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  鲁同群

     庾信《哀江南赋》为赋史名篇。自初唐人撰《周书·庾信传》起，千余年来，它一直被看作庾信抒写乡关之思的代表作，从无人对此提出异议。笔者在拙著《庾信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中曾提出该赋主旨实非乡关之思，而是为了向北周朝廷求职。事隔三年，检阅旧著，自觉论述尚有不够明晰之处，故重撰此文，将论据归纳为十点，籍申前说，并就教于方家。

1. 《哀》赋作于557年12月，其年10月陈霸先已废梁自立，作者自觉南归无望《拟连珠》：“乌江舣楫，知无路可归；白雁抱书，定无家可寄”，遂转而在北朝求发展。（关于《哀》赋作年，笔者最重要之根据有二：①赋序“三年囚于别馆”不是用典，而是事实。作者554年夏出使西魏，其年9月西魏攻江陵，11月江陵平，庾信遂由使者变而迹近拘囚。至作赋之时，恰是三年。②梁敬帝于558年夏四月为陈霸先所害，《哀》赋对此只字未提。）

2. 赋序自叙其作赋之动机：“况复舟楫路旁，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星汉、蓬莱从不喻指故乡、故国。作者自称“穷者”，希望有舟楫以上星汉。作者武成二年（560年）所作《鹤赞》曰：“六翮摧折，九门严闭”，亦是路穷、道阻之意。

3. 赋中炫耀家世，与北朝用人重门阀有关（北朝选举重门阀，可参《魏书·官氏志》、《通典·选举二》、赵翼《陔余丛考》卷17“六朝重氏族”条）。

4. 赋中自夸文武兼资，与北朝尚武之风有关。

5. 赋中严厉批判梁元帝，有悖于传统的臣事君之礼。

6. 赋中将西魏大军攻灭江陵，责任全归之于梁元帝，而为西魏多所开脱。（“其怨则黩，其盟则寒”、“周含郑怒，楚结秦怨。有南风之不竞，值西邻之责言”、“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与颜之推《观我生赋》“徒有道而师直，翻无名之不抗”相较，实为极强烈之对比。）

7. 赋中大力歌颂在平息侯景之乱中英勇作战的将士（韦粲、羊侃、柳仲礼、王僧辩等），而对为抗击西魏，守卫江陵牺牲的将士竟无一字赞语。

8. 赋中将梁亡归于天命（甚至南方之陈，亦将享国不久），自己由南入北亦是天道回旋的结果，而且特别说明自己的祖先本来就生活于北方。（“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且夫天道回旋，生民预焉。余烈祖于西晋，始流播于东川。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

9. 赋结句“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所强调的是“故时将军”与“咸阳布衣”，谓自己无官职。作者入北至此，先后授有散官（右金紫光禄大夫）、勋官（大都督、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戎号（抚军将军、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而无实职，所谓“从官非官，归田不田”（《小园赋》）正是作者对自己当时身份的准确概括。

10. 庾信向北朝朝廷求职，并非仅见于此。《奉和赵王西京路春旦》（作于560年）曰：“谁知灞陵下，犹有故将军”。《幽居值春》：“长门一纸赋，何处觅黄金。”《卧疾穷愁》：“谁知长抱膝，徒为梁父吟。”《拟连珠》（作于560年）之35：“盖闻明镜承食，未为得所；干将补履，尤可嗟伤。是以气足凌云，不应止为武骑；才堪王佐，不宜直放长沙。”皆是其证。

根据以上十点理由，笔者认为《哀》赋主旨并非乡关之思，而是向北周朝廷求职。

另有两点说明：

1. 庾信求职与生活贫困有关。据《通典》卷35，北周官员有无职事，其俸禄差距极大。庾信入北初朝，诗赋中屡有贫苦之叹，如《和张侍中述怀》、《卧疾穷愁》、《小园赋》、《拟连珠》等。至561年任司水下大夫后，其诗文中即鲜有饥寒之音。第10点所引求职之词，可考者亦皆作于561年以前。

2. 《周书·庾信传》谓“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不可信。第一次修《周书》，参加者有唐太史令庾俭（见《新唐书·令狐德  传》。俭为庾季才之孙，季才与庾信同守。《周书·庾信传》很可能出于庾俭之手。刘知几曾批评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事有不同，言多爽实”。其原因即在修史诸人怀有私心，非出至公。《周书》对庾信有美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