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研究》绪论

　　历史既指已经逝去的客观过程，又指人们对这一过程的记录与认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1】本书是关于20世纪明清历史研究的学术史，尽管会涉及明清两代客观过程，以各种历史记录载体为依据，但核心是对以往有关明清历史著述、学术研究的整体回顾与认识。

一、明清史研究之学术史

　　有关明清历史著述、学术传承的回顾与认识也有自己的学术史，且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这在以往的通论性明清史研究回顾中往往付之阙如，或轻描淡写、寥寥数语。作为学术史、倡导规范的学术研究，而作品中恰恰又缺失自己的学术史，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在明代，如王世贞所撰《史乘考误》，即对明代的相关记载，考镜源流，辨别真伪，总结评判“国史”、“野史”及“家史”的优劣与得失。【2】《明太祖实录》曲笔隐讳甚多，明末钱谦益著有《太祖实录辨证》，参阅其他史籍，揭示《实录》隐讳疏误之处。【3】黄宗羲于康熙年间完成的《明儒学案》、唐鉴于道光年间撰就的《学案小识》，

　　分别对明、清时期的各个“学派”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总结与评析。【4】如果说上述王、钱注重具体史实考订、有破有立的话，那么黄、唐则是整体的归纳与总结，勾勒儒士的学术、师承与交游，只是所述不局限于史学领域。20世纪初期，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纵论先秦至清末“学术思想变迁”，重视明朝灭亡以来的所谓“近世之学术”，推崇顾炎武、黄宗羲及其著述，称“清学之祖，必推亭林”，“学之有史，自梨洲始也”。其中关于学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表述显示了梁氏的非凡史识，对于今天的学术史研究仍不无借鉴意义。【5】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相继撰有《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者实为给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一书所作的序言，后单独成书，概论清代学术，横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较；其中有关学术“独立”性与“学者的人格”探讨，闪耀着思想光芒。后者为大学授课讲义，是讲“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其中以较多篇幅讨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还考察了“清初史学之建设”，特别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的“明史之述作附清史史料”，已经围绕着明清历史著述，从而在20世纪较为严格的明清学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6】

　　至30年代，此类著作刊行明显增多。谢国桢的《清开国史料考》，不仅收录有关的前清史史料，而且评论中外出版的清史著作，如评论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统记有清一代者，此书要为最详”，同时也指出，“首篇记清初未入关以前之事，多取材于日人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之书”。【7】罗振玉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涉及清代学术渊源、流派、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得失。不过罗氏执笔以清朝遗民自居，且其学术是指著述、思想与教化，甚至还包括官方延揽人才，史学部分大致只是按照传统体例罗列部分书籍。【8】继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后，钱穆又出版了同名专著，详细考述明末清初至晚清时期各家的学术脉络与成就，并详人之略，略人之详。【9】随后，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清儒学案》也予以刊布，篇幅庞大，但体例观点相对陈旧。【10】此外，该时期对于明清人物传记资料的检索而编纂的“引得”，也可以视作对各专题进行“回顾”的一种特殊形式。【11】

　　40年代，在大学授课的周予同曾写道：当时学生“研究中国史的困难不在于史迹的记忆，而在于史迹背景与关系的了解，而更在于中国史学发展的现阶段的把握”。于是，他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以政治、文化、学术等为背景探讨中国的史学变迁，可惜因篇幅限制，未能具体讨论明清史论著，只是在文末罗列了数部有关著作而已。【12】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是颇值得注意而又长期为本领域所忽视的学术史著作。该书系统回顾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至1945年间的中国史学，并以民国成立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顾氏盛赞史学是这100年间中国文化发展中“最有成绩的一门”，深刻地分析了促使其进步的内外因素及其具体表现。该书言简意赅，线索分明，论说有据，通晓易懂，对以往著述的评说每每恰如其分，偶尔的批评亦点明要害。【13】此外，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也包括明清时期在内，虽然主题是史学史，但其中的第九章《近代史家述略》，起于黄宗羲，迄于王国维，并且总结其研究主题与趋向；而最后一章即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也论及明清史，如“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等。【14】

