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明
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
一、文章微妙，德行为粗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震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
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1）之先河。
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2）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3）
真正意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
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
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 ，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 、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洪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文饰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儒道两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道家强调保持先天的素朴的本质，全真保性，自然自足，反对外在的雕饰，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有机物必有机心"，外在的文明只能伤身害性，对人没有任何好处。而儒家则强调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认为礼乐教化和伦常分际相对于原始的浑沌状态是一种提高，人只能且只应作为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人存在，担负起的自己依照某种社会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换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反对道家那种逃避社会、离群索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孔子对此持中庸的态度，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不以质害文，也不以文害质，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文饰结合起来。
葛洪学兼道儒，在修身养性方面，他主张依照道家的原则，见素抱朴，不为物役，天真自然，不事雕饰，而在经世治国方面，他又赞同儒家的方式，重视教化，抬高文学，认为虎豹之皮胜过犬羊之皮，文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合理的、进步的、有宜的。
葛洪认为，如果只是保持先天的本性，完全不要文化和文饰，则人类就会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人类文明就无从产生。他在《诘鲍》篇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对鲍敬言好古非今、重自然而轻人伦、尚混同而贬分殊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指出："子若以混冥为美乎，则乾坤不易分矣；若以无名为高乎，则八卦不当画矣。岂造化有谬，而太昊之暗哉！"葛洪其实并非为君主专制辩护，他攻击鲍敬言也不在其无君之论，而是攻击其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复古倒退，推崇自然浑沌、敌视人类文明的错误思想，他是为人类文明辩护，为社会秩序辩护。
正是由于葛洪主张文胜于质，他与那种厚古薄今、尚质朴而轻文饰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为今文之金玉，胜于古书之质朴，今日之雕饰，胜过古时之醇素。厚古薄今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弊端，道家重先天之自然，轻后世之文饰，故厚古而薄今，儒家推崇敬天法祖，重视长幼之节，故亦厚古而薄今。葛洪力辟此风，非但为后世的文风华丽张目，亦是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喝采。
在文胜于质的思想引导下，葛洪又对传统的本末观念指出了质疑，大胆提出了"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尚博》）的新观点。中国传统意识习惯于将对待的两方分为一主一从，而不惯于使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便是自然的存在，也非要搞出一个上下尊卑不可，譬如天尊地卑等等。而本末这对范畴本身便是不平等的，重本轻末是自然的观念，以本末而论古今，自然以古为本，以今为末，厚古薄今亦属当然，以本末而论文质，自然以质为本，以文为末，重质轻文亦不为怪。葛洪则对本末的尊卑意义提出了挑战，认为重本轻末、扶本抑末未必足取。他指出，本末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尊卑之别，譬如"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在这里，葛洪不仅反对本末尊卑论，还暗示末胜于本，"雏凤清于老凤声"，因为锦绣之华丽胜过素地之质朴，珍珠之贵重过于水中之蚌母，美玉之价值远逾山间之石璞，江河之滥觞怎比下游之行橹！因此葛洪提出"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以文章为德行之弟，颇有意趣，正说明即便二者有先后之分，也是基本上平等的，有如兄弟。
总之，葛洪批判了传统的对于文章的偏见，将文章提至与德行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循本》）将二者并称为修身之本。这对于崇德轻文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二、判微析理，斟酌前言
葛洪不仅力求提高文学与文章的地位，还对文章的选材和创作方法颇有独见，他在《辞义》篇中集中表达了这些观点。
当时流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以为"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 景，非莹磨之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 蕙芬馥，非容气所假"，万物皆以自然为美，因此"至真贵乎天然"，文章也不外乎此道，亦应浑然天成，不假雕饰，随意挥洒，不滞于物，因此判断文章优劣的标准也是"义以罕觌为异，辞以不常为美"。这种文学观念要求自然自成，不假外物，其风格也自然是标新立异，不与人同。
葛洪对这一观念不全赞同，他认为文章须有为而发，不能凭空而至，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见其实。文章离不开文人的构思与选材，不可能象日月星辰那样自然而生，水至清则无鱼，片面强调自然和空灵就无法写出文章。文章离不开材料，不能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否则就是无米之炊，巧妇难为。
