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期间，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同步发展的。国语运动与晚清拼音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相衔接，此时致力于推动“国音”的公布和中小学的“国文”改“国语”；文学革命从胡适开始提出，到1917年《新青年》集团同人的讨论和尝试，重点在“文字工具”的革新。二者的工作都与以白话代文言的书面语变革有关。但在最早的时候，他们之间并不发生联系，偏重也不相同。国语运动由教育部中一批职员发动，希望依赖官方力量，进行某些制度性改革，建设共同语；文学革命则借助舆论宣传和具体实践，要以白话的“活文学”打倒文言的“死文学”，随着论题的扩大，开始涉及应用文领域，与国语运动取得一致的方向。

1918年以后，《新青年》基本上全面改行白话，同时在人事方面，与国语研究会有所接触，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渐有合流之势，并由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口号。在名称上以“国语文学”替换“白话文学”，提高了新文学的书面语地位；而新文学的实绩，为“国语”提供了一批范本。

1919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新青年》集团几位主要成员提出议案，要求在初等教育中改“国文读本”为“国语读本”，经教育部内“统一会”人士的成功运作，获得通过，双方的合作使得国语运动达到最主要目标。几年后中等教育也改“国文”为“国语”，新文学作品进入教材，白话初步具备成为书面语正式语体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