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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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陶渊明的少年形象

 

台湾成功大学  陈怡良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熠熠明星,是“隐逸诗人之宗”,是“田园诗派宗师”,亦是古今大贤之典范,高风亮节之象征。其所以垂诸不朽,千秋传诵,主要是在人格与作品两端,倘若缺其一,即不足以成其伟大。王国维即以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文学小言》),可见高尚而伟大之作品,须有高尚而伟大之人格济之,两者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孟子曾去:“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有关陶渊明之生平,诸如名字、里居、年寿或作品系年,又或中、晚年之生活、感受等,后人讨论甚多,虽难免争讼不已,仁智互见,欲是愈辩愈明,愈能将某些疑惑,加以  厘清,而对奠定渊明人格成长关键,及建树其诗文思想基石之青少年时期,却少有人去探讨分析,此毋宁是件遗憾之事。

所谓“三岁定八十”,一位诗人作家,由于世系、家世、出生环境、先天禀赋之差异,其青少年时代之思想、生活、人品、涵养等,亦有不同,从而看出彼辈成长后,在性情、际遇、处世、待人、学养、诗文创作等方面,亦随之有别,由此决定其一生之荣枯、命运,青少年时代之重要性,由此可见。

以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文学人物而言,像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习武且为文,“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魏书·陈思王传》),所过的是贵公子生活,宴饮游乐,击剑田猎,读经赋诗。像左思,出身寒门,少年时,即学书法,并学鼓琴,惟均未学成,后受父亲鼓励,勤加学习,涉猎甚广,惜“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晋书·左思传》)。另如谢灵运于东晋显宦世家,为谢玄之嫡孙,生下后送往钱塘道士杜明师家代养,家人多唤其“客儿”。“幼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宋书》本传)。谢灵运少年得志,放荡不羁,生活是席丰履厚。曹、左、谢三人的青少年时代,依上述,出身、个性、环境等,有极大之差异,后来在遭际、事业、创作、命途上,果然,大大有别。

至于青少年时期之渊明,又是如何呢?在物质生活上,渊明自云“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或颜延之言渊明“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陶徵士诔》)。性格舆志向,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辞并序》),“弱不好弄,长实素心”(《陶徵士诔》),“总发抱孤介”(《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诗》),又或“少怀高尚”(《莲社高贤传》),“少有高趣”(萧统《陶渊明传》),不过更重要的,是渊明的青少年时期,虽“逢运之贫”(《自祭文》),“闲静少言”(《五柳先生传》),却能“无乐自欣豫”(《杂诗》),保持乐观之心情,喜乐之心境。“欣豫”,是和谐自在,处变不惊之涵养,亦是珍惜生命,创造人生之泉源,因此个人依据有限之文献资料,塑造渊明青少年时代之形象,是:一、贫苦磨练,少年老成。二、闲静少言,克之自重。三、不适俗韵,性好丘山。四、志大气豪,行侠仗义。五、委怀琴书,涵养高趣。六、孤介不阿,与物多忤。七、质性自然,任真自得。八、温良仁厚,爱人及物。

而在结论中,个人除再强调“欣豫”是渊明青少年阶段所以能善处逆境,乐观奋斗之素养外,更进而稍作探讨,研判出有助于渊明奠定其青少年时代之人格、性向的五大因素,是:一、天赋秉性。二、生长环境。三、父母庭训。四、读书有得。五、学术思潮。而后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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