　　五六十年代，明清史集中于专题研究，而通论性明清史缺乏。鸦片战争之前部分集中于“资本主义萌芽”等几个专题，并在相关的论文集中编制了论文索引。在某些论文中，体现出严谨的学风及对以往研究的简略回顾。【15】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编有《中国史学论文索引》，收录了1900～1937年间各种杂志所发表的史学文章；后来又续编，收录1937～1949年的史学论文，其中就包括关于明清历史时期的论文在内。【16】

　　综观20世纪80年代之前，虽然有相关的学术史著作，但从总体及与同时期海外比较而言，学界对学术史的重视程度不够、研究滞后，这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明清史领域。学人指出，“就以往的中国史研究状况而言，人们多重视文献的学习钻研，而常常忽视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查检和总结，研究信息的存储和检索更是十分落后。青年学生想进一步深造，只有靠师生之间的口耳相传和个人经验的积累。长期以来，始终没有一本重要的入门书为他们指点迷津”。【17】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对明清史研究的总结回顾引起学界的逐渐重视，刊发、出版了系列论文与著作，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回顾著作的出版。如天津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就包括明史、清史或其中某一专题研究的学术史或研究指南著作。该丛书中的《明史研究备览》，分为“研究回顾和展望”、“专题介绍”、“资料和工具书”以及“论文索引”几个部分，对明史研究进行全方位而又系统的回顾。该书的显著特色是：涉猎面广，除包括大陆的研究成果之外，还有港台及国外部分；对明史研究的回顾追溯至明清时期，务实而有创意。但由于涵盖面广，而条件与篇幅有限，所以回顾部分多少显得有些粗糙；基本只是陈述成果与研究成绩，而绝少指出研究缺陷与不足；加之该书资料截止到1985年，此后研究已有不少进展，所以还有不少添补及扩展的余地。【18】随后出版的《清史研究概说》，分为“绪论”、“清史专题研究概述”、“主要清史专著简介”、“清史史料简介”以及“论文索引”五个部分，对鸦片战争之前清史进行了细致而又系统的回顾。该书的显著特色是：1911～1949年之间的清史研究每十年分作一个阶段，考察代表作内容、代表人物成就，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间或指出不足，带有分析评论成分；而专题研究部分更是细致具体、条理清晰，篇幅占全书的一半以上。不过“解放后清史研究”的阶段性及整体分析十分薄弱；撰非一人，书中前后亦偶有牴牾之处；引述论著从1911年至1986年，此后的清史研究(包括鸦片战争之后)已有大量论著出版，因而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补充、完善及拓展空间。【19】而相关专题回顾部分则有洋务运动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著作。【20】近年出版的《20世纪明史研究综述》，分为“概述”、“专题研究介绍”、“史料与论著”及“21世纪明史研究展望”四个部分，对港台、国外如日本的明史研究也有所涉猎。涵盖面广是其优势，但似有罗列过多之嫌。【21】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之一，有林增平、林言椒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该书内容详细，分类细致，其中“下编”的条目大致是按照通行“中国近代史”体系排列的。【22】

　　部分回顾并非针对明清史研究，然而对本专题回顾却有启迪与借鉴之处。如周朝民等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全书分为四编即四个时期，各编分别从多个方面总结40年间中国历史学的研究状况，继“初步发展(1949～1966年)”、“严峻考验(1966～1976年)”两个时期之后，又专辟1976年10月至1979年年初的“拨乱反正”时期，然后才是“继往开来”的10年。该书还对前两个时期史学的失误与不足进行了批判与反思。【23】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历史卷》，其中的“中国古代史篇”、“中国近代史篇”的相关争鸣回顾，也包括明清史。该书内容为专题讨论、归纳分歧，整体部分欠缺，但姜义华所撰《序》则提纲挈领，将40年间的争鸣分为四个阶段，除“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及“文革”结束以来这两个阶段外，将1949～1966年以1957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引人注目。【24】张剑平的《新中国史学五十年》，根据材料客观地揭示了50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曲折与拓展，加强了对50年代末期及“文革”时期的研究。【25】

