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    关爱和

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的杂文体系中，文学的属性与本质特征缺乏严格的规定性，尤其是古代散文中的“古文”文体，其在广泛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载体时，情感的与非情感的因素，审美的与非审美的文字，交合杂糅，难以厘定。作为中唐以来古文运动的承继者与殿军，从方苞到吴汝纶，桐城派各个时期的领袖人物无不审时度势，着意寻找着最适应古文与古文家生存的理论，不断修正着对古文文体特质的认识，调整着古文与古文家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坐标位置，守望着古文的艺术壁垒。桐城派理论在理论上认识上的继承扬弃、吐故纳新，正符合文学流派“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的发展规律。从方苞的“学行程朱、文章韩欧”的行身祈向，到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从方东树作者之文、致用之文的分辨到曾国藩围绕着文道关系的有关阐述，构成了桐城派对古文文体价值定位的认识过程。这一认识过程，体现出越来越为明显地让古文回到古文自身的基本价值取向。桐城派在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的辩诘争讼中，其对古文学作中艺术性原则的注重，对古文表情达意过程中艺术与情感构成的强调，体现出由于自身生存需要和艺术直感所激发的文体自觉。这种由依附经学转而让古文回到古文自身的文体自觉，充满着与杂文学体系剥离的痛苦，但却与五四时期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而被国人所接受的文学重在表现人们情感和想像的观念不期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