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
【内容摘要】“北洋三口”对外开放以后，华北地区的主体经济要素，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发生了空间上的位移，此前以北京和省府县城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驿道和运河为主要交通途径的传统国内政治经济网络，向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铁路、公路、海运、电信为主要交通途径的现代国际市场经济体系转化。到1920年代，华北经济区的空间范围，由此前以北京为中心城市的直隶和运河沿线地区，拓展到以天津、青岛为中心城市的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5省，以及河南省和江苏省的黄河流域部分。这一整合造成了华北新的区域经济差异，但加速了该地区农、牧、工、商等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及其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提升了华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适应了近代以来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经济地理；经济中心城市；华北；近代
【作者简介】樊如森，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华北地区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核心地区之一，近代则是其经济变革的关键时段。因此，对于华北近代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自然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从所涉及的区域范围来看，既有以一个城市或较小区域为剖析实例的细部探索，也有以一省或数省为研究对象的宏观考察。仅就宏观尺度的成果而言，除了数百篇的专题论文外，尚有数十部的研究专著。而其中实证性和原创性较强的专著，又当属中国大陆学者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995年版）、刘建生等5人合著的《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徐永志的《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庄维民的《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陈为忠的《山东港口与腹地研究（1860—1937）》[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张利民的《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樊如森的《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台湾学者叶淑贞的《天津港的贸易对其腹地经济之影响（1867—1931）》[（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198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等、日本学者田中忠夫的《华北经济概论》（姜般若译，北京出版社1936年版）、内山雅生的《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李恩民、邢丽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山本进的《环渤海交易圈の形成と变容——清末民国时期华北·东北の市场构造》（东京：东方书店2009年版）、顾琳的《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王玉茹、张玮、李进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栾玉玺的《青岛の都市形成史：1897—l945——市场经济の，形成と展开》（京都：思文阁出版2009年版）等、美国学者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变迁》（叶汉明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这些专著皆从不同侧面探索了近代华北的经济发展过程。以上成果深厚的学术积淀，自然使华北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走在了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前列。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已有研究大多只注重从时间维度上考察近代华北经济变革的纵向历史画卷，而缺乏对华北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格局演化、华北在全国经济地位变迁等课题的空间维度探索。深层剖析上述历史经济地理命题，有助于华北地区相关学术研究与建设实践的进一步开展。
