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经济实力的迅速膨胀，必然导致其政治欲望的增强。但世家大族步入政坛的情况并不像从前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所谓门阀政治。实际情况是，从曹魏时期开始，世家大族便开始在政治上寻求利益和地位。
但到西晋为止，士族并不具有与皇权分权的能量。只是在在八王之乱，西晋灭亡之后，世家大族才坐收渔利，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核心，形成与皇权分权的局面。这就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所谓东晋门阀政治
。本文打算强调的是，士族从角逐政坛的时候开始，无论是处于觊觎政权的企望争夺时期，还是在占据权力核心的门阀政治时期，均对政治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然而却又融为一体的态度，一方面是拼命地接近政治权力核心，另一方面却又极力作出淡漠和疏离政治的架式。令人容易产生误解的是，士族对于政治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在不同的史籍中得到了不同的记载和反映。有的偏重其热衷政治者，有的则偏重疏离政治者。其中既有多寡之别，也有好恶之分。于是人们容易把自己看到的有限的记载士族政治态度的文献视为全面情况。这就需要对这两方面的材料加以对比，在对比中看到士族政治态度的全面情况；并充分注意到不同的记载取向对于士族乃至整个文人人格构建的作用和意义所在。
作为魏晋文化的百科全书，《世说新语》对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行为作了多方面的反映。但有一点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如果把《世说新语》、《晋书》和《资治通鉴》及其它魏晋历史的史书中的有关部分放在一起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世说新语》之前或者同时，已经出现大量记载魏晋历史的各种史书
，但《世说新语》的编者很少从中选取有关魏晋士族在政坛上角逐争战的事件，而是将对于这些角逐争战表示厌倦和疏离的精神取向作为自己编书的主要取向；而《晋书》的作者则双管齐下，既把那些军政大事作为主要线索，同时又大量吸收了《世说新语》中的遗闻故事；相反，那些接近史实的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吸收，使《资治通鉴》成为史家可以信赖的信史。这大概可以作为汤因比那句名言的一个注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都印上了他本人及其时代的痕迹。那么，后人对他们著作的研究，就需要在他们著作本身与其所要反映历史的落差中去正确地认识那个历史和作者本人。就《世说新语》而言，就是要弄清从正史角度看，魏晋士族政治心态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政治心态又是什么？二者之间有何差异？对这种差异的认识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何意义？这些问题连同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深入认识，庶几会对《世说新语》及其所反映的魏晋文化有较为深层和立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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