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    罗志田

192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

吴稚晖等人实际对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走向非常不满，他们认为民初士人关注的重心从物质向精神的转变至少部分受新文化运动所推动；中国人在“文化”路向上已走得太远，应该回归到“物质”的层面。为此目的，这些人感到有必要重新诠释“西洋文明”并付诸实践。在学习西方仍是中国的发展目标而因“西方的分裂”使国人对“西方”的认知已渐呈多元化之时，重新为“西方文明”定位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努力方向。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下，整理国故成为与西方物质文明关联紧密而又对立的象征，因而也就成为那些重新诠释西洋文明者攻击的对象。但林玉堂则认为吴稚晖不过是“装摩托精吓人”，视科学的“应用”比其“精神”更重要反可能导致不读书而走向空虚。

从理论言，双方的分歧仍在于对“科学”的认知不同。 用中国术语来说，吴稚晖眼中的科学是“形下之学”，而其他许多五四新文化人则认为科学应兼包形上与形下两面，而且实际是侧重其形上的一面。这一科学概念的歧异直接与“国学”相关，双方大致都接受中国急需的是“科学”，但如果“科学”只是“形下之学”，则对“富强”无助甚而有碍的国学当然不在其中；如果科学兼包形上与形下两面，则发扬科学精神和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不仅不与“科学”相冲突，它根本就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使其落到实处。这是近代中国思想界一个长期持续的分歧，它远承中国传统中重“学”轻“术”的倾向，近则响应西潮冲击后产生的“富强”目标。因此，这不仅仅是个学理的问题，它后面隐伏着一个大家共同关怀的“实际”问题：中国急需改变在世界上地位甚低这一现状，何者更适合于中国的现状或能更快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才是分歧的实质性关键所在。根据前一种观点，把国故扔入毛厕三十年可能更适合当时中国之所需；根据后一种观点，作为科学之一部分的中国学问自然应当研究，而且是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