一、近代华北经济区的空间范围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分野，使得不同学科对华北空间范围的界定，存在着很大差异。【1】笔者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认为近代华北经济区的空间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影响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核心要素（如交通、市场、产业、城市等）时间的变迁和空间的位移而不断发生变化。1860年代以前的华北区域经济格局，是以北京和省府县城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驿道和运河为主要交通途径的传统国內政治经济网络（参见下页图1）。到1920年代，逐渐变成了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铁路、公路、海运、电信为主要交通途径的现代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相应地，华北经济区范围也由此前的以北京为中心城市的直隶和运河沿线地区，拓展到以天津、青岛为中心城市的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5省，以及河南省和江苏省的黄河流域部分。这一区域基本是依据市场规律形成的，具有较高市场依存度，是本文所关注的近代华北经济区的空间范围（参见下页图2）。
二、口岸开放与华北交通地理格局的改观
华北是清朝统治的核心地区，所以，清政府尽力避免在这一带开放商埠。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胁迫下，清廷不得不缔结中英《天津条约》和《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北京条约》），于l860年正式对外开放“北洋三口”——营口、烟台、天津，后二者即地处华北。此后，又通过条约开放和自主开放的形式，先后将华北地区的青岛（1898年）、威海卫（1898年）、秦皇岛（1901年）、济南（1906年）、周村（1906年，今山东淄博市）、潍县（1906年，今山东潍坊市）、多伦诺尔（1914年，今内蒙古多伦市）、龙口（1915年）、张家口（1916年）、赤峰（1917年）、济宁（1921年）、海州（1921年，今江苏连云港市）、郑县（1922年，今河南郑州市）、徐州（1922年）等辟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共计l6个商埠，占中国近代商埠总数的14％。【2】这些口岸的对外开放，开启了华北与沿海及国际市场进行大规模经贸交流的新时代，同时引发了华北交通地理格局的重大改变。
清朝前期的华北交通，受以都城和省府州县治所为中心的国内政治经济格局与技术水平的制约，当时非常落后。连接内陆城市和乡村的，是泥泞的土路和蜿蜒的河流。沿海港口主要有渤海湾西岸的天津港，山东半岛沿岸的胶州塔埠头港、莱阳县羊郡港和金家口、福山县烟台港等，这些港口都分布在狭小港湾或者人海河流的岸边，人为筑建工程不多，抵御泥沙沉积和海浪侵蚀的力量不强；航运技术方面，无论是在港口集散的大海船还是内河船，都是木帆船，航行动力是人力和风力，航速慢、运量小，难以适应沿海和远洋贸易大发展的需要；信息传递方面，主要依靠古老落后的邮传系统，难以及时反映瞬息万变的政治经济形势。
l．海上交通的改善
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原来浅狭的三岔口内河码头区已经无法适应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的新需要。于是，英、法、美、德、日、俄、奥、意、比等9国列强，先后在紫竹林等地的海河南北两岸租界区修建新式的沿河码头，并在塘沽建造了深水码头，还进行了海河的水量保持、河道裁弯、淤沙开挖及冬季航道破冰的处理，且越来越多地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860年代，天津港的帆船吨位尚占50％；到1880年，帆船已经不到总数的1／3和总吨位的1／6；1890年，帆船只剩下52艘，而轮船却有533艘；1905年以后，除偶尔有1只不定期的帆船来到大沽口外，再也没有帆船来到天津了。【3】与此同时，烟台和青岛等商埠的港口建设也得到了强化。1930年代的青岛，既有专门停泊外海巨轮的大港，也有专门停泊内地小船的小港。其中大港计有码头5座，可泊万吨船只。第一、第二两码头，计有堆栈7栋，仓库19栋。第三、第四两码头专为装卸煤炭之用。第五码头规模最大，水深平均3l米。港口一切设备俱用机械，有30吨和22吨的流动起重机2台、150吨的固定起重机1台、4吨的起重机车工台。并且，青岛大港还实现了与胶济铁路的货物直接联运。【4】
轮船代替帆船，引起了水上运输特别是海上远洋运输的巨大变革。“中国人充分感觉到把他们的货物交由外国轮船运输能有迅速和安全的优点，他们知道外国轮船可以在任何季节和季候风里航行”【5】，从而加快了进出口货物的运输速度，增加了运输的数量，降低了运输的成本，促进了沿海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2．陆路交通的进步
陆路交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铁路、公路的建设方面。华北地区的铁路建设，肇始于以天津为中心的洋务运动。为了便于开平煤的外运，在李鸿章的支持下，1881年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修通；1888年，唐胥铁路又经北塘、大沽延展到了天津。到20世纪初，胶济（青岛一济南，1904年）、京汉（北京一汉口，1906年）、京奉（北京一奉天，1907年）、正太（正定一太原，l907年）、道清（道口一清化镇，l907年）、京张（北京一张家口，1909年；1923年向西展至包头）、汴洛（开封一洛阳，1910年；1934年向东延展至连云港，向西延展至西安）、津浦（天津一浦口，1912年）等铁路先后通车，形成了一个以天津、青岛等口岸城市为枢纽的华北近代铁路网，高效地协调了海、陆间的运输。“铁路运输条件曰渐便利，对这种进展（出口贸易——笔者注）起了极大的作用。先前，货物一直由骆驼、大车与木船运至本埠，这种运输方式不可避免地会迁延时日，并且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现在，只有从产地到最近的火车站一段仍采用这种旧的运输方式，到车站后就由火车转运至天津了。这样，节省了许多时日，而且大大地减少了风险。”【6】
