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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院何以人才辈出

                   吕文浩

  讨论老清华的人文学术史的人一般都是从清华国学研究院谈起的。
这当然是很对的。在1925年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前,清华的人文学术研
究大体是零星的、浅陋的,在学术界不占什么重要位置。国学研究院
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才第一次真正地给清华带来学术上的声誉,树
立了清华作为学术重镇之一的地位。

  每每想起国学研究院,我心里总是充满了一种复杂的感情:和大
多数人一样,我羡慕那时师生热心向学的氛围,高度评价他们的研究
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国学研究院的“好景不常”的缘故,我
常常惋惜其未能“尽善尽美”。研究院一直是在校内的重重矛盾下发
展的,最初的主持人吴宓先生因不能实现其设想而引退,后来研究院
的规模大体上是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1927年以后王国维自沉、梁启
超因多病不能常川住院继而辞职,研究院失去两大“台柱”,盛况大
不如前。想起梁启超在一次茶话会上说“我院如继续努力,必成国学
重镇无疑”,言犹在耳,国学研究院没过几年就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怎能不令人叹惋!

  人生活在一个布满着种种现实利益冲突的世界上,不可能事事
“尽如人意”。以这种眼光来看,过分地停留在惋惜上似乎也不必要。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若昙花一现,但确有足观者在。它只存在了4年(
1925-1929),培养了4届学生,总数70余人,而成材率颇高,其中尤
以高亨、徐中舒、吴其昌、刘盼遂、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
卫聚贤、谢国桢、杨鸿烈、陈守实、刘节、蒋天枢等成就突出。记得
在1995年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人呼吁总
结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经验,颇有反响。当此母校
90周年大庆之际,笔者应约执笔撰写此文,以国学研究院为例略述老
清华人才培养经验之一斑,想必也是读者诸君所乐于一读的。

  国学研究院人才辈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学生本身素质好。“玉不琢,
不成器”,但前提是你琢的是一块玉,而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如果
琢的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任你如何用心雕琢,也成不了一块器。维持
教育品质的第一个因素是提高生源质量。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中以服务
教育界及学有根底者居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尚不足一半,不少人在入
学前已有著作问世,已经是相当成熟的青年学者,所以能够很快进入
状态,加以名师点拨,很快便脱颖而出。国学研究院的学制只有1年,
但如题目较难,可以申请延续1年或2年。实际的情况是有近一半的人
延长了学习期限,多数是延长1年,也有极少数延长两年的。读过研究
生的人都明白,我们现在上3年研究生时常还觉得时间很紧,1年学制
是很短的,根本不容许你在这一年时间内打基础。国学研究院要求学
生入学两星期内确定论文题目,以自己研究为主,有问题可以向导师
请教。研究院给学生安排的是必修4门普通演讲课,定期和导师见面,
向导师请益。

  研究院起初打算不办学术刊物,理由是:(1)杂志按期出版,内
容材料难得精粹,若以照片祝词等充塞敷衍,于本院名声有损无益;
(2)学生研究期限,暂定1年,研究时间已苦无多,若再分心于杂志
之著述及编辑,必荒学业;(3)佳作可刊于丛书,短篇可刊于周刊及
学报中分别刊登,而编印丛书,由教授指导学生为之。也许是由于不
少学生有意于延长学习期限,他们主办了《实学》月刊,不少学生还
参加了北京述学社《国学月报》杂志的编辑和撰述工作,在研究院创
办的《国学论丛》季刊上,学生们也屡有著述发表。这些丰厚的学术
成果充分说明,研究院学生的学术根底与研究能力非同一般。

  清华国学研究院人才辈出的第二个原因是校方眼光很高,慧眼识
英才,物色到一批货真价实的大师或一线学人,为清华人文学科开了
一个好头。研究院章程中对教授(即导师)和讲师的要求是:

  (一)本院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数人,为专任教授。常
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导之事。

  (二)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

  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成绩卓著当时已
经广为人知,陈寅恪和赵元任则属于潜在的大师,有一定的知名度但
主要著作还没有产生,也被校方延揽到校。他们4位都站在当时学术的
最前沿,是真正的一线学人。而只有在学术的最前沿打过胜仗的才配
得上称大师。任研究院讲师的先后有李济、马衡、林宰平,也都是一
时的绩学之士。王国维辞世、梁启超去职以后,陈寅恪建议校方聘请
的导师是章太炎、罗振玉,也都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可惜他们没有
应聘。

  研究院的几位教授和讲师在普通演讲里讲授的都是当时最前沿的
学问,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史、陈寅恪以比
较语言学来证史、赵元任的描写语言学都是非常崭新而且精深的。客
观地说,研究院的学生虽然根底深厚,但他们以前的知识结构与导师
们的学问要想顺利衔接起来也绝非易事,尤其是陈寅恪与赵元任的学
问属于新的领域,常使学生们感到听讲十分费力。姜亮夫在回忆里说,
听陈寅恪的课很吃力,非常苦恼,认真记笔记,课后和同学对笔记,
再加上看书,大约能懂1/3左右。在钻研过程中感到在方法上很有收
获。他坦言,他自己是以旧的为基础,对新的略有所知的“半掉子”。
姜亮夫的情况可能很有代表性。所以,学生们以王国维和梁启超为导
师的居多。研究院的学生中学术境界达到或超过导师的大概还没有,
这不能不说是必然的。但是,从游于大师或一线学者门下,即便不能
得心应手地运用其所指示的路径,至少打开了视野,能明了自己所处
的位置,在题目的选择和方法上得到启迪,也是很值得的。研究院的
制度是分科不分系,以教授个人为主,仿书院制度,期于在教授与学
生的密切接触中使学生掌握治学方法,受导师的人格熏陶,短期内确
有所获。从4年的实践来看,这种办法应该说是成功的。

  叶企孙解放后有一次和人说起老清华办学成功的经验,他认为主
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师资、宁缺毋滥。绳之以国学研
究院的经验,经费充裕是一个前提条件,自不必说,国学研究院最为
突出的也许应该是礼聘大师,完全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依照学术研
究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办事。这当是老清华办学经验里最为宝贵的成分。



梁启超
 


王国维
 


         
 赵元任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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