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写作的主要承担者是士大夫，中国现代写作的主要承担者是作家，因此，从写作角色来看，从古代的士大夫到现代的作家就有一个转换。要考察这个转换，首先必须明确古代士大夫与现代作家有什么区别。从写作角色来看，古代士大夫与现代作家的区别主要有三条：一是古代士大夫有自己独特的身份确认，所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它以“内圣”即追求儒家理想人格为准则，“儒学”被称为“儒教”，大半也是由于它有这样的追求。现代作家虽然也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却没有这样的身份确认。二是写作面对的对象不同，士大夫主要是为士大夫和帝王写作的，他的写作不面对普通老百姓；现代作家则是为公众写作的，有的作家也可能面向精英写作，但他们在面向精英写作的同时也面向公众，而且他们缺乏士大夫的身份确认，也不可能像士大夫那样形成一个阶层，他们与为普通百姓写作的作家的距离也不可能像士大夫那么远。三是士大夫虽然写作，却未必一定以写作为职业，他们谋生有着多种选择；而现代作家则已经选择了写作为职业，他们依靠写作来谋生。显然，在这三条区别之中，第一条身份确认最为重要。

中国古代也有作家，他们为大众写作。元代士大夫与他们有合流倾向，出现了关汉卿、罗贯中等一批作家。明代“心学”崛起，出现思想解放，儒学个人化、平民化、人情化，士大夫讲学写作都有面向平民的。但是“心学”注重“内圣”，希望普通百姓成为“圣贤”，士大夫化。因此晚明的士大夫重视士大夫的身份确认，他们与为大众的作家依然是两种境界，难以合流。况且当时社会也缺乏职业作家的生存空间，士大夫难以转为作家。

晚明与晚清是两个时代，晚清是继承晚明的。但从思想解放的角度说：晚清在个性解放，在儒学的平民化，在注重情感，以“情”代“理”上，都不如晚明，没有达到晚明的高度。晚明也面临社会危机，士大夫设想的是改革儒家思想，普及儒家意识，来克服危机。晚明后期虽有“西学”的进入，虽有“经世致用”思潮萌发，但没有象晚清那样发展。从晚明的“心学”代“宋学”，到清初的“经学”代“心学”，其实都是儒家思想不断改革以适应形势的过程。由于士大夫身份意识没有销解，加上社会机制也没有发生重要变化，这时的士大夫很难变为作家。晚明的改革努力没有成功，清代在总结晚明经验教训时也摒弃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成果。当晚清面临社会危机时，士大夫采用实用主义的“经世致用”态度，避开儒家形而上的性理之学探讨，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使晚清开始时的思想解放没有达到晚明的水平，却有助于他们淡化士大夫的身份意识，接受西学；有助于他们转为职业知识分子，从而也转为作家。晚清的报刊出版为作家职业化提供了新的机制，都市化的城市也形成新的需求。面向公众的报刊比较符合士大夫的习惯趣味，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于是，以报人为主体的职业作家就此崛起，他们与为大众创作的作家合流，构成新的作家，实现了从士大夫到作家的转换。但是，以报人为主体的新作家也带来了浮躁浅薄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