汽车是继火车之后出现在华北的又一种现代化陆路运输工具。1910年天津市内出现汽车，1915年天津第一家汽车行开业，此后，汽车运输在天津及周边地区普及开来。同时，用于行驶汽车的公路，如天津至北京、保定、霸县、德州、盐山、白沟、大沽、沧州等地的公路逐步修筑起来。到1927年，天津的汽车公司和运输行已发展到69家，经营客、货运输的汽车在一百辆以上；同年，张家口的汽车行也有三十多家，商车有五六十部。【7】汽车以其比较灵活、快捷的优点，成为火车运输的延伸和补充；而汽车公路的发展，也为行走其上的其他传统车辆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3．现代电信事业的发展
原有落后的邮传系统已经无法适应国内外贸易快速发展对信息传递提出的高新要求，是西方现代化的电信技术得以及时引人中国、并在华北大地上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因。
轮船、火车、汽车、电报、电话等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构建起以通商口岸为物流、人流、资金流与信息流枢纽的新型海陆交通网络，为以天津和青岛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华北经济地理新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三、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向型经济的繁荣
1．大面积农业经济作物产业区的形成
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在进出口贸易的带动下，华北农业的种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收益比较高的经济作物（如棉花、麻类、花生、大豆、烤烟等）的种植面积比以前有了很大增加，外向型农业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华北推广植棉始于明代，到清中叶，棉花的主要用途也只是作为衣被的填充物和制作土布的原料，种植面积的扩展缓慢。【8】进入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市场和国内棉纺织工业对棉花原料需求的不断扩大，华北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有了新的提高。到1920年代，黄河流域的产棉量已经占到了全国的54％。天津作为和上海、汉口并驾齐驱的三大棉市之一，不但集散河北省的棉花，就连陕、豫、晋、鲁各省的棉花也有很多集运到天津。【9】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共同构成了中国最大的棉花产业区。【10】
除棉花之外，大麻、青麻、花生、大豆、烤烟等经济作物在华北农村的种植面积和经由天津、青岛、烟台等口岸对外出口的份额也在增大。麻类种植方面，内蒙古河套平原，山西省潞安、清源、徐沟等县，河北省顺德（今河北邢台市）、望都、正定、晋县、磁县，河南省彰德（今河南安阳市），山东省泰安等地，是主要的大麻产地；而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的低湿地带，又是青麻的主要产区。【11】近代中国的花生生产，“以山东省为最著，盖以黄河下流，沙质土壤最适于花生之种植故也。鲁省花生以种子分，有大粒、小粒二种，小粒者为土种，由来已久，大粒者为美国种，为美国传教牧师所输人，盖仅百年间事。以产地分，有北货、南货两种，济南以北出产者为北货，济南以南出产者为南货。全省出产花生统计年约八百余万担”，约1／3经胶济铁路运往青岛出口。【12】山东潍县地区、河南许昌地区，又是华北著名的烤烟产区。
2．牧业产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华北地区的畜牧业，分为家庭饲养和草原放养两大类，以后者为主。不过，在近代以前，其生产规模和产品市场化的程度都不高。口岸开放以后，天津和青岛的外国洋行，山西的旅蒙商人和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市）的皮毛商人，均通过各级商业网络，大量收购华北农家和塞外草原的畜产品。察哈尔、热河等蒙古草原地区，是华北畜产品的主要供给地。“天津特有之出口货，计有毡、毡帽、马毛、各色皮货、骆驼毛、绵羊毛、山羊毛、牦牛尾、水牛角及水牛皮。所有此类商品，除毡及毡帽率由直省所制外，均产于蒙古。”【13】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并继续向西延展，促进了草原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1928年，天津畜产品的出口曾占到其出口总值的5l％，其他年份所占的份额也都在1／3以上，畜产品出口已成为中国最大畜产品输出口岸天津的重要支柱。【14】
3．城乡现代工业的繁荣
尽管早在古代华北的农业和畜牧业领域就有了自给自足性的手工业和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的的商品化手工业，但是，引进西方现代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进行生产的现代工业，却是在口岸开放以后以沿海城市为基地而发展起来的。天津是中国北方的洋务运动中心，也是华北地区受到西方现代工业产品和工业生产方式影响最大的地方。它的现代工业，最早是洋务派1860年代建设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包括军工、航运、工矿、电信和铁路企业；同时，外国人也在天津投资创建了轮船驳运、羊毛打包、印刷、煤气、自来水、卷烟等轻工企业；中国的官僚、军阀和其他民间资本也在天津投资建厂。据调查，1911年前的天津民族工业有107家，1914—1928年间又新设1286家。到1928年，租界之外的天津城区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约3300余万元，其中制盐、碱、棉纱、面粉、火柴等17家大型工厂，资本额合计为2900余万元。另外，各国租界内还有中外工厂3000多家。【15】
