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20世纪的嵇康研究，走过了一条由古典型向近代型不断演化的道路；其近代化过程可分为四个时期：1900——1928年，可称为嵇康研究的第一阶段。此阶段嵇康研究是从古典型向近代化的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以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鲁迅的《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中，对嵇康研究成就最为突出。刘师培对嵇康的研究，重视时代思潮、文学发展、比较研究、点面结合、溯源探流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刘氏的嵇康研究已初步完成了从古典型，向近代化的过渡。鲁迅在刘师培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又重视魏末晋初的社会风气和玄学兴盛等方面，并初步做到了运用文史哲扩通的方法。此外，鲁迅还重视嵇康作品的思想新颖，往往与旧说反对，这是刘师培所不及的。

1928-1949为嵇康研究的第二时期。其特点互为研究的细密化。如陆侃如、冯阮君研究嵇康诗时，重视嵇写四言诗运用五言诗句式的规律；并述而指出“他的六言诗每首均四句，四句均入韵。”如此细微地分析嵇康诗歌，乃此前所未见。特点之二，郑振铎从四言诗发展的角度，肯定嵇康四言诗的风格；并从当时社会思想主潮——玄学，分析嵇康的《杂诗》和《游仙诗》，亦体现了在分析作品方面既细微又深刻。特点之三，刘大杰从嵇康所处的时代及环境，并认为魏末文学“完全是当时那种玄学与宗教思想的反映”。在那些作品里，明显地表现出当代文人的性情理想嗜好和行为，间接地把那一个紊乱的时代留下一个分明的子。刘大杰在论述“竹林名士”时还与“建步士子”的对比，特别是将嵇、阮同曹植对比；体现刘氏的文学史专著能对魏晋文学的整体把握，论述其史的发展脉络，这在30年代末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1949-1978年为嵇康研究的学科统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力求把各种思想观点统一到唯物史观方面来。本时期的嵇康研究成就较突出者是林庚。他在其《中国文学简史》一书中，把嵇康视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为实行民主政治而斗争的代表”，这样的论点乃是此前的稽康研究中所未见。此外，霍松林对嵇康的思想和创作特点的分析，也较为公允。

1978-1999年为嵇康研究的第四阶段，其主要研究特征为观点与方法的多文化。本阶段嵇康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是罗宗强与徐公持。罗氏在其《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专著中，由对嵇康的研究基本上离开了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和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  及酒之关系》的讲演，而用玄学分析嵇康的为人与心态，认为“嵇康的悲剧不仅因为他的  偌，而终于导致杀身之祸，更在于他的玄学人生观的本质。”徐公持在其《魏晋文学史》中，对嵇康为人，特别是嵇康魅力的论述，嵇康与玄学思想的分析，对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考证，乃是百年来的魏晋文学史中研究嵇康所取得成就之最突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