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笔之分引起过近代以来许多著名学者的关注，他们分别对文笔的内涵与文笔之分的意义进行辨证，结论却各不相同。逯钦立认为：“近代各学者文笔的论著，率仅注意于文笔的区分。他们没有分期的历史观念，对于文笔说的成立，既不曾加以探究，而对于文笔说的演变，又少有讨论的，也是游疑其辞，毫无定见。”说学者们没有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探究文笔问题，恐难以服众人之心。然而，学者们在考察文笔之分时一直有一个文学与非文学的成见横亘在胸中，以为当时人已经有了纯文学的观念，于是通过文笔之分来将纯文学独立出来。这一成见才是造成文笔问题缠杂不清的根本原因。

我们应该把文笔之分放在中国文学观念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尽量排除现代文学观念的干扰。孔子揭橥的传统文学观念强调的是人文教化，它包涵制度和文献两个方面。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开始僵化，而受楚风濡染的辞赋在“润色鸿业”的旗号下兴盛起来，形成文学观念的第一次调整，即文学包涵了学术（儒学）和文章，由于利禄的引导，时人重学术而轻文章。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章的运用日益广泛，文章体裁不断增加，个人著述蔚然成风，为了使文章便于归类，便于称引，便于学习，便于评论，文笔之分应运而生。文笔之分是对文章形式的分类而不是对文章性质（是否文学）的分类。当时人对文笔的理解并不一致，指称也有差异。从当时的文笔之辨、文学批评、文学总集编篡的实际来看，人们其实并不以“文”“笔”作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分野。曹丕《典论·论文》所举文之四科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陆机《文赋》所论文之各体包括诗、赋、碑、诔、箴、颂、论、奏、说，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所论文体几乎囊括了当时的所有文体，他们都没有把“笔”排除在文学的视野之外，而当时的文学选集加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萧统的《文选》、萧圆肃的《文海》，均文笔兼收，表明当时并没有今人所谓的纯文学观念，文笔之分只是他们对纷繁的文体进行归类的一种方式。尽管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当下文体的语言风格和审美好尚与传统有别，一部分作者也能比较自觉地追求文学的抒情性和娱乐性，然而，这只是加强和扩张了传统文学观念中对个体感情抒发和对人的生命状态关注等内容，就其整体观念而言，文学仍然包涵了文章与学术，只是人们重文章超过了重学术，而学术已突破儒术限制涉及诸子百家，文章则更注重情志的抒发和语言的表达，但其主要功用仍强调人文教化，即如刘勰所云：“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笔之分虽然反映出新的文学因素的成长和传统文学观念的发展，但纯文学观念并未产生，中国古代文学也终于未能走上纯文学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