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看仇十洲百美图卷子真能绘花有影绘鸟有声。”

十九世纪末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曾经把李汝珍的晚清小说《镜花缘》与仇英（1505－1552）的绘画《汉宫春晓卷》相比较。虽然在表面上两个作品最显著的相似之处在于都表述了许多“离家”的女性，然而在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上，它们都体现了对女性表述法的反思。李汝珍几乎恰好在清朝灭亡一百年以前开始写作他的《镜花缘》，作品借用武则天的时代通过虚构的手法表现作者自己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忧虑。仇英的《汉宫春晓卷》是在明朝灭亡约一百年以前所画，同样是通过以汉朝为背景影射他对明末社会及艺术的关注。进一步来说，李汝珍与仇英在各自作品中都通过借用不同时代来影射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关注也恰好体现了女性与表述，以及女性及表述穿越时空的流通。

本文将用李汝珍唐代透视清朝，仇英汉代影射明朝的这种偶然的并列关系透视女性与表述在明末至清末这段时期的富有争议的关系。具体来讲，本文将讨论李汝珍和仇英的作品是如何同步地使用女性表述的描述来稳含他们对社会的其他关注，甚至两位作者本身也对他们所使用的这种影射策略所蕴涵的政治及文化后果作了间接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