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比兴》专篇论述比兴，将原属《诗三百》之学的“六义”专门问题，向具有普遍应用意义的文学层面转化。比兴一辞自此发展成文学的重要概念。而有关的问题，随着时间而愈加细致精密，人各人殊。追原刘勰立义的根本，较之评第后世诸家解说的高下，更能把握《文心雕龙》的原意。

刘勰总结文学发展的经验，于“情采”分述三文学阶段，一是为情造文，二是为文造情，三是真宰弗存。《诗三百》是为情造文的代表，而为情造文亦为一切文体的根本法式。两汉辞赋则为文造情，等而下之。最劣的是晋宋以来连造情也没有的真宰弗存。此下劣文风不劳详说。周秦两秦两汉是注目所在。讨论“比兴”旨要，首先要点示刘勰宏览往史的情采观，因两者理论关系血肉勾连，十分密切。

“比兴”于比之一义，笔墨较多；刘勰归纳汉晋辞赋的表现手法，认为辞赋“比体云构”，赋家之用比，成为特色；总结用比之法有四，即喻声、方貌、拟心、譬事，这些用例全可在《诗三百》中寻出端倪。刘勰批评赋家用比太过，是“习小弃大”，“忘乎兴”；只懂得从《诗三百》取效比法，而忽略了至重要的兴法。因此，比兴虽然同归六义而连书，但轻重有别，两者地位不相同。辞赋家之不逮《诗三百》作者，就是专用比法，所谓为文造情，取义就在于比兴的置例本末的选择。论述比的文字虽多，却不是关怀所在。

    《诗三百》树立为情造文的文体典范，关键在“兴”的运用。情在文体中的地位，刘勰向为重视，于兴义，亦在情字下笔，强调“起情”，而用法特点在“依微以拟议”、“环譬以托讽”。这些理解，若以修辞格的“暗喻”或文学理论的“形象思维”来诠释，并未可尽底蕴所在。追本刘勰兴义的诠解依据，有可能更接近原意。

    汉代传《诗》大家之中，只有《毛诗》标示兴，所以刘勰说“毛公述《传》，独标兴体”，这是《毛诗》一家之言，在汉代不成主流；迨东汉郑玄《毛诗笺》流行，兴才受到重视。魏晋南北朝文论家如挚虞、钟嵘、刘勰重视兴义，并各自为兴立义推衍，可说直接受郑玄《毛诗笺》的影响。

    综览《毛传》，标示兴体的诗凡一百一十五首，除了两首，一百一十二首都在首章起笔处标出“兴也”。毛传未解释其含义，但归纳句子特点，绝大部份都为诗人身旁细微声色物象等自然界事物。刘勰所以说“依微”、“称名也小”，这是总结《毛传》标兴的诗句得来的。另一方面，大凡兴句，《毛传》大多说明取义，有时是诗歌的时代本事，有些属于义理。而《郑笺》对《毛诗》兴句，一律以“喻”字开头，然后解说所涵事义，以兴为喻，是郑玄《笺》的特点。刘勰说“兴之托谕，婉而成章”本郑玄《笺》立说。后世以“喻”说比兴，亦缘此发挥。毛郑的兴义，在诠释诗句体现出来，都是从诗人主观取义上阐释诗句，不涉文字所及的物象，所以刘勰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挚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这说明兴句取义，而毛郑之笺注功在说清楚取义所在。郑《笺》用“喻”释兴句的取义，喻字有晓之意，即说明的意思；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情看待同一事物，引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这是毛郑兴喻的本旨。《毛诗》兴句此类现象比比皆是，所以刘勰说“兴则环譬以托讽”，环譬是从诗人感情不同的角度说的。因此，《文心•比兴》基本上伸说《毛传》、《郑笺》，刘勰所说的兴，指诗人本着某种感情，以身旁景物触引起对某种事义的感受。这是“为情造文”的具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