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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 林 文 集
辛德勇
清康熙遂初堂原刻初印本，竹纸2册
学术界很多人往往以为藏书不过是有钱有闲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实
不然。除了金钱和时间之外，还要有机缘和学识。而在机缘和学识二者之
中，学识要更为重要。因为若没有相应的学识，哪怕是天赐良缘，多半也
会视而不见。我就因学识浅陋，差一点儿使这部《亭林文集》湮没不显。
我能够得到这部《亭林文集》，应该说书缘不浅。还是在1992年初居
日下，刚刚涉足京都书肆的时候，一次偶然在海淀中国书店遇到一部《亭
林遗书》，乃康熙遂初堂原刻。当时书价尚且不甚昂贵，因为一向仰慕亭
林先生之品格、学术，而且《遗书》中的《昌平山水记》对于我研究历史
地理还有直接的用处，于是便贸贸然将其收入寒舍。说买这书贸然，是因
为买古书和买新书的情形是大不相同的。初入古旧书店的新手，大概都会
感受到一种如同笨拙的男人在服装店中相似的窘迫。书店卖书的店员和周
围买书的老读者，会在无意中向你投来一种穿透着审度力的目光，使你仿
佛芒刺在背，逾加惶惶然无所措手，这样自然很难买到好书。而我当时正
是处在这种完全不知深浅的情形下，买下这部《亭林遗书》，在今天看来，
显得十分盲目，同时也非常侥幸。康熙原刻《亭林遗书》是硬劲的写刻本，
在当时也算比较热门，懂行的藏书家之所以弃而不取，可能是嫌它品相稍
差，更重要的是还缺少首种《左传杜解补正》，按照藏书家的标准严格说
来，算是“残书”。我买书时自然没有这样高的要求，但却想以缺这一种
书为借口与书店讨讨价。卖书的徐元勋老师傅告诉这书本来不缺，想必是
在店中拉乱，以后还会找到，嫌缺可以慢慢等配齐后再买。讨价虽然未成，
买下书后一年左右则果然在这家店中又得到了缺失的《左传杜解补正》。
这部《亭林遗书》原本就是补配而成，其中《亭林文集》刷印最早，
《亭林诗集》次之，其他诸种则为稍晚时候同时刷印。丛书补配，本不足
怪，然而此《亭林遗书》补配而成，却另有特殊原因。盖乾隆年间禁毁“违
碍”诸书，《亭林遗书》名列《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亭林诗集》、《亭
林文集》均因“有偏谬词句”，被定作“应行销毁”，其他诸种除《昌平山
水记》“亦有乖谬处，应行抽毁”外，则因“均系辨正经史之书，有裨考
证，查无干碍”，得以“毋庸销毁”。这样一来，《亭林诗集》和《亭林文
集》便大多被从丛书中抽出毁掉，待至文网松弛之后，只能另行搜求劫余
幸存之诗、文集来配成全书。所以即使是补配而成的原刻《亭林遗书》，
全帙也并不多见，一些图书馆著录的原刻本，往往并不确实，如《中国丛
书综录》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康熙原刻本，经我核实却是光绪朱记荣重
刻本。
由于书是一时随意买下，所以我自己也并未在意，更不知道书中有什
么特别的妙处。直至一年多以后，一次业师黄永年先生来寒舍看书，方才
指教我《遗书》中的《亭林文集》乃最初印本，内容与后印本不同，实属
极为罕见。
此初印《亭林文集》与后印本的不同，是卷六收有《读隋书》一篇。
这篇本来是顾炎武从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历代国用”
条抄出备览的读书笔记，顾氏门人潘耒刊刻《亭林文集》误作亭林著述，
收入书中，但初印无几即发现这一错误，很快做了抽换，所以后来的印本
此处换成了《顾与治诗序》和《方月斯诗草序》两篇。初印《亭林文集》
的珍贵之处，一是稀见，二是可以藉此考察《亭林文集》的编纂过程。
其稀见程度，首先可徵之于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十驾斋养新