　　此外，日本学者山根幸夫主编的《中国史研究入门》也翻译出版。其中明代部分由山根亲自撰写，清代则由神田信人执笔，分为前言、概述性著作、研究史、史籍解说几个部分；“近代”的五四运动之前部分，分为前言、通史、概述书、入门书、研究史、史籍解说。该书以日人著述为主，兼及中国等明清史研究，信息量大，论说考察十分细致，这也是日本学界的显著特点。但囿于具体实际及该书的针对性是日本而非中国学者，所以无法结合中国近百年来的国情及时代特征进行整体的概括与分析。【26】高明士主编的《中国史研究指南》，其中的一部分即翻译了山根主编的《中国史研究入门》，此外则是台湾、香港地区的研究，最后两册即包括明清及近代部分。该书学术性强，对于把握港台及海外的研究十分有益。【27】

　　二是学术刊物、专业书籍中的相关明清史综述与回顾。如《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年度综述、专题综述及研究动态；《中国历史学年鉴》相关的年度回顾与学术动态；《清史论丛》间或也刊发著名学者介绍及研究评论与综述。【28】20世纪末，《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杂志又相继推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栏、“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辑，《中国史研究》杂志开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专栏，其中就有明清史及相关专题研究回顾的文章。【29】上述书刊中的几篇相关论文值得注意。

　　南炳文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发表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全文约4万字，正如标题所言，回顾了20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文章将百年间的明史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即1901～1949年、1949～1966年、1976年至20世纪末，外加一个“文革”非常时期，并就“文革”之外其他四个时期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系列论著进行总结与大量引录。该文信息量大，引录论著极为丰富，是作者多年研究积累的结晶。在此基础上，南氏又将该文扩充为专著——《辉煌、曲折与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内容更加丰富、分类愈益细致，是迄今引录已有论著最为丰富的明史综述，其功力与贡献非同一般。不过，正如作者《自序》所言，“许多论著的具体内容无法写进书中，只能简单地罗列其题目名称”。也许正是由于过多地照顾“罗列”的全面性而使明史研究的阶段性特征表达得并不十分充分。【30】

　　高翔的《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发表于《清史论丛》1999年号，全文逾10万字，基本是以专题形式对1949年以来的清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该文将50年的清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1949～1966年)、“文革”10年(1966～1976年)、改革开放新时代(1976～1999年，包括两年调整徘徊期)。该文的特点是：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对作者认为的重大问题进行细致、具体的回顾与分析；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也扼要地指出不足；尽管“文革”部分篇幅比例很小，但与此前同类论著相比，该部分已经受到重视。但是，该文考察的50年间清史仅仅局限于鸦片战争之前部分；受体例与专题限制，对每一专题内部的成果、分歧能够深入分析，而对整个清史发展的历程与线索、清史研究与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则考察分析不足、显得相对薄弱。作者在文章中已经指出，此后将完成一部相对全面、准确反映清史研究发展历程的专著。【31】

　　何龄修的《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全文篇幅甚小，原为学术会议的发言稿。该文以作者数十年的清史研究为后盾，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地勾勒了20世纪的清史研究。该文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史”研究的四个阶段划分中，第一阶段是“1901年至1937年”即截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和孟森去世，把孟森病逝作为清史研究的阶段划分标志。其次，肯定台湾的清史研究，如说“十年动乱，把十七年的消极面推到极点。台湾以一省的人才，研究清史者仍然很众，虽然拒绝马克思主义，但课题较广泛，以台湾史、思想学术史、晚清史为重点，成绩颇著”。该文欲回顾、展望百年间整个有清一代的历史，但因篇幅十分有限，所以许多问题无法展开甚至提及。【32】

　　钞晓鸿、郑振满的《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发表于《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全文约7万字，试图从清王朝的整个历史出发，关注20世纪清史研究的主要线索、-时代特征、问题意识以及重要的学术积累。文章写作利用了在海外学习研究的便利条件，查核版本，追求言必有据，注释占了较大的比例与篇幅。但是，该文对清代的本朝史、“文革”期间的清史研究均简略提及而已，对晚清部分的考察也相对薄弱。

