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成功大学  陈怡良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熠熠明星，是“隐逸诗人之宗”，是“田园诗派宗师”，亦是古今大贤之典范，高风亮节之象征。其所以垂诸不朽，千秋传诵，主要是在人格与作品两端，倘若缺其一，即不足以成其伟大。王国维即以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文学小言》），可见高尚而伟大之作品，须有高尚而伟大之人格济之，两者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孟子曾去：“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有关陶渊明之生平，诸如名字、里居、年寿或作品系年，又或中、晚年之生活、感受等，后人讨论甚多，虽难免争讼不已，仁智互见，欲是愈辩愈明，愈能将某些疑惑，加以  厘清，而对奠定渊明人格成长关键，及建树其诗文思想基石之青少年时期，却少有人去探讨分析，此毋宁是件遗憾之事。

所谓“三岁定八十”，一位诗人作家，由于世系、家世、出生环境、先天禀赋之差异，其青少年时代之思想、生活、人品、涵养等，亦有不同，从而看出彼辈成长后，在性情、际遇、处世、待人、学养、诗文创作等方面，亦随之有别，由此决定其一生之荣枯、命运，青少年时代之重要性，由此可见。

以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文学人物而言，像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习武且为文，“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魏书·陈思王传》），所过的是贵公子生活，宴饮游乐，击剑田猎，读经赋诗。像左思，出身寒门，少年时，即学书法，并学鼓琴，惟均未学成，后受父亲鼓励，勤加学习，涉猎甚广，惜“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晋书·左思传》）。另如谢灵运于东晋显宦世家，为谢玄之嫡孙，生下后送往钱塘道士杜明师家代养，家人多唤其“客儿”。“幼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宋书》本传）。谢灵运少年得志，放荡不羁，生活是席丰履厚。曹、左、谢三人的青少年时代，依上述，出身、个性、环境等，有极大之差异，后来在遭际、事业、创作、命途上，果然，大大有别。

至于青少年时期之渊明，又是如何呢？在物质生活上，渊明自云“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或颜延之言渊明“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陶徵士诔》）。性格舆志向，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辞并序》），“弱不好弄，长实素心”（《陶徵士诔》），“总发抱孤介”（《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诗》），又或“少怀高尚”（《莲社高贤传》），“少有高趣”（萧统《陶渊明传》），不过更重要的，是渊明的青少年时期，虽“逢运之贫”（《自祭文》），“闲静少言”（《五柳先生传》），却能“无乐自欣豫”（《杂诗》），保持乐观之心情，喜乐之心境。“欣豫”，是和谐自在，处变不惊之涵养，亦是珍惜生命，创造人生之泉源，因此个人依据有限之文献资料，塑造渊明青少年时代之形象，是：一、贫苦磨练，少年老成。二、闲静少言，克之自重。三、不适俗韵，性好丘山。四、志大气豪，行侠仗义。五、委怀琴书，涵养高趣。六、孤介不阿，与物多忤。七、质性自然，任真自得。八、温良仁厚，爱人及物。

而在结论中，个人除再强调“欣豫”是渊明青少年阶段所以能善处逆境，乐观奋斗之素养外，更进而稍作探讨，研判出有助于渊明奠定其青少年时代之人格、性向的五大因素，是：一、天赋秉性。二、生长环境。三、父母庭训。四、读书有得。五、学术思潮。而后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