葛洪认为，构成文章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判微析理"，二是"斟酌前言"。文章须有待而成，所谓言出有据，这种根据不是自天而降，而是源于作者对外物的观察与思考，即所谓"判微析理"。文章有感而发，没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就无从见其幽微、知其玄奥，如此则写出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便是人云亦云，缺乏见地和新意。葛洪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章的取材除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之外，还须借助于前人的言论和文章，即所谓"斟酌前言"。葛洪认为，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借鉴和取资这些财富对于创作文章是十分必要的，那种片面追求个人见解、害怕借鉴他人会丧失自己的风格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会遣词造句，学习和借鉴前人是完全必要的，个人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吸收和汲引前人的特点，创新只能建立在创造性地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一味的求新、单纯的独见恐怕就会落入怪异一途，不可能使人产生新鲜感。
在文章的选材方面也能体现出作者的才思和风格，尽管任何文章都离不开对已有语言的利用和对前人之说的借鉴，这些因素对于后人表面上是同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地发掘前人留下的财富，"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慧眼识真金，妙手著文章，只有英逸之才才能很好地采集和利用材料，从而写出绝世华章。
即便是同样的材料，也未必产生出同样的文章。正如"总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个人的风格总是会体现出来，完全相同的材料让不同的厨师来做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因为主宾的选择、前后的步骤不同，文章的清浊妍蚩也就不同。因此正如一个高明的厨师善于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令人称奇的美味一样，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贵在用简明平实的语言写出绝妙的文章。那种认为只有覆盖千里的寻木才能用于建筑大厦、只有用人所罕知的鬼神之言才能著成文章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贵丰赡，不拘一格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美是多元的，声色香味不同，只是表明其各有特性，而其美均等，没有高下阶级之分。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因为中国传统意识太习惯于把事物分出一个三六九等了，即便是无情无识的天地自然，也非要搞出一套主从尊卑的体系，几乎不知平等为何物，对于性异而位同更是感到不可理解，只要有差分，便马上想到是地位的不同，根本想不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生长着无数个品性各异的众生。
中国文化尚和而不尚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即"群色会而兖藻丽，众音杂而韶 和也"（《尚博》）。尽管也强调众殊，但落脚点还是合一，一为主，多为从，以多始，以一终。强调的不是众殊之间的平等的关系，而是它们共同的归属，因此仍未摆脱尊卑主从的模式。
尽管葛洪的这一思想只限于美学领域，且未得到展开，但其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它展示了多元存在与平等意识，对于习惯于唯一至尊和主从关系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美是多元的，与此相应的美的标准和审美也应当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欣赏和品评文章时也应当考虑到文章的风格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或者纯粹根据个人的爱好来随便下定论。葛洪指出，浅近之人，习惯于"爱同憎异"，对合乎己意的则以之为贵，对与己异趣的则以之为贱，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标准并非是唯一合理的标准，不承认艺术的多样性。这样就无法对文章的艺术价值做出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葛洪指出了评论文章的难度，以为"文章之体，尤难祥赏"（《辞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艺术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审美者各自的情趣和审美能力不同，很难得到一个完全客观的公允的评价。如果只是以审美者个人的趣味为标准，"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辞义》），那么那种需要很高的欣赏水平的九成之韶乐、风流之雅颂恐怕一般的人就难知其妙了。因此浅近之人，只知盐梅之咸酸，不解大羹之妙味，唯见飘荡之细巧，不明深沉之远致。审美者的个人情趣和爱好在审美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个人爱好又是很难统一的，这使审美活动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葛洪指出："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广譬》）人的审美情趣千姿百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体现了审美者的个性，不可一概而论。譬如人皆爱好红颜丽色，而黄帝却逑笃丑之嫫母，陈候偏怜可憎之敦洽。人莫不爱好音乐，而汉顺帝喜听山鸟之鸣，以为远胜丝竹之响，魏明帝乐闻椎凿之声，不爱金石之和。非但人的审美情趣有别，人的欣赏能力也是不同的。"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守 》），对于缺乏审美能力的人，即便是南威西施立其前，也会视而不见；黄钟大吕鸣其测，也会听而不闻。而审美能力的高低往往与人的审美情趣的高下相联系，惯听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无法领略六茎九成之和音、阳春白雪之雅韵。
不仅欣赏者的情趣各异，能力不一，作者的才思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参差不齐。有的浩阔而不够渊深，有的深邃却又狭隘，有的思路清楚而言辞钝拙，有的不合事理而文句工巧。这些都是各有长处的偏才，不是兼擅诸长的通才。著述文章必须根据自己的才思行事，避其短而用其长，不可强求，如果梗短汲深，力小负重，非要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逞能，只能是自取其辱。
同著文章，而高下有别。葛洪指出："若夫翰迹韵 略之宏促，属辞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蕴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 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比其轻重。"（《尚博》）说明人的文才相差很大，直致有天壤之别。英逸之士，才高思远，探赜索隐，虽天地玄黄，无以拘其心，珠玉满斛，无以比其言，非寻常舞文弄墨之人所能比，正如厩马千匹，骐骥有超群之价，美人无数，威施有绝世之容一样。不能忽视这种差别，将能挥毫染纸的人都视为一例。
