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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山先生集
辛德勇
明嘉靖十四年刻白绵纸印本,残存卷三至六一册
一般明版残书，即使是白绵纸嘉靖本，直到“文革”前都还算不上
什么。普遍把明版残书当善本来卖，只不过是近几年间才有的事情。但
凡事都有个例外，个别稀见的明刻残本过去也一向为人珍重。我得到的
这部《定山先生集》残本，带有“文革”前中国书店的标价签，写明时
价是“１本８元”。这当然非同寻常。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如此高价出
售残书，自然会有他的道理。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定山集》四库馆臣提要谓“是集
诗五卷,初刻为弓元所编；再刻于定山书院,为陈常道所编；三刻于萧惟
馨”，四库本末附“补遗”载有弓元撰《书〈定山先生集〉后》一文，
末署正德丁卯孟春，知《定山先生集》初刻于是年，亦即正德二年（附
带说明一下，今人论《四库全书》纂次之失，每谓不交待版本源流。其
实有些书譬如这部《定山先生集》，馆臣初时本有详细交待，至纪昀为
《四库总目》定稿时，方才删削不存）。此初刻本《定山先生集》国内
大陆地区未见著录，而四库馆臣所云“再刻于定山书院者”，则就是我
得到的这个残本。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录有此本，记云：
卷内题：“南京户部主事四川周满校正，应天府江浦县知县桂林刘缙、
儒学署教谕陈应奎、训导龙寿山同刊。”湛若水序云：“合定山先生诗文凡
十卷，户曹陈子常道之所编辑，周子满之所校正，县尹刘子缙之所刻，置于
定山书院者。”时为嘉靖十四年，此本即依原版所印；稍后印本，其题衔有
增窜矣。
寒斋所存残本，题衔一如王氏所记，行款也同为每半页１０行，１８
字，故当属同一版本无疑。这个残本为人珍重,是因为它流传稀少,检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知国内大陆地区也别无传本著录。也正因为流传
稀少,当年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也是依据仅见的一部老北京图
书馆旧藏残本加以著录。有意思的是王重民当年见到的那个本子残存卷
一至二,又卷九至十,而我得到的这个残本则存有卷三至六,正好可以互补,
只可惜那几册残本今已不明下落,无法合而为一，而我这部残本说不定已
成海内孤帙了。
四库馆臣所说“三刻于萧惟馨”者,实际上就是这个嘉靖十四年定山
书院刻本的剜改印本,即王重民所说的题衔有所增窜的“稍后印本”,目
前大陆所存《定山先生集》的最早刻本或者说是最早印本就是这个版
本。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也著录有这个版本:
按北京图书馆藏是集原印残本,卷内有陈常道等题衔四行,此本题衔
于原有四行之后,有增入四行云:“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金溪黄希宪重订,南
京户部郎中太康何维同校,应天府江浦县知县庐陵萧惟馨校刊,江西道监
察御史邑人朱贤类次。”考侯宗海修《江浦埤乘》,惟馨知县事在嘉靖之
末,与刘缙中隔七人。惟馨等力不能刻书,而又希附其名于骥尾,遂改换每
卷之第一、二版,[原版每行十八字,改版因多容字数,为每行二十字。]冒
称重刻,虽是明人普通习惯,此在嘉靖中,不可原宥也。
明末附庸风雅用于官场应酬之所谓”书帕本”,时或类此剜改前人所
刊书板题衔以充作己事,所以它不被当时以及后世重视,也是理所当然。
“定山先生”名庄昶，应天府江浦县人,明成化二年进士,改庶吉士,
授翰林检讨,官终南京吏部郎中,事具《明史》本传并《献征录》卷二七
所收湛若水撰《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郎中定山庄公昶墓志铭》。庄氏生
平出处有两件大事。一是在成化三年年底与章懋、黄仲昭一同奏上《培
养圣德疏》,劝阻宪宗在上元节张灯内廷施放烟火,拒不奉诏捧场赋诗,从
而招致廷杖二十的重惩,并谴谪桂阳州判官,幸遇言官论救,才改遣南京行
人司左司副。此举使得庄氏与章、黄二人同获“翰林三君子”之美誉。
二是庄氏居职行人司副三年后,父母相继去世,依例去职居家服丧,从此卜
居家乡定山近三十年,谈道授徒；本可悠游林下,终其天年,可是在晚年却
禁不住大学士丘濬胁迫,起复行人司旧职,并迁南京吏部郎中。此举引发
出对他进退取舍的很大非议,从同时人陈献章到编纂《明儒学案》的黄宗
羲,许多人对此都颇有微辞。庄昶以理学名家,而理学家讲究的就是这一
套居处行止的规范,将此视为人生大节,难怪陈白沙(献章)要很惋惜地说
他是被久病害昏了头脑,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盖棺论定时更狠狠地
挖苦说:“先生殊不喜孤峰峭壁之人,自处于宽厚迟钝,不知此处却用得孤
峰峭壁着也。”
《定山先生集》共收庄昶诗文十卷,前五卷为诗,后五卷为文。从纯
艺术角度看,庄氏诗作殊乏情致,尽管《四库提要》曾列举“残书楚汉灯
前垒,草阁江山雾里诗”、“山随病起青逾峻,菊到秋深瘦亦香”等句,谓
其诗亦“未尝不语含兴象”,但是就其诗作的整体而言,则确确实实是
“全作《击壤集》之体”(亦《四库提要》语),即仿效宋代理学家邵雍
《伊川击壤集》的诗体,以诗布道。《明史》本传谓庄氏“生平不善著述,
有自得,辄见之于诗”,可见作者的出发点本来就是重说理而轻文辞,这样
的诗自然也不宜视作普通的艺术创作了。庄氏诗既已如此,文章中更是通