天津之外，华北其他城市的现代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据1930年代初的统计，青岛城区共有现代工厂200余家，涉及40多个产业门类。其中华资工厂为160多家，除了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永裕盐公司、茂昌股份公司以外，资本都在50万元以下。在50多家外资工厂当中，以日资企业特别是日资纺织工厂最为突出，资本最多者3000余万元，最少的也有500万元。青岛市的现代工业资本总值为9200多万元，其中华资1030余万元，占11％；外资8200余万元，占89Yoo【16】，在华北的现代工业地位仅次于天津。再如唐山，其开平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现代工业企业，华新纺织厂的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也不亚于天津市内的纺织企业。【17】济南、石家庄、太原等其他华北城市，现代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城市工业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引导下，华北乡村工业也由传统转向现代。如乡村棉毛纺织、蛋类加工、草帽辫加工、榨油、猪鬃加工、针织、发网花边加工等，均为华北现代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河北高阳和山东潍县等地的乡村织布工业最为突出。
河北高阳乡村，以前纺织土纱为原料的窄面土布，自给之外还销往山西、蒙古一带。1906年以后，高阳商会从天津购买了新式织机，培训人才，试办工厂，利用机制“洋纱”纺织宽面“洋布”，以巩固和扩大高阳的织布工业基础．“在高阳、饶阳和这两处地方半径50里以内的无数村庄，共有织布机15000架进行织造，每一人家至少有一架织布机，有的人家有四五架。”【18】产品销路包括“绥远之包头，甘肃之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东三省之哈尔滨，外蒙之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河南之洛阳、郑州、开封、信阳、漯河、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各地，[黄]河北之彰德、新乡、卫辉各处，山西之全省，山东之邹县、兖州、临沂一带，江苏之徐州、海州一带，无不有本县营布业者之足迹”【19】。除高阳地区的棉织工业蓬勃发展外，“河北省129县中，凡89县有棉织工业。以民十八年论，89县的布匹总产额约为25690923匹，总值约为81360597元，占全省各种重要乡村工业总值108504923元的74％”【20】。
山东潍县“在家庭工业中可为巨擘者，首推织布工业，现已有20年之历史。农民于耕作之暇，视织布为唯一副业。利用外来棉纱与当地制造之铁机，于农事清淡之际，从事织制各种布匹。尤以城东穆村、眉村、潍河沿岸为中心地带。每届织制时间，男女老幼勤苦掺作，闲行乡曲，机杼之声相闻。现据各方估计，木机、铁机2种合计不下6万张，每年各种出品约有390万匹，总值在1090万元之谱。出口种类计分白细布、条子布、方格布、褡裢布、木机布各种”。白细布年约出30万匹，总值不下200万元；条子布年可出300万匹，总值在540万元；方格布年出12万匹，总值2l万元；褡裢布年出20万匹，总值140万元；其他各种本机布亦可年出50万匹，总值300万元之谱。上述各项布匹质料甚佳，能远销云南、四川、贵州、福建、河北、河南、绥远等省。【21】
山西平遥县以前并不产布。1916年左右，祁县的益晋公司将提花织布技术传授到该地之后，织布业遂得以兴起。进入1920年代后，形成了一个包含平遥，毗连介休、汾阳的织布区。所用原料来自榆次晋华纱厂、石家庄以及天津的各个纱厂，“布匹之销路，除山西本地外，多由碛口镇渡河运往陕西之榆林、米脂、绥德州，甘肃之安边、定边、宁夏（今宁夏银川市）、西宁等处。本地有布庄数十家，专营贩卖业”【22】。
4．新型商业营销网络的建立
华北地区很早就形成了与国内贸易相适应的商业营销网络。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对世界市场开放以后，欧美国家的机制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来。为了赢利，中国的传统商人除了贩运中国的土货外，也开始销售外国的机制棉布、棉纱、五金、机器、日用百货等洋货，从而改变了华北原来的商品营销结构，出现了以经营进出口商品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商人群体。另外，还有一些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外国洋行商人和中国买办商人。以天津的商品购销体系为例，洋行为便利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业务，除设立代理商间接推销洋货和收购土货之外，还在交通方便的次一级城市或者原料产地建立了洋行的分行与分庄。华商主要是山西旅蒙商，他们早年以车拉驼载的“出拨子”方式，用中外“洋货”直接到草原深处交换皮毛，先运回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张家口等大市场集中后再转运天津。20世纪以后，旅蒙商也纷纷改变购销方式，在各中级市场上建立起自己的商号，并且在草原深处的集市和庙会上设立分号店铺，形成以各中级市场的大商号为根本、以各初级市场的店铺为依托的商品购销体系。华、洋两大商业网络，既相互竞争又互为表里，共同组建起了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国内终点市场、以进出口业务为基本内容的新型商业营销网络。