　　三是专题研究回顾的汇编出版。例如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由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撰写专题回顾，其中就包括明史、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部分。但是分头写作既有深入之利，又有互不衔接之弊，且限于篇幅，有些内容无法展开。【3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庆祝“中央”研究院成立60周年，约请专家撰文回顾反思“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之各项成果”。这里所谓的“中国近代史”是指“十七至二十世纪”。各专题有大有小，时段或长或短，大致视各专题内容而定。另外，1989年8月，“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大学举行，230余位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提交各类专题论文83篇，其中就有明清史领域的专题论文，会后论文结集出版。上述两部论文集，基本是由各领域学有所长、具有深厚学术积累的专家学者撰写完成，视野开阔，涵盖中外，论述全面，评论深刻，对于各专题研究不无参考价值。【3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国内的近代史专家，分专题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成果，并汇编出版了《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多领域、多方面回顾总结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就，间或亦追溯至此前的相关研究。该书并未像以前典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方法——以重大事件作为讨论专题与阶段划分，而是更多地从学科门类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来回顾，但由于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明显的革命史痕迹，所以回顾内容也不得不对此有所反映。但不管怎样，部分专题对于晚清史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与启迪意义。【35】另外，借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之机，此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栏目刊出的论文也汇集出版。【36】

　　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分为不同专题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注重从社会视角观察学术，讨论学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思路对学术史研究具有开拓意义。【37】

　　四是相关的明清史论著索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00～1978年中国所发表的明代历史论著目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的《清史论文索引》，收录了20世纪初至1981年中国所发表的清代历史论文与其他相关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还编辑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史学书目，其中当然也包括明清史书目。【38】这类书籍对于查找相关论著提供了极大方便，也从侧面反映了某一时期、领域的研究状况，实际是对明清史研究进展的一种间接反映。而近年来应用现代网络技术的文献检索更是迅捷与方便。

　　此外，部分相关著作也有相应的研究回顾，如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黄冕堂的《清史治要》(论文集)，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明清时期、近代前期部分，分别就此前的明史、清史相关研究进行了概括与总结，有的还讨论了研究方法与走向等问题。【39】其他专题综述为数甚多，此不赘述。【40】

　　上述论著或以不同角度、不同方式、不同范围与主题对明清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体现了学人对该领域的反思与展望，其用意与贡献均是值得肯定的，对于推动明清史研究健康发展、促进学术研究规范化、加强各个专题研究均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篇幅、研究条件、作者史学素养、针对的读者对象等主客观因素，【41】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以至疏误。若从整体性、通论性的明清史回顾而言，我们以为，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革”除外)的研究成果，而对其他时期特别是明清本朝史、“文革”期间的明清史研究重视不够。

　　其二，侧重点或在具体专题、或欲罗列全面以防遗漏，而对于整个研究的演变过程、前后衔接重视不够。

　　其三，迁就世纪划分或某些事件，对明清史(特别是延续至1911年的清朝历史)研究的阶段划分有割裂历史之嫌。

　　其四，大致只讲、多讲成绩与贡献，不讲、少讲错讹与不足，这在内地的学术史回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本书的思路、内容及其他

　　本书的写作是建立在以往明清史研究(包括学术史研究)的众多成果之上的，除了积极吸收已有成果的优点之外，也试图克服某些不足。后者主要表现在：

　　加强对明清时期、“文革”期间明清史领域的考察与回顾。明清时期的明清史著述是此后该领域研究的基本依据与最初源头，不讲此，则当代的明清史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从研究的角度溯至源头也体现了对前人著述的重视与尊重；还有，尽管是回顾20世纪的明清史研究，但清朝一直延续至1911年，如果说其他朝代还勉强可以1901年作为分野与阶段划分的话，那么以此来划分清史研究阶段，恐怕有削足适履之嫌。如前所述，对于“文革”期间的明清史领域，通论性的明清史回顾大多缺略不谈，或简单提及。的确，该时期的学术成果相对甚少，但20世纪的明清史研究不仅体现在纸质文本、连篇累牍的成果，也包括学人的思想处境、研究的艰难历程以及相关的学术建制。优秀的成果、骄人的成绩值得肯定与赞赏，惨痛的教训、曲折的道路也值得总结与反思。另外，历史结果往往是已知的，所以历史研究对发展、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尤其重要，“文革”包括当时的明清史学界状况并非一日所成、瞬间爆发，如何逐渐发展而来是颇值得考察的问题。鉴于此，本书对“文革”期间及此前的明清史相关状况予以较多关注。

