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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圣生卒年月日考

                          辛德勇

    清光绪原刻单行本,竹纸线装1册
    
    "先圣”是孔夫子的封号。孔夫子是我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名人,因而
需要时常纪念;而对名人的纪念活动往往是安排在其诞生或逝世的年月,
这样对名人的生卒年月就需要进行考订。像孔子身后有规模无与伦比的家
庙,其家祭也是国祭,所以在过去举行祭祀活动也需要有一个明确可靠的
时间。然而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关于孔夫子的生卒年月,竟没有一个统一
的记载。为此,历代学者做过许多考证,结果也是言人人殊,难以形成共
识。今年社会各界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不知是否重新
做过研究?不过这些纪念活动使我想到了一本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著作,
这就是孔广牧的《先圣生卒年月日考》。
    孔广牧是孔子第七十世孙,从学于宝应名儒成蓉镜,博览强记,于天
文历算、舆地形声、名物训诂,靡不通贯,唯惜其享年不永。遗著除本书
外,尚有《礼记天算释》三卷、《汉石经残字证异》二卷、《勿二三斋诗集》
一卷、《饮冰子词》一卷及《礼记郑读考》、《詹岱阁省疚录》各若干卷,
见刘恭冕为《先圣生卒年月日考》所撰序言及诸书刻本。其中《礼记天算
释》有《咫进斋丛书》等丛书本,但已改三卷为一卷;《勿二三斋诗集》
和《饮冰子词》有《求恕斋丛书》本,词集也改名为《饮冰子词存》;《汉
石经残字证异》则《贩书偶记》著录有传抄本流传,与其余两种俱未见有
刻本著录,而除本书外其余已刻诸书亦均无单刻行世。
    此《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乃光绪五年由蒯光典等出资刊行,宝应刘岳
云任校刊,旌阳刻工汤明林写刻,卷末附有仪徵刘贵曾跋。因书中多涉及
天文历算,故刘岳云署曰“算校”,在古籍校对署名上也是别具一格。书
分上、下两卷,上卷考生年,下卷考卒年。版刻精雅整饬,初印,墨色清
晰。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年代虽近,印本却流传甚稀,《贩书偶记》正、
续编俱未见著录,读者一般是从《广雅书局丛书》或《皇清经解续编》中
才能看到此书,然已均属重刻。我得到此书是在扬州古籍书店,同时所得
还有刘恭冕《广经室文抄》之原刻批注本和刘师培《左庵集》之宣统原刻
本,俱罕见。案刘恭冕为刘岳云族兄,刘贵曾乃刘师培之父,与孔广牧同
从学于成蓉镜。刘恭冕与刘贵徵两家是否同族,未做过考究,但从《先圣
生卒年月日考》这部书的刊刻过程中可以看出,两家之间肯定有一定交往。
宝应和仪徵在清代均隶属于扬州府,疑上述刘氏诸书均属刘家自藏,后因
地利之便,为扬州古籍书店收得。据云仅北京每年南下扬州购书者即有十
几批人,好版本早已被人爬梳殆尽,但藏书家们对于此等学术书却大多不
甚留意,所以才会留待我辈掇拾(清末扬州的藏书家测海楼主人吴引孙亦
曾藏有《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一书,大概也是挟地利之便才会收得)。
    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仅孔子的生年问题就非常复杂。早期的记
载主要有鲁襄公二十一年说和鲁襄公二十二年说两种不同说法。鲁襄公二
十一年说出自《公羊传》和《谷梁传》;鲁襄公二十二年说出自《世本》
和《史记》。此后从东汉时起,人们或主《公羊》、《谷梁》,或主《世本》、
《史记》,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即以清代学者而论,如崔述、江永、
钱大昕、李惇、孙志祖等均从前者;而黄宗羲、阎若璩、梁玉绳等则从后
者。孔广牧遵从后者,定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二十一年,亦即公元前552年。
现在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实际上也是采用了他的结论。但孔广牧主
襄公二十一年说并没有特别强硬的证据,只不过谓《世本》早出而已。今
案《公羊》、《谷梁》二传虽迟至西汉初年方才写定,但其自有师说递相传
承,渊源也可以一直追溯到战国以前,未必是西汉才产生的说法。孔广牧
最后的结论是:“先圣之生年从《史记》,月从《谷梁》,日从《公羊》。”
可见他也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自是有所依据(报纸上说把
孔子的诞辰日定在9月27日,似乎也是采用孔广牧的结论)。所以关于孔
子的生年,在上述两说当中究竟何所适从,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近
代以来与此相关的重要著述中,钱穆的名著《先秦诸子系年》,面对上述
两说也是无法断定孰是孰非,最后只好以此事无关大局为由,随意择取司
马迁一说。由此愈可见确定孔夫子的生身年代,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情,现在所定的2550周年,恐怕也只能是姑且言之、姑且听之,不能过
分当真。
    即使孔广牧在此书中对孔子生卒年的论述还不够完备,本书也还是具
有很高学术价值。仅仅是他广泛搜罗前人各种成说一项,就功不可没,为
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问题是对于像孔子生年这样在现实中
具有很大影响的事件,在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的时候,最好还是重新做一
番深入细致的研究为妥,并且应当把论证的过程和依据向世人做出必要的
说明。不然很可能会热热闹闹地过错生日。1987年西安纪念碑林建成900
周年,搞得声势浩大,煞是热闹,可实际上这一年碑林在今址建成仅884
年,到2003年才是碑林建成900周年。这一事例就是一个应当引以为戒
的重要教训。
    后刻的丛书本与这部原刻本究竟有无异同,我没有做过比勘,尚不得
而知。但姑且不论其内容有无独特价值及此原刻本甚是稀见难得,仅仅是
其写刻之精雅,也不是丛书本所能比拟的。一般来说,《广雅书局丛书》
校刊比较认真,在文字上倒不会有太大差讹;只是由于书局中校刊诸公水
平太高,倒是常常按照自己的主张,有意改动原书,在使用广雅书局所刊
书籍时需要注意。如刘恭冕《广经室文抄》,《广雅书局丛书》本即有意删
去原刻本中《妇人裹足当严禁说》一篇文章;又如洪颐煊《汉志水道考证》,
嘉庆原刻本书名如此,可《广雅书局丛书》本却妄自更改书名为《汉志水
道疏证》,民国时编印《二十五史补编》,收录此书竟亦一如《广雅书局丛
书》,想必是未能依据原刻,且亦不知其妄改书名之事。由此可见,藏书
注重原刻,往往并不只是藏书者个人的收藏嗜好问题。
    
    
    1999年9月8日记于京西未亥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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