四、经济中心城市的位移与华北现代市场体系的重构
以外贸商埠为枢纽的现代交通的改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向化程度的提高，增强丁通商口岸城市的经济实力，改变了华北以北京和省府县城为经济中心城市的传统国内政治经济网络，逐步形成了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经济中心城市的现代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一新的市场格局之下，沿海和国外的商品通过通商口岸而辐射到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内陆；内地的农牧工商业产品也通过通商口岸而出口到沿海和国外市场。其层级结构是，以经济中心城市天津和青岛为一级市场，除直接辐射临近的乡村市场外，主要借助于其下的次级城市即二级市场，间接地辐射到华北全区；次级城市又借助于其下的中小城市即三级市场，间接地辐射到更次一级区域；中小城市则直接辐射乡村市场即初级市场，也称产地市场（参见图2）。
1．以天津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华北市场网络
天津是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经济都会，其经济辐射范围包括华北和东北的西部、西北大部以及内外蒙古的广大地区。以天津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华北市场网络，主要统领3个二级市场，即河南的郑县、山西的阳曲（今山西省太原市）、察哈尔的张家口。
郑县本来只是豫中的一个普通小县。京汉、陇海两条铁路在此地的交汇，奠定了其在中原地区的现代化陆路交通枢纽的地位，它以货物特别是棉花转运和加工业的发展而迅速兴起，并改善了原有的城市面貌，提高了对周边区域的经济辐射能力。工商业“繁盛街市，为大通（同）路、钱塘里、敦睦里、天中里、三多里、福寿街，皆在车站之东，经商多汉口、天津人，河南人竞争于商业者，颇不多见。工厂有豫丰纱厂、中华蛋厂、大东铁器厂、利济织布厂、省立郑县贫民工厂等”【23】。“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之棉花，多会集于此，然后转销于天津、汉口、上海等处。故郑县成为北方棉花大市场之一”【24】。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纺织厂，也大多派人到郑县坐地收购棉花。棉花运输业的繁荣，又促进了打包、纺织、金融、保险、货栈、转运等行业的发展。【25】
阳曲作为天津对山西经济辐射的次级城市，店铺林立，商业繁盛。以商品命名的街巷有剪子巷、帽儿巷、牛肉巷、米市街、估衣街、麻市街等；相关的商业行会，也有粮行、油面行、布行、药行、干菜行、酒行、鞋帽行、典当行、杂货行、银钱行等十大行。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以后，太原和外埠特别是天津的商业贸易进一步扩大，销售进口商品的洋货行，成为太原最活跃的行业。进人民国以后，太原商业进一步发展，商业区日益扩大，以经营天津进口商品为重要内容的开化市场，成为太原最热闹的市场。1920年代，太原有各类商业店铺2500多家。太原的一些大商号，如主要从天津进货的义升厚棉布庄，除零售外，还大量转批给太原市内以及晋中等外地的布匹销售商。【26】1934年同蒲铁路贯通，进一步提高了太原的经济地位，它既是山西“全省进出口之中心，亦天津商埠之尾闾”【27】。
察哈尔的张家口，自清中期以后就逐步发展成塞北的贸易中心。在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4年自开为商埠以后，商品交流更加繁荣。“清末民初，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商务日繁一日。惟民国七年以前，交通不便，然车驼逶迤，商贾辐辏，张垣大境门外之西沟，外管（专做内外蒙古生意的店号）栉比，达1450家，每年进出口约在口平12000万两，出口货物，率为东生烟、砖茶、鞍韉、皮靴、铜、铁、杂货、河南绸之类；人口货物，则系外八旗大中小自生口蘑、鹿茸、皮张、驼羊毛、墨晶石等。运输全恃牛车、骆驼……自（1918年）边防军筹建汽车路以还，输运愈便，商务尤盛，西沟‘外管’增至1600家，贸易额达15000万两，计进口8000万两，出口7000万两，是为张库交易鼎盛时期，凡西沟外管，类多在库伦设立分号，不下六七百家，旁及恰克图（今属俄罗斯）、乌里雅苏台（今属蒙古国）等处。”【28】张家口商业上的势力范围，东括多伦诺尔（今属内蒙古多伦市）、赤峰一带，西沿京包铁路达于归化、包头、石嘴子（今宁夏石嘴山市），并辐射甘肃、新疆地区，南至宣化，北抵外蒙古的库伦和俄属西伯利亚【29】，成为天津对塞外倾销洋货并吸纳内、外蒙古皮毛等货物的一大商品集散市场。
2．以青岛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华北市场网络青岛是山东省大部、河南省东部和江苏省北部黄河流域部分的国内终点市场。它的“航路，南可以到达上海、香港，北可以到达天津、大连，东可以通朝鲜、日本，交通便利，贸易发达，山东的商业集散地呀。输人品以织物、火柴、煤油、砂糖、染料等为大宗，输出以煤、铁、盐、草帽辫、花生、豆油、麦、果实等为主要，每年的贸易额，竟达六七千万两。所以我国北方的商港，除掉天津、大连以外，就要推青岛了”【30】。同时，青岛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火柴业、面粉业等近代工业也很发达，整体发展水平在北方仅次于天津。以青岛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华北市场网络，统领着烟台、济南、海州3个二级市场。