　　在兼顾专题研究、引录大量论著的同时，更加重视明清史研究整体演变进程、时代特征的考察与分析。专题探讨回顾是必要的，也是推动学术研究的基石与必由之路。引录大量明清史论著也是应该的，否则整个考察显得空洞无物、缺乏说服力。但是，对于一个以适当篇幅回顾20世纪的明清史整体研究这一中心议题而言，上述两个方面都是为这一中心服务的，处于次要地位。所以我们一般选取已经具有一定积累或者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某些专题予以单列讨论，而避免就各个专题逐一探讨。有关明清时期的诸如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等专业领域，也不在考察之列。引录代表性成果作为论述依据，而试图避免仅仅罗列论著名称，否则名为综述、回顾，实与论著索引接近。

　　朝代的兴亡、政权的更迭是客观的，而世纪的划分是人为的。因此，虽然是回顾20世纪的明清史研究，但还是将本朝史放在第一阶段且将后限定在清帝逊位的1911年。笔者以为，以1901年为标志只是迁就了世纪划分，对清史而言，这一划分标准并不可取。1911～1949年原本是一个完整时期，但该时期内容多、变化复杂，为了更好地分析、体现明清史研究整体演变进程，本书以1930年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著名的通论性清史著作也恰好是在1930年之前完成的。1950年至“文革”之前当然可以作为一个时期，正如“文革”可以作为一个单独时期一样，但前一时期的某些做法已为后一时期埋下了隐患，而后一时期所暴露的若干问题在前一时期已有端倪。书中对此也给予不少篇幅。在经过“文革”之后的短暂调整过渡后，20世纪80年代的明清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论著层出不穷，令人有点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是不少作品的学术贡献令人怀疑，某些倾向也需要警惕。本书在肯定该时期成绩的同时，又指出应注意的方面与不足。对其他时期的分析也是如此。

　　笔者坦诚地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和应该加强与改进之处，完全是出于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的需要。也许正是由于学界在该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所以方家还一再呼吁：“后人批评前人的思想风格和学术得失，是学术获得发展必不可少的一步，也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总结和继承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后人承认前人的功绩，但不能总是在他们的影响笼罩之下。必须走出来，开辟新途径，学术才能有进步，有发展。不承认前人的功绩贡献，是缺乏气度；不敢开辟新路，是缺乏勇气。没有气度和勇气的学者，是无法取得大成就的。”【42】

　　总之，本书主要考察明清史研究的社会环境、研究取向、时代特征、表述方式以及学术风格、争议等，偶尔涉及其他相关问题如学术群体、刊物、机构等，在考察成绩的同时指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中心议题是20世纪明清史的整体研究及其演变，兼顾“变”与“不变”两个相反而又相承的方面。力戒万花筒式的面面俱到、逐一罗列，而是在众多成果、扑朔迷离的关联中找出笔者以为重要的轨迹与线索。

    将20世纪的明清史放在一起回顾，主要是策划组织者的安排，这一做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如：节省篇幅，有些方面如“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完全可以融为一体；不少学者一生也是兼治明史和清史，大量论著也是以明清史为断限；等等。不利的方面是两者之问的差异性、不同步性不易表现出来，若干地方将两者混在一起有些勉强。笔者的看法是，20世纪的明清史研究可以一并回顾，但未必一定要一并回顾。

    所引录的论著基本以20世纪完成者为限，但明清时期的部分明清史、新世纪最近几年来对此前著述的再版、修订校注等，也成为笔者的利用对象。前者是为了对20世纪的明清史研究追根溯源，后者是为了更好地说明20世纪的明清史研究。囿于条件特别是个人能力，回顾的范围也以内地出版物为限，这虽然多少有些缺憾，但笔者以为这是务实与负责任的态度。

　　20世纪的明清史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也是体现学术规范、研究价值的标尺。前者意味着某一(各种层次)专题的学术史不仅随着对已有成果的发掘而得到不断的补充与完善，而且也随着体系的伸展或者说学术旨趣与价值取向的转移而不断地扩展、嬗变；后者则体现了虽然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工作，却是现代学术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却在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这大概正是学术史的奇特之处。笔者浅陋，拙著的错讹疏漏一定不少，恳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便以后修改补正。

