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师宗强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敏锐地捕捉到"南朝重艺术特质的文学思想倾向"，愚弟子再搜寻一些相关材料，以体会罗师之卓识。汉代诗学体现于《诗经》学，其抒情阐释可以《毛诗大序》为代表；而南朝抒情之特点，融入了创作主体空间性地域转移，即作者北南更替的重要因素，此是抒情观念发生根本转变之关键。 一、由先秦时期从个体之"身"到国家之"事"思想模式来探寻《毛诗序》"抒情"之结构层次。 古人探讨问题时，如《毛诗序》的思维方式是："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个之本，谓之风。"而一人之本即"身"直至"心"，《周易·系辞下》等往往以身及物，循微见著，由近至远，由内至外，这也是古人之共识，诸子百家莫不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模式。 二、董理《毛诗序》产生所依附的重精气养生之历史文化背景。 养生重乎图精，这是更深层次的卫生要义，而图精与性情之调适有紧密的关系，谈论情性离不开图精问题。 图精养生思想尤其突出地表现在齐稷下学派著作中，如《管子·心术下》等，似乎在先秦两汉诸子百家均耳熟能详，所不同者在于，入世的一派，从此"体"出发，尽量凸现其"用"的一面；而出世的一派，则竭力图守其"体"，防遏观念的纷乱与法令滋彰。降至汉代，其影响依然深广。 三、根据《毛诗序》之政治与文化立场，考察其"抒情"特徵。 《毛诗序》从个体之心理状态，窥测国家政治之良窳，无疑是承继了先秦以来"图精养生"政治哲学的思维习惯。 因此"故变风发乎情，此乎礼义"，此"礼义"更有不营扰图精之卫生及人生哲学层面的含义，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显然存在着形成先秦两汉文艺思想面貌的一个非国家政治因素，而更偏于养生卫生之范畴，必然在汉代影响到文学抒情观。 四、文学抒情观念在魏晋时期的演变。 文学抒情性的逐渐确立，与"文学自觉"是同步发展的概念。文学抒情的发展，建安时期可以看作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其内在动因还是由于天人关系发生了动摇。 承建安文学思潮之绪馀，抒情于人生之意义，其地位空前上升。降及南朝，曹植辈还顾及的"礼防"更彻底崩塌了，对此应视作南朝士人抒情的新特点，两汉以来图精养生观在南朝出现断裂，这是地域文化差异使然，而此种差异自然要落实到文学创作主体来考察。 五、与图精养生观彻底决裂文化背景下的南人之抒情。 这归根到底应从南士儒家经学贫瘠来找原因。南人在文坛凯起，非在深厚的经学氛围中生长的南人，其人生观、人格及生活情趣都表现出与北人不同的特点，情感恣肆，标新立异，更接近于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南朝文学的"抒情"，正是在这样新的文化学术背景下展开。 沈约是南人文学开风气的人物。萧纲的文学主张也可一言以蔽之，曰：突出文学之抒情本体；是宣泄性的，无所顾忌的，他与图精说完全不同；他是凭藉宣泄，以重建心理平衡，并达到各种情感的满足。梁元帝萧绎文学观与萧观大致相同，图精之禁忌，至此一变而成为内心之享受。萧子显讲"委自在机"与"独中胸怀"，抒情便成为文学真生命之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