烟台是山东第一个对外开放的贸易口岸，大约在1860—1910年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它在山东大部和河南东部广大区域的对外贸易中居于无可替代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烟台进口的大量洋蜡、洋靛、洋布、洋油、火柴、洋纱等货物，除了在胶东地区销售之外，还通过烟台一潍县一济南间的陆运大道，以及羊角沟一济南黄台桥的小清河水道，再转通济南泺口的黄河水运码头，溯黄河向西运销到山东西部、河南东部，甚至山西和陕西的部分地区；然后再收购当地的土货，如河南的百合、蜂蜡和药材，山西的药材和毛皮，陕西的烟草和药材，运回烟台出口到沿海和国外市场。【31】只是在1898年青岛和大连开埠，特别是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烟台的直接经济腹地才被青岛、济南逐渐挤压到潍县以东、山东半岛北部沿岸的狭小地区，但是，其年进出口贸易额依然保持在5000万海关两上下，仍不失为山东半岛北部的一个重要口岸。【32】
济南作为省会和区域性工商业城市，对外贸易早期从属于烟台主导的市场网络。济南通过烟潍大道的延长线和大清河（即黄河山东段）、小清河，每年从烟台港口输入大量的洋货，并输出部分土货。【33】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济南的对外贸易对象开始转向青岛。1906年济南自行开为商埠后，烟台、青岛的洋行纷纷到济南经营与口岸贸易有关的土洋货输出、输入业务，其商圈范围除了山东省西半部外，还向西延伸到河北省南部以至山西省的一部分，向北到达河北省泊头镇与天津商圈相接，向南抵达徐州、蚌埠与上海商圈相竞争。其所集散的商品中，输出物品主要有棉花、麦粉、花生、桐材、活牛、鸡蛋等，输人物品主要有棉纱、棉布、烟草、茶、砂糖等，年输出入贸易总额达1．5亿元。【34】不过，由于它仍然依靠胶济铁路和青岛港作为商品进出的主要渠道，加之现代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又与青岛相差甚远，所以，济南的综合经济实力仍然屈居青岛之下，属于青岛主导下的次级城市。
海州是苏北地区的重要城镇之一，粮食集散贸易一向发达，1921年开为商埠，隶青岛胶海关。据1936年统计，连云港与上海的贸易占其总额的49．2％o，与青岛间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11．1％【35】，反映出海州地区在青岛市场网络中的边缘性，以及青岛一上海两大商埠在豫东一苏北地区的腹地交叉关系。但从青岛的角度来看，海州市场圈依然是其主导下的华北市场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记载，青岛与苏北和豫东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主要通过连云港和陇海铁路的联运实现。1922—1931年胶海关十年贸易报告称，“德国管理胶澳时所编之统计，出口牛肉，70％来自豫省，20％产于鲁省西部，10％运自冀省南部。以上成分，迄今未变”；同时中原的生铁、泡桐树、棉花也多通过子口税单运往青岛出口；青岛进口的煤油、洋烛等，也多用子口税单销往河南、山西、河北等省份；其运输路线就是先船运连云港，再经陇海铁路“由海州（大浦车站）经徐州而至郑州，每日俱能开通车一次”。【36】
五、经济地理格局的改变与华北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上升
经过1860—1920年代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华北经济在交通业、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等领域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程度，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此前以北京和省府县城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国内传统政治经济网络，逐步让位并从属于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国际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了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华北经济地理新格局，大大提升了华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数据显示，1920年代以后，华北地区农、牧、工、商业的现代化和外向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多项经济发展指标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从对外贸易上看，天津的皮毛、棉花、草帽辫，青岛的花生等重要农畜产品的出口量，均占全国首位。1934—1937年，天津绵羊毛和山羊绒的出口，平均每年均占全国出口总量的86．5％和86．3％，远远超过了另外一个主要出口港上海，遥居全国第一。【37】1920年代以后，中国草帽辫编织业首推山东、直隶两省，次为山西、河南，而“山东、直隶等省草辫出口，固有烟台、胶州（青岛）、威海卫、龙口等处，然从天津出口，或从此（天津）转运他埠，惟天津为独多”【38】。1920—1930年代，作为重要出口商品之一的棉花，仅天津一个口岸的对外输出，就占到了全国的半数以上。【39】
