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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与文化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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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issance and Cultural Renewal in Late Qing ChinaKeith McMahon, University of Kansas
 

    

中国在十九世纪所经过的文化政治与经济上的变动假如用较物质的方法来描写,可以说:英国破坏了多少中国城市,中国被迫订立多少不平等条约,欧洲商人在这个期间内积累了多少资本。

然而,从文化幻景(cultural fantasmatic)的屏幕去认识这个动荡,我们怎么认识呢?换一句话,文学中的叙事性想象(narrative imaginary)怎么样描绘这样的动荡对文化家乡的影响?这种动荡如何表现在叙事性的想象中呢?问题也可以这样提出:这个时期的小说在内容上虽然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剧变只有片面的涉及,但仍然对这个动荡的重大影响有间接而且具体的反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要用清朝咸丰年间小说《花月痕》为例子。《花月痕》是爱情故事。平时爱情与历史和政治的关系好象不那么密切。但在《花月痕》中爱情的失败与成功跟社会幻景上的失败与成功却是并行的。尤其引起注目的是《花月痕》与传统爱情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爱情故事往往有一种障碍防止两个情人达到爱情目的。情人把障碍排除了以后终于结成婚了。《花月痕》居然缺乏这种障碍。情人反而自己去创造障碍。这种缺乏障碍反而去有意地欢迎失败与死亡是《花月痕》的一大特点,也是这个小说对当时灾难历史的–––尤其太平起义–––最突出的反映。要了解韦痴珠和柳秋痕两个情人的爱情跟太平起义的关系,我们最好把他们看成是两个牺牲者,而且他们的牺牲是因为他们整个的文明存在方式正在受到重大的威胁。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两个殉国者,也可把他们的牺牲等同於他们对爱情失败的一种认识。

在整个文化幻景中,爱情失败也象征着文化里比多(culturallibido)的失败。一个文化的最深层的本体是喜悦(jouissance):人们如何属于他们的文化团体,即如何“享受”他们的文化。在文明生存方式受到威胁时,克服威胁的势力必须本著喜悦去实现文化里比多的复新与再生。《花月痕》结尾就是这个复新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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