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    梅家玲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少年”的青春希望，“中国”的强盛进步，曾是晚清以降多少知识分子思之念之的共同憧憬，如何以“少年”精神进行“中国”的改革再造，更催动无数近现代热血青年全力以赴，生死以之。回头过去，从维新到革命，从政治到文学，从想像到实践，各路少年取径虽殊，其於新中国新未来的殷勤打造，却是不约而同。由是，“少年中国”所召唤出的，遂不仅是中西政治文化交会下一时的少年激情，也是百余年以来，新中国辗转於救亡图存之道上的种种血泪沧桑。

落实在文学实践与国族/文化想像之中，这一轮述更因错综著现代性、启蒙思想与国族想像，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驳杂性格：基本上，标举“少年”以对抗传统文化所意喻的“老大”，以“中国”取代数千年居之不疑的“天下”，原就是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之重点，标识著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它所涉及的，一方面是时间观念与空间意识的重构：另方面，如何发现少年与怎样想像中国，又开展出启蒙与国族论述的思辩论域。然而，单一线性式时间观与全球化空间想像的成形，是否足以完整解释彼时“现代性”的各重复杂面向？老少新旧对立的表象之下，是否，以及如何，偷渡著青少年们对老大者欲拒还迎的欲望与焦虑？浮游於老少新旧中西内外盘结交错的繁杂领域之中，所谓的“少年”与“中国”，又该如何定义自我的主体性？

就晚清文化与文学研究而言，这些都是值得一再思辨的重要论题，经纬两端，彼此生发，对它们的研析，因此每有挂一漏万之处。然而，梁启超关乎“少年中国”的论述，却恰巧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讨论起点。

一九○○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公开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正式为“少年中国”相关论述张目，追本溯源，此说原未必肇始於梁启超，但在此之前，仅仅为时人朦胧的理念与憧憬，未尝具体形诸文字：梁的文章，则不唯从多方面的辩析“老大帝国”与“少年中国”的关系，更藉由多种鲜明的意象对比，热情洋溢地标举出其间的绝大差异，如：“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如乳虎”，“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正是以“人之老少”喻拟“国之老少”，高度肯定“少年”的进取前瞻意义。而“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的赞辞，亦正是时人的共同憧憬，以之为讨论起点，适可见其理念基础。

再者，其后不久，鼓吹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一九○二年创刊於横滨：创刊号中，梁除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小说理论外，另有自己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同时刊出，前此不久，《新民丛报》更早已刊载过梁亲自译述的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而这些，其实都可视为先前“少年中国”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比合而观，其间“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像”的辨证，逐更因文学实践与翻译政治论题介入，共同彩绘出彼时文化场域中的复杂动象，晚清文学/文化研究，亦得以此间显出较全面的观照视景。因此，以下便将由《少年中国说》开始，进而扩及梁在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前后的其它相关论述，就前述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