篇论心论性,非寻常人所易解读,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篇章指斥时弊,足资普
通文史学者取阅。如卷六《送戴侍御提学陕西序》论述科举之弊云: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过于杨墨,人皆知之；科举之学,其害甚
于杨墨佛老者,人岂知哉！夫何甚?……科举之学,……属联比对而缀纷华,
某题立某新说,某题主某程文,皮肤口耳,媚合有司；五经四书,择题而出,
变风变雅。学诗者不知丧吊哭祭,学礼者不知崩薨卒丧,学春秋者不知呜
呼,此何学哉?富贵而已,利达而已,觊觎剽窃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
性分之内,果有此乎？昔朱子谓庐山周宜干有一言极好:朝廷若要恢复中
原,须罢三十年科举始得。科举得士,恢复中原计也,周宜干乃欲罢之,何
哉？岂以科举为媒利之阶,而其人不足以知亲上死长之道,故欲罢也。昔
胡楚浚又谓科举之外,自有义理,曰“外”云者,科举自科举,义理自义理,
科举无义理也。夫道不明,岂道罪哉！科举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为人者,
道也；所恃以参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经邦国者,道也；科举之学害道,人
何学哉？今之世科举之学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学者曰是,
三尺童子皆知科第为荣,人爵为贵,一得第者辄曰登云,辄曰折桂,辄曰登
天府,欢欣踊跃,鼓动一时,自童习以至白纷,率皆求之,殚竭心力,比获乃
已。至于所谓义理,所谓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烂横流,不可收拾。
尽管弊窦丛生,科举终究还是当时最为可行的客观的选拔人才制度,
所以抨击归抨击,庄昶也提不出其它更好的普遍可行的方法来取代科举选
士制度,他只能折中为:“利达绝之,义理开之,教其涵养道德于平时,不得
已而发为科举,亦无不善。”与对科举制度慷慨激昂的鞭挞相比,这种一
厢情愿的理想憧憬,显然只能是一个苍白的幻影,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出
路。书生空谈,发泄一下情绪固然快人心颐,但终究于事无补。科举制虽
然是当时一种最为可行的人才选拔制度,但这并不等于说通过科举选拔出
来的就都是人才,或者说通过科举选尽了天下人才,甚至可以怀疑科举制
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本身就根本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看了上面庄昶所
举述的种种弊窦,便能够清楚这一点。对此,庄昶倒是有一篇更好的论述,
此即卷六《赠乡进士陈孔张序》：
天之生人,未尝不待之以为豪杰,而人不能以豪杰自待者,负乎天也,
岂天过哉！故古之人知天之所为我者如此,故周孔以圣,颜曾思孟以贤,周
程张朱以大儒名世,以接千载不传之统,盖汲汲然也。后世科举之学行,天
下之人始不知所谓豪杰矣。故凡领荐一乡,登名一第,率曰此豪杰也,而人
皆以豪杰自负；幸而出一头地,得魁一省,魁礼部,又幸而得魁廷对,则又
莫不以为豪杰中之豪杰也。
夫魁廷对者谓之殿元,而殿元又科第之至显者,以殿元为豪杰,则王曾
殿元已,而王拱辰非殿元者乎？陈文龙殿元已,而刘梦炎非殿元者乎？由
是观之,则科第未尝无豪杰,然不足以恃为豪杰也。使其得恃以为豪杰,则
凡抽青骊白而骈为四六者,皆可以参夫两间；讲承破结而工为时文者,皆
可以指为圣贤；掇青拾紫而儋人圭爵者,皆可以贯乎古今；而万物皆备于
我之身,皆可以视血气之躯。而周程孔孟所谓尽心知性之说,鸢飞鱼跃之
妙,皆可以目为老生迂阔之谈。夫天之所以待夫人者固不如是其小,而吾
之自待亦应不如是其薄。
科第既不足恃,那么关键也就在于每个人自己把握个人的命运了:
予少也学夫科举,固尝以豪杰自负,既而窃登一第,稍知所趋,则俗学
卑陋,误我岁年,盖已过半,虽欲改弦易辙,而发种种则已不可及矣。每颂
古人“俗学已知回首晚”之句,未尝不为之抚心大痛也。予每告夫吾弟晏
者,使知猛省,庶几不蹈吾老悖之故辙也。
其实这种话大多只能作为过来人谈谈而已,在科举制还是一种普遍的
选拔人才制度的时候,包括他的弟弟庄晏在内,恐怕很少有人会听从这番
劝导。这就像当今的高考或出洋的托福,尽管大多数人在相当大程度上也
看得出它是“俗学”,可还都要拼命往这条路上挤。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无
法超然于现实利益之外的，只要不以“俗学”相自矜,像庄定山一样知道
什么是安身立命的真学问,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可以目为人中豪杰了。
我买到的这册《定山先生集》残本,钤有“鄞林氏藜照庐图书”朱文
长方印。这个“藜照庐林氏”为宁波人林集虚,黄裳《来燕榭书跋》中曾
屡屡提到过他,谓之“老书贾林集虚”,从他手中买到过不少明版精本,包
括一些天一阁故物。不过林集虚除了贩书之外,至少在30年代还用木活
字排印过一部名为《藜照庐丛书》的丛书,印行宋至清人著述十余种,印
得也很像样,说明他在古书流通之外,还兼事古籍出版,已不仅仅是一般意
义上的“书贾”了。
2001年1月26日记于京西未亥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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