现代工业的发展，往往被看做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从当时的各类资料统计来看，华北城乡的工业现代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根据1933年和1947年的相关统计，天津虽然在工厂数目、工人数目、资本总额、生产净值等项主要现代工业发展指标方面与上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和全国其他的10个主要工业城市相比，却都名列前茅。【40】换句话说，1930年代以后，天津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同时，青岛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程度在国内也仅次于上海，居国内第二位。
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的华北现代金融业，当时也有较大的发展。尽管随着首都南迁，1928年后，不少银行的总行和分行由天津迁到了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天津原有的金融实力，但是，相关统计依然显示出，1932年，本国银行在天津设立总行的一共有工。家，占全国总行数的7．03％；设分行的有93家，占全国所有分行数的9．43％；实收资本总额为2548万元，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12．69％，各项指标仍然均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41】，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城市。同时，北平也是当时在全国占居重要地位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
华北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是该区域经济市场化、现代化和外向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体现，它扭转了唐宋以后北方在全国经济地位趋于下降的颓势，加速了该地区农、牧、工、商等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及其与国内外市场联系，提升了华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适应了近代以来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趋势。
注释：
【1】张利民：《区域史研究中的空间范围界定》，《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华北”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论华北区域的空间界定与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版图的变化、文本与实际的差异等因素，使得近代中国商埠数目的统计很不一致。漆树芬统计，1922年中国商埠97个，其中27个为自开商埠，70个为条约商埠（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第2编第3章，上海独立青年杂志社1926年版）。吴松弟先生统计，1930年中国各类商埠、租借地、殖民地总数110个（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第1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杨天宏统计，1924,年中国自开商埠52个，“其数量几与条约口岸相埒”（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上述3人的统计中，只有漆氏详备每一商埠开放的法理和文案依据，吴、杨2人统计皆缺相关详细备注，故本文暂依漆著为基础进行考究。然漆氏数据中尚未包括者还有：外蒙古库伦（1861年）、乌里雅苏台（1881年）科布多（1881年）3个条约商埠，台湾地区的安平（台南，1860年）、沪尾（淡水，1860年）、鸡笼（基隆，1861年）、旗后（打狗，1863年）4个条约商埠，鸦片战争时期形成的香港（附加九龙半岛租借地）和澳门2个殖民地，大连湾（大连，1898年）、威海卫（威海，1898年）、胶州湾（青岛，1898年）、广州湾（湛江，1899年）4个租借地，1922年以后正式开放的无锡（1923年）、宾兴洲（江西，1923年）、蚌埠（1924年）、铜鼓（广东，1924年）、中山港（1930年）5个白开商埠。另外，漆著将吴淞列为德国约开商埠，经核，应为自开（宝山区史志委编：《吴淞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据上，笔者认为，至1930年为止，中国的一级商埠总数应该是115个，其中条约商埠82个，自开商埠33个。
【3】雷穆森著，许逸凡、赵地译：《天津——插图本史纲》第22章第17条“天津港的航运”，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天津历史资料》1965年刊行，总期第2期。
【4】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分编》（一、青岛市），胶济铁路管理局1934年内部刊行。
【5】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2页。
【6】许逸凡译：《天津海关1902—1911年十年调查报告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天津历史资料》1981年刊行，总期第13期，第31页。