注释：

【1】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6页。

【2】王世贞著、魏连科点校：《史乘考误》，见《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3】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太祖实录辨证》，收入《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98～2152页。

【4】黄宗羲：《明儒学案》；唐鉴：《学案小识》(又作《国朝学案小识》、《清儒学案》)，均据上海文瑞楼刊本。当然这些“明儒”、“清儒”的著述未必或者说大部分不是关于(明清)历史的，但其对明清学术的总结与概括特别是学术流派的划分，构成后人研究明清历史的学术史的一部分。

【5】梁启超写道：“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之可以变为清初，清初之可以变为乾嘉，乾嘉之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巨且剧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不过正如标题所示，讨论的主要是“学术思想”而非学术史。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于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收入《饮冰室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根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影印本，原刊本第1～104页，引文见第77页、82页。

【6】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0页、86页；第91页、103～125页、189～203页、408～415页。

【7】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第26页上。

【8】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上虞罗氏辽居杂著乙编本，1933年；此据《民国丛书》第1编第6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

【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10】徐世昌：《清儒学案》，1938年徐氏刊印。

【11】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1935年。与此类似者又如，王重民：《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5年。

【12】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原载《学林》第4期(1941年2月)；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513页。

【1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社，1947年；此据《民国丛书》第1编第72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重点参阅其《引论》部分。近年又出现该书的再版本，如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王睛佳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此据《民国丛书》第1编第72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重点参阅第255～280页、287～288页。

【15】例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1960年出版。

【16】《中国史学论文索引说明》(1956年7月30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1编，中华书局，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2编，中华书局，1979年。据第2编《前言》(1979年5月)，第1编即为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印行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

【17】林甘泉：《序》(1992年岁末)，见山根幸夫主编、田人隆等译：《中国史研究入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18】李小林、李晟文主编，南炳文审订：《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该书的“研究回顾”部分约占全书篇幅的六分之一。

【19】陈生玺、杜家骥编著：《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

【20】乔还田、晋平编著：《洋务运动史研究叙录》，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夏良才编著：《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

【21】赵毅、栾凡编著：《20世纪明史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2】林增平、林言椒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23】周朝民、庄辉明、李向平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壮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4】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历史卷》，并参见姜义华：《序》(1990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5】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

【26】山根幸夫主编、田人隆等译：《中国史研究入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27】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2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史研究动态》月刊，1979年创刊。《中国历史学年鉴》最早为1979年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杨向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办：《清史论丛》，最早由中华书局于1979年出版。

【29】《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开始刊发此类文章，《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4期。

【30】南炳文：《辉煌、曲折与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31】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57页。

【32】该文后又收入何龄修：《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33】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其中顾诚的《明史》部分、王思治与李鸿彬的《清史》部分，采取专题归纳的形式撰写；龚书铎、郑师渠的《中国近代史》部分，则分为各个阶段来概述。

【3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并参阅陈三井等：《序》(1988年6月8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出版组，1992年；并参阅徐泓：《前言》(1991年6月7日)

【35】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并参曾业英：《前言》(1999年国庆前夕)。此前的同类书籍，如宫明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36】《历史研究》编辑部：《<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37】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并参罗志田：《编序》(1999年8月18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3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清史论文索引》，中华书局，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0～1975)七十六年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后者的增补、订正本为《(1900～1980)八十年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39】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黄冕堂：《清史学录》，收入氏著《清史治要》，齐鲁书社，1990年，第1～11页。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9卷、10卷、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996年、1999年，第112～172页、62～73页、75～121页。

【40】例如李文海：《清史研究八十年》，《人民日报》1998年9月5日第5版。除内地外，台湾地区亦不少，后者如章道均：《近六十年来国人对明清史的研究》、王纲领：《近六十年来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均载(台湾)《史学汇刊》第4期，1971年12月。

【41】如天津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即要求“集学术性、资料性和工具性于一身，一册在手，即可对某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览无遗，足供学人参考、咨询、备览”。见陈生玺、杜家骥编著：《清史研究概说·编者的话》，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

【42】王钟翰：《王钟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