录》卷一六《顾宁人》条特地记述此事云：
顾宁人文集，初印本有《读隋书》一篇，本马贵与之说，载在《文献
通考》，宁人手
抄之，意欲采入《日知录》。潘次耕误认作顾作，乃以《读隋书》为
题，收入集中。今本
无此篇，以它文易之，则次耕已觉其谬矣。
钱大昕乃乾隆间人，其云“今本无此篇”，说明《亭林文集》初印本
在乾隆年间即已难得一见。
至民国年间，因已无需规避清人禁忌，一些劫余幸存的所谓“禁书”，
纷纷再现，前清时难得一见的许多秘籍，此时已不再珍秘，如名列清代禁
书榜首的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之崇祯原刻本即是如此。然而此《亭林文
集》原刻初印本却依然极为罕见，王国维虽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知有此初印本与通行后印本不同，但他却始终未能一睹初印之本。王氏旧
藏《亭林文集》今存北京图书馆，是抽换过的原刻后印本，在卷六《顾与
治诗序》、《方月斯诗草序》处书眉上有王氏批语云：
今案此本唯此页与次页补刊，《读隋书》一篇本当在此，而无《顾与
治诗序》、《方 月斯诗序》二篇。盖《读隋书》一篇五百五十余字，
连题目为二十九行，今此篇亦共得二十九行，始知稼堂先生后改刊二页，
以此易彼也。
由于刷印无几即做了抽换，补刊的字迹与原刻差别甚微，一般人很难
辨别。王国维在版本学上亦不愧为一代宗师，在未能见到原刻本的情况下，
还是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新抽换上的两篇诗序除字体与原本微有差别之
外，校对还非常草率。《亭林文集》原本校刻精审，终篇罕有错讹，而这
两篇诗序短短550余字中竟有8处明显的错字，显然是匆促行事所致。
王国维在1927年去世。1940年春，辅仁大学叶德禄教授在北平琉璃
厂书肆买到一部抄配的初印残本，亦视为罕见秘籍，并特地在《辅仁学志》
第十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原刻初印本〈亭林文集〉跋》一文，加
以介绍说：
庚辰春，余得原刻初印本于故都厂肆，惜序目与一、二卷为旧抄配，
无由知其刻板年月。所据系抽改本，故目有方、顾二诗序，而书卷六则
《读隋书》篇独存，盖原刻初印者。
因极罕见，虽残亦可珍也。
当时古刻旧籍尚且充斥书肆，叶氏得此清刻残本即喜不自禁，足见其
确是难得一遇。只是无抄配之原刻本文集并没有注明刊刻年月，甚至整个
丛书也没有刻书序跋，内封面上亦仅镌“顾宁人先生著亭林集”，同样没
有刻书时间，所以现在仍然无法知道《亭林文集》乃至整个《亭林遗书》
的确切刻版年月。
关于顾炎武诗文集的编纂过程，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亭林先
生神道表》记述说，顾炎武去世之后，其“高弟吴江潘耒，收其遗书序而
行之，又别辑亭林诗文集十卷”（案《亭林文集》六卷，《亭林诗集》五卷，
合之计十一卷），乃谓亭林诗文集系由潘耒编纂。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辑
印《四部丛刊》，收有亭林诗文集，在说明选用版本情况的《缩本四部丛
刊初编书录》中亦云“亭林诗文集皆先生身后吴江潘次耕编刻”。顾氏诗
文集俱由潘耒刊行是实，但编纂却并非全出于潘耒之手。
北京图书馆藏王国维旧藏《亭林文集》有王氏批语云：
先生文集、诗集皆手自编定，文集与诗集本各五卷，此第六卷则次耕
先生所增辑，故与全集体例不符，其编次亦不如前五卷之善。全谢山谓诗、
文集皆次耕编辑者，误也。
此事至微，唯明眼人辨之。
又云：
先生于康熙己未十八年作《春雨》诗曰：“平生好修辞，著集逾十卷。”
此诗文集十卷为手编之证。其文逾十卷者，亦约言之耳。
王氏此说，自是精当不易之论，亦非王氏无以明之，以此带有《读隋
