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种学说思想之产生。非能离群而崛起，前乎此者必有若干之攒积，亦非能绝群而独立：后乎此者必有若干之继承，非来无踪影，去无痕迹者。《周易》以前之思想如何？在经籍无可考。诗书二者，容有先于《周易》之记载，而《洪范》以外均未足占思想之表徵。《洪范》真伪，既有问题，即令其真，亦较《周易》卦辞为后。至传说黄帝有问道于广成子之事，与太公有阴符之谋，倘有其籍，则文王周公所得而见也，《周易》或难免受其影响。而今已不传，传者亦不足信。古人思想之足徵者，当以《周易》为最先。

魏晋时代思想出现一股崇尚老庄学说之思潮，时人称之为“清谈”。其特点为长于言谈，以辩论取胜，故参与此一思潮论辩者，时人誉为“名士”。而其言谈内容则以《周易》、《老子》、《庄子》三书为中心，后人因称此一思潮为三玄之学，或简称为玄学。（见《颜氏家训·勉学》）烦琐之汉代经学，同为谶纬相结合之今文经学，经汉末之社会动荡，禁锢人们思想之作用大加削弱，新起士族需要新理论，为其特权作辩护，并以之安定当时社会秩序。因而汉代黄老之学，经士族之手，便转为玄学。

王弼玄学之基本命题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即以“无”为天地阴阳之根本。其于《老子指略》中谓：“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作为天地万物本原之“无”，王弼称为“至理”。其注《老子》四十七章曰：“识物之宗，故虽不见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是玄学之理论思维，与汉代之元气说、阴阳五行说相较，重视无形之义理，鄙视事物之形象。此与其易学推崇义理，轻视物象之学风一致。王弼易学，自以义理解易进而以玄学观点解易，合乎其逻辑思维发展之进程。

韩康伯承王弼之思路，自取义说出发，排斥取象说。其结果于哲学上，将事物之义理与物象对立之，即将理与事，道与器割裂之，认为理与道必先于事与器而存在，为形器之根本。此种理论，终于与玄学合流，或者以易学中之取义说为依据，宣扬“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之玄学主义。可见王弼派之易学，在反对汉易中之象数之学，于冲破旧学术传统有其积极意义。

由是言之，王弼、韩伯甚以老庄说易，与《周易》本义对未尽惬。后人或疑《周易》为道家言，不似儒书，亦惑于王弼、韩伯故说也。惟易义至此，已入于完善之途矣。

陶渊明诗文中表现的对自由、自然、和谐的追求是相互蕴涵、相互融合的，是一个整体。它表现了陶渊明对人生中的自由与束缚、自然与伪饰、和谐与对立的体悟和态度。陶渊明诗文内容的要义在此。

自由、自然、和谐置根于人类的灵魂，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追求，它们对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们的生活中程度不同地具有自由、自然、和谐的内容，但难以摆脱束缚、伪饰和对立。因此，自由、自然、和谐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实现的状态和存在，而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成为人类生生不息、不断前进的一种力量。陶渊明作品所表现的对自由、自然、和谐的追求，之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