【7】窦卫华：《我省最早的汽车路——张库公路早期通车运营简况》，《河北文资料选辑》第7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
【8】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9】曲直生：《河北棉花之出产及贩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页。
【10】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210页。
【11】李洛之、聂汤谷合著：《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办公处结束办事处驻津办事处，1948年，第35页。
【12】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总编》（三、农业）。胶济铁路管理局1934年。
【13】吴弘明翻译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1873年贸易报告，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3年。
【14】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47页。
【15】罗澍伟主编：《天津近代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16】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分编》（一、青岛市），胶济铁路管理局1934年。
【17】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265页。
【18】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海关1912—1921年的十年报告》，第629页。
【19】李大本修，李晓泠等纂：《高阳县志》卷二“实业”，民国22年（1933年）铅印本。
【20】毕相辉：《高阳及宝坻两个棉织区在河北省乡村棉织工业上之地位》，方显廷编辑：《中国经济研究》下，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664—675页。
【21】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分编》（二十二、潍县），胶济铁路管理局1934年。
【22】经济讨论处编辑：《平遥县之生计状况与织布业》，《中外经济周刊》1926年第185期。
【23】吴世勋编：《河南》，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72页。
【24】崔宗埙：《河南省经济调查报告》，财政部直接税署经济研究室1945年，第40页。
【25】张学厚：《郑州棉花业的兴衰》，《河南文史资料》第37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26】任步奎：《解放前的太原商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太原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内部资料）。
【27】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章“太原”，l937年。
【28】黄奋生：《蒙藏新志》，上海，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786页。
【29】石田秀二：《张家口棉布贸易》，东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天津棉花支部大正8年（1919年）调查，三井文库藏，第5页。
【30】陈博文：《山东省一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63页。
【31】烟台港务局档案馆译藏：《1866年贸易报告》。
【32】滨田纯一著：《现代大支那》，东京：现代大支那刊行会，昭和六年（1931年）发行，第918页。
【33】烟台港务局档案馆译藏：《1882—1891年烟台十年贸易报告》。
【34】佐佐木清治著：《北支那d）地理》，东京：贤文馆，昭和十二年（1937年）发行，第95—96页。
【35】徐德济：《连云港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36】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1917—1925年胶海关华洋贸易统计报告》．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37】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
【38】工商部工商访问局：《调查》，《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儿期。
【39】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天津棉花运销概况》1934年第15期，第17表。
【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工业表8“上海等十二个城市的工业”，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6页。
【41】谷书堂：《天津经济概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2页。
原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