书》之原刻初印本，愈可证其文集之第六卷是出自潘耒增补。
原刻初印本《亭林文集》之稀见难得，从《四部丛刊》所用《亭林文
集》的底本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是
以选用底本审辨精善见称于学林，非如中华书局之《四部备要》，乃随意
胡乱杂凑成书，又多妄自题作本来并不是它所采用的版本，用以欺世牟利。
观当日《印行四部丛刊启》，知其发起者中已萃集一时版本学俊彦，如董
康、罗振玉、叶德辉、徐乃昌、傅增湘、叶景葵、孙毓修以及主持人张元
济等等，在版本选择上自然能精益求精。《四部丛刊例言》云：“板本之学，
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兹编所采录者，皆再三考证，
择善而从。”为贯彻这一宗旨，在几次印刷过程中，依然不断“遍访众本，
再三校订”，访得更好的版本，即随时抽换，以使之“期于至善”（见《缩
本四部丛刊初编序例》）。然而尽管如此，《四部丛刊》中所收《亭林文集》
却是一部很晚的后印本。其中如卷二《抄书自序》及卷三《与友人论易书》、
《与彦和甥书》等处万历之“历”字已避乾隆讳挖改；又同卷《音学五书
序》并卷四《答李子德书》周顒及卷五僧继顒之“顒”俱改作“○”。“顒”
字乃清嘉庆帝顒琰名讳，而书中道光帝旻宁之“宁”字尚未回避。由此可
知《四部丛刊》所用底本的刷印时间已迟至嘉庆年间，说明乾隆禁毁以前
的印本俱不易得，更不用说这种最初印本了。由于刷印甚晚，版片已多有
缺损，不得不加以修补。修补后的版片一是字迹粗率，使原版洒脱飘逸的
美感失色不少；同时由于草率从事，还造成许多错误。如卷五《富平李君
墓志铭》“待人以严”讹作“侍人以严”；卷六《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
“虽多抱残守缺之人”，讹作“维多抱残守缺之人”，等等。还有一些缺损
的文字，修版时应补而未补。如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二》“夫言岂一端而
已”较初印本脱“夫”字；同卷《答曾庭闻书》篇末“努力加餐”，较初
印本缺“餐”字。此外这一后印本为回避孔子名讳，还改卷三《与人书一》
和《与人书十四》中的“丘”字为“□”或“某”字。可见《四部丛刊》
所用后印本与初印本已颇有出入，不宜再视作原刻，作为整理《亭林文集》
的底本。
从藏书角度看，看重带有《读隋书》的初印本，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
版本学价值。业师黄永年先生和贾二强学长编纂《清代版本图录》，即特
地用寒舍所藏《亭林文集》，摄取《读隋书》一页，以供研究版本学的人
参阅。可是若从编纂顾炎武文集的角度来看，就理应把这一篇并不属于他
的文章剔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今中华书局出版的《顾亭林诗文集》（1959
年8月版,近有重印本），文集所用底本为康熙原刻后印本（或即《四部丛
刊》本，挖改处均与《四部丛刊》本相同），本来已抽换掉《读隋书》一
篇，编纂者却又依据光绪董金鉴刻本，当作佚文，特地补入此篇。编纂者
显然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马端临的手笔，所以才会做出这种画蛇添足的傻
事；今人若是依此来研究顾炎武的学术和思想，自然难免会失之千里。由
此看来，版本学并不完全是无关宏旨的“小道”，学者最好还是尽可能多
了解一些版本学常识。
1999年9月5日记于京西未亥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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