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系列，作为晚清时期流行甚广的侠义公案小说之一种，无论原作与续作间的互文关系，即《三侠五义》（1879）以及两部续作《小五义》（1890）和《续小五义》（1890）所构成的叙事系列，还是主流学者的删改修订，即《三侠五义》经晚清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之手重编而成《七侠五义》（1889），皆暴露出民间传统/大众想像与统治阶层权力/主流话语之间借前朝故事，相互作用的结果。晚清内忧外患、众声喧哗、话语杂揉之际，侠义传统与公案传统的合流，堪称主流意识形态缝合作用的范例，也暴露出民间想像的局限性。

然而在朝廷护卫的身份下，江湖侠客的身体是否已全然被改造，并被成功结构到忠义框架与君臣伦理中？当侠客的身体偏离社会规范时，它是否真的沦为规训与惩罚的对象？身体的臣服（向心状态）与脱序（离心状态），一直是威权与逃避、监视与解困相互争斗的战场。当那些桀傲难驯的身体，屡屡从特定的社会文化空间游离之际，敏感的读者/听众又会如何解读？实际上，《三侠五义》中侠义之士玩世不恭、我行我素的举措，怎可被国族秩序、忠义伦理完全限制？而侠客身体意义上每一次成功、失败、或者功败垂成的突围，在《三侠五义》貌似稳固的叙事框架与道德支撑当中，营造了一段又一段带有狂欢与叛逆意味的插曲。是侠客身体的臣服、顺从、不满、犯规、乃至僭越，提示出文本叙事规范乃至社会文化秩序的巩固、松动与倾覆。本论文即尝试从《三侠五义》中侠客身体的形象化、定型化与抽象化（侠客身体的非身体性）、侠客身体对社会/文化空间与秩序的或隐或显的僭越、忠义规范对侠客身体的监视、侠客身体的失控与放纵、侠客身体的个人性、社会性与“游戏的人”（晚清男性气质与民间想像的自足与缺憾）等层面，来解读《三侠五义》的叙事裂隙与身体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