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清之际士人谈兵为研究对象，经由对“谈兵”这一行为及所谈话题的分析，探究士人（“文士”，“文人”）与“兵事”的关系，文臣、文士在军事事务中的参与及参与方式，以及导致参与的制度条件，讨论鼓励了士人谈兵的诸种因素，以至军事参与对于士人心态、行为方式、自我角色意识的影响。

本文所分析的，是作为文士、文人行为的“谈兵”。所谓“文士”、“文人”，前者与武将，武人相对待，后者则指“儒者/学人/文人”类别划分中的文人类，即士人中主要从事词章的那一部分。文人谈兵，兴趣通常在兵谋、方略。本文认为，文人的有关行为在儒学氛围中，具有某种挑战性，不妨视为文人的“文化姿态”。

本文将明清之际有关“兵制”的谈论也纳入了研究视野。明清之际士人的兵制论往往借诸有关“三代”的经典描述而展开，论题在“兵－民”、“文－武”关系上尤为集中。兵民分、合，文武分、合，被作为批评明代兵制、追究明亡原因的重要线索。有关“兵－民”的论说往往围绕屯政（军屯）而展开，与“文－武”有关的话题则集中于权力机构中文（臣）武（臣）与军事有关的职能，与明末军事中文臣武将的实际关系。扩大了文臣军事介入的制度性安排，尤其主要出于军事目的的督、抚之设，以及兴起于明代的士人游幕，也可供解释明代士人谈兵的热情。

本文的分析还及于其他与“兵事”有关的话题，如王夫之对刑法中“徒”、“流”的意义追究，顾炎武关于武装民众的主张，吴应箕有末关制科“兼行骑射”的批评。围绕新型火器的谈论也在本文的分析范围。

明清之际的士人以思想言论的活跃而著称。即使在本文所涉及的极有限的范围，这一点也得到了证明。尽管这一时期并未发生大幅度的军事制度的变革与军事观念的更新，士人的有关谈论仍然包含了富于深度的文化思考，具有一定的思想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