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自称外史，并在明代的历史框架中展开叙述。对此通常的解释是：外史泛指小说，而以前朝为背景则是因袭小说的惯例。但是，闲齐老人的序文说：“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认为《儒林外史》在正史之外自成外史，是吴敬梓有意为之。序文作者身份不详（一说闲齐老人即吴敬梓本人），然而将该序系於1736年初，官方的《明史》甫成之际，可谓用心良苦。

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并非吴敬梓如何藉明史框架论述时代经验或以小说家笔法重写历史，也不是《儒林外史》叙述的文体问题。我所感兴趣的是《儒林外史》如何通过叙述的形式对正史的历史范式及其社会功能提出质疑。儒家社会的象征秩序以历史为其内容，经由叙述而构成指导行为的规范和阐释世界的依据。它的有效性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规范性与实践性，语言与行动之间的同一性的假定。本文通过娄公子，萧云仙，王玉辉，匡超人等情节揭示《儒林外史》如何动摇了儒家象征秩序的基础。在娄公子的故事系列中，沉浸在历史文本世界中的两位公子屡经唐吉诃德式的寻贤历险；他们的故事是对书本的可靠性的测试。在这个意义上，《儒林外史》确乎拓展了一个正史之外的世界。在这个外史的世界里，经典的宏大叙事已经无法被翻译成现实，它的语言变成了一个自我封闭和自我再生产的符号系统，而它的叙述，借用小说人物描述八股文的话，则是“代圣贤立言，”即所谓“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丧失了对行为的约束力。本文最后指出，正是通过对正史宏大叙述的瓦解和颠覆，《儒林外史》界定了外史叙述的基本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