文章本身高下不一，风格多样，而评赏者又好恶不同，修养各异，这样就使文学欣赏和评论的难度大大提高。文章的价值固然要通过文学欣赏和评论体现出来，但是由于读者和评论家本身的水平和情趣不同，这种体现未必能够做到完全和准确。众口所誉者，未必果佳；举世皆非者，未必实恶。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不会因为审美者的品评而增减，和氏之玉，不以是否见知而改其质；箫韶九成，岂因俗士掩耳而易其和。而爱同憎异、贵古贱今、以己度人、以浅量深又是文学欣赏和评论中的通病，因此真正的好文章往往得不到时人的好评。因此文学评论尽管重要，但也未必是文章价值的真实反映，得到好评固然可喜，未获美誉也未必可悲。葛洪提出"文贵丰赡"（《辞义》）的观点，认为文无定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者识其深，低者见其浅，毁誉交加，亦无足怪，没有必要追求众口一辞，人皆称美，这与其美是多元的理论是相应的。
四、文贵刺过，粉饰无益
葛洪出入道儒，学兼内外，其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他一方面期于丘园，逍遥高蹈，想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不忍独善其身，忧国忧民之热情溢于言表，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他一方面高扬文章的艺术价值，为魏晋以来的华丽文风辩护，一方面又反对不顾社会现实，不见民间疾苦，一味地香艳，粉饰太平，谄媚当路。他认为，文章形式的美尽管重要，但若徒具衣冠，言不由衷，缺乏济世救国之大志，不具赈贫扶弱之热情，这种美虽美无益，只能是一种苍白的病态的美。
葛洪指出，文章"不能治风俗之流遁，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花不为肴粮之用， 蕙不救冰寒之急！"（《辞义》）在这里，他似乎又回到了"诗言志"的立场上，春花本来就不做肴粮之用，蕙兰本性非是御寒解冻，然而春花之艳丽，蕙兰之清芬，不让肴粮之解饥，衣裳之蔽体，美的价值不在其功利。这种实用胜于审美的思想体现了葛洪美学思想的复杂性，这种观点并非是他一时的看法，而是他一向坚持的观念，如他又在《应嘲》篇中指出，"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还言"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之车辖；管青铸骐骥于金象，不如驽马之周用"，同时对庄子、公孙龙的大而无当、奇而无益进行了批评。
葛洪的这一思想只不过是传统的功利主义精神的再现，这种意识阻碍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是一种狭隘而又庸俗的实用主义，它使人被约束在"现实"的物质土壤上，正如一个被一根绳子拴着的小鸟一样，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享受有限的自由，永远透见不到真正的理想之光，永远看不到自由精神的倩影。这种意识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群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只会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缺乏进取心和创造精神的实实在在的庸人，这也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最大弱点和如今落后于人的重要原因。
既然这种功利主义精神有如许之多的弊端，那么为什么葛洪和那么多的思想家还一致加以支持呢？这是由于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严酷现实的逼迫，由于物不足用、生民多艰的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双重压力。作为一个重视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不能不先解燃眉之急，先考虑功利和用度。
因此葛洪主张文章要立足现实，有益于世，并且将此作为衡量文章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为敢于揭露现实的弊端、不昧着良心粉饰太平的才是好文章，"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辞义》）
正视现实不仅是一种创作态度，更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良心。面对黑暗的社会、残酷的现实、暴虐的统治、专制的制度，面对风俗之流变、道德之沦丧、世事之颠倒、文化之颓废，面对生灵之涂炭、山河之破碎、豺狼之当道、彝伦之倾坠，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是不会置之不理的，更不会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尽管大胆揭露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附炎趋势能够分一杯羹。
任何独裁者都不喜欢听到直言实话，对此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压制，葛洪内心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有人提出他的"言苦辞直"足以激怒统治者，不如"扬声发誉"见贵于时之时，葛洪回答道："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若徒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岂所匡失弼违，醒迷补过者乎！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余无取焉。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欲令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后也。"（《应嘲》）他认为，君子著书立言，应当"式整雷同之倾邪，磋砻流遁之暗秽"（《应嘲》），反对"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应嘲》）。
葛洪的这种敢于揭露现实、直言无讳，为此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体现了文人的良心和节操，也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那种"阿顺谄谀，虚美隐恶"的御用文人，粉饰太平、不顾现实的无节墨客，应为之羞。
葛洪对为文之道的论述是全面的，除上述诸条之外，他还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一是缺乏自知之明，本为偏才，却不知扬长避短，强欲兼之，非要自暴其短，逞强好胜，故不免贻笑大方。二是才高文烦，广譬博喻，欲舍不能，故散珠碎玉，不成条贯，美人丰肌，难入楚宫，陆机才多之患，即此类也。三是思浅言工，文多质少，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皮肤鲜润，骨骼迥弱，华而不实，言不由衷。葛洪认为，真正的美文华章应当出自兼通之才，其人应博学多识，天文物理，无所不解，王道人事，无所不知，内外兼通，故能文质相应，外并日月星辰之高丽，内蕴大海玄渊之深妙，如此立言，方不负"经国之大事"，如此为人，自然身贱而名贵，千载而弥彰。
注解：（1）《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而已集》。
（2）《法言·吾子》。
（3）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0页，袁行霈、孟二冬、丁放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4）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2至1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