农民面临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寿终正寝”成为农民的奢望。农民生计面临着高风险,这些风险来自不公平的分配制度;许多农民因打工而丧命;农业生产方式改变,造成大量有害物质进入农村,进而进入农民的身体。

  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暴露出了环境恶化、食品安全、社会分工、医疗保障等方方面面的环境与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社会信号。中国社会经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产业布局实施合理调控,不能过分放纵市场经济。中央资金要向农村投入,要让农民在家门口有活干,在健康的环境下从事健康的职业。全社会必须尊重农民的生命,尊重他们的创造,尊重他们的人格。农民富裕才是中国真正的富裕,农民健康才是国民真正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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