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发展到清代，其学理方面已极为衰微，高僧不多，而且与思想界关系很少。乾嘉时期，在一部分理学家中，如彭绍升（尺木、际清）、罗有高（台山）、汪缙（大绅）等，对佛学有极浓厚的兴趣，大力予以提倡，其影响且沿及龚自珍、魏源等。至清末，佛学出现了一个新的振兴的局面，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1]。

佛学在中国近代得以重新振兴，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当传统的理学思想受到冲击后，人们想以佛学来填补思想上的空白；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也受到了当时西方学者研究佛学兴趣的影响等。但其中与杨文会居士（1837一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人）为振兴佛学而献出毕生精力的辛勤工作也是分不开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这一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杨文会为振兴佛学，一生从事刻经事业，兴办佛学研究会，创设佛教学堂等，在近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思想界发生了相当广泛深入的影响。

                一、创立金陵刻经处——刻经弘法

杨文会二十八岁时（1864），因病中读《大乘起信论》有所领悟，于是进一步寻求佛经研读。不久，他又读了《楞严经》，对佛学发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从此，他“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为学。”[2]1866年，杨文会移居南京，结识了一批佛学同好，如王梅叔、魏刚己、曹镜初等，经常在一起切磋佛学。他们共同感到，佛教典籍的散佚，经板的毁灭，对弘扬佛法大有影响，因而发愿刻印方册本藏经，以便流通。为此，杨文会亲自拟订刻经章程，集合同志十余人，分别劝慕刻经，并创立了金陵刻经处。同时赞助杨氏刻经事业最有力者有郑学川（后出家，法名妙空），在扬州创立扬州藏经院（江北刻经处）；又有曹镜初在长沙创立长沙刻经处等。这几处刻经处以金陵刻经处为中心，根据统一的刻经版式和校点体例，互相分工合作，为近代佛藏的刊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文会主持金陵刻经处事务将近五十年，原计划要校刻大藏经一部，为初学者选刻大藏辑要一部，以及选编藏外重要逸著若干种等，但是由于种种困难[3]，这一宏愿最终未能完成。然就刻经处已刻印出版的三千余卷，几百种著作来看，其功绩也是十分巨大的。试举其要者言之：如杨氏对华严宗著述，特别是对贤首法藏佚著的搜集、整理、校订，为研究华严宗思想提供了系统的重要资料[4]。在法相唯识宗著述方面，杨氏校刻了佚失已久的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等[5]，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促进了近代法相唯识学研究的振兴。杨氏由读《大乘起信论》而信佛，他认为“马鸣大士撰《起信论》，贯通宗教，为学佛初阶。不明斯义，则经中奥窔无由通达”[6]。因此，彚刻了《大乘起信论疏解彚集》（八种）。杨氏笃行净土，曾先后彚刻《净土经论十四种》、《古逸净土十书》，以及重刻魏源辑《净土四经》等。此外，各部经论及其重要注疏，以及历代古德著述也多有刻印。

杨文会主持刊刻的佛藏，不仅包括了许多宋元以后的重要佚著，而且对所刻典籍都做了十分精审的选择、校勘和句读。因此，从版本学上讲，金陵刻经处（包括江北刻经处、长沙刻经处等）所刻印的各种方册本佛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我国近代一部重要的佛藏版本。它的流通，对近代佛学的振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创办祗洹精舍——培育人材

杨文会在培养佛学人材方面也化费了许多心血。先后出于杨氏门下的著名学者有：谭嗣同、黎端甫、桂伯华、欧阳渐、孙少候、李证刚、梅撷芸、蒯若木、释太虚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等，也都在不同程定上受到他的佛学影响。杨氏曾以金陵刻经处为基地，建立居士道场，与四方学者探讨佛学。同时他对于当时国内“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要振兴佛教，必须“自开学堂始”[7]。为此，他曾亲自订立了一个“释氏学堂内班课程”计划，主张“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讲求如来教法”。并且认为，只有受过这种教育的僧人“方能作方丈，开堂说法，升座讲经，登坛传戒，始得称为大和尚。”[8]

1895年，他收到锡兰（斯里兰卡）达磨波罗的信，说到要创立大菩提会，赴印度复兴佛法，希望中国也能派出僧侣学者。杨氏对此十分赞同，从此即着手筹备创办佛教学校。但是几经周折，直至1908年秋，他的办学愿望才得以实现，在金陵刻经处办起了“祗洹精舍”，入学僧俗共有二十余人。后来在佛教和佛教教育发展中有相当影响的太虚法师[9]，就是这一时期的学生。可惜由于经费的缺乏，只办了两年，“精舍”就被迫停办了。1910年，杨氏又发起组织了佛学研究会，自任主讲，四方来学者也甚多。近代著名居士欧阳渐即于此时正式依侍杨文会，并在杨氏逝世后，受嘱主持金陵刻经处。之后，欧阳渐又创办了支那内学院，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人材[10]。

                    三、教宗贤首，行在弥陀

    杨文会在教理上推尊贤首法藏的华严学说，而在实践上则笃行弥陀净土法门。杨氏在《与某君书》中自述说：“鄙人初学佛法，私淑莲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贤首、清凉，再溯其源，则宗马鸣、龙树。此二菩萨，释迦遗教中之大导师也，西天东土，教律禅净，莫不宗之。”[11]因此，从佛典经论上说，他最推崇的是《大乘起信论》以及贤首的《义记》、《别记》。他说：“《大乘起信论》二卷为学佛之纲宗，先将正文读诵纯熟，再将《义记》、《别记》悉心研究，于出世之道，思过半矣。”[12]杨氏诚信《大乘起信论》为马鸣所著，甚至主张以此论为本，“建立马鸣宗”。[13]同时他还精心注释同样假托马鸣所作的《大宗地玄文本论》，认为此论中之五位判教“总括释迦如来大法，无欠无余，诚救弊补偏之要道也。”[14]贤首借《大乘起信论》发挥《华严经》思想，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华严宗教理，杨文会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并欲由贤首直溯马鸣。

杨文会认为：“以一切佛法，入念佛一门，即《华严经》融摄无碍之旨也。”[15]又说：“净土一门，括尽一切法门，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16]所以，他对净土法门有独到的深入研究。简略言之，他认为净土法门应以观想、持名兼修为上，以读三经一论为津梁，以自他二力并重为根本。杨氏在《观无量寿佛经略论》中说：“此经专重观想，小经专主持名。近代诸师，以观法深微，钝根难入，即专主持名一门。若观想迳可不用，何以大小二经皆详演极乐世界、依正庄严耶？”所以，他在《十宗略说》中明确指出：“此宗以观想、持名兼修为上。”杨氏又认为，单持名号或一心专念，日久易于疲懈，甚至走入歧途，因此必须“以深妙经论，消去妄情，策励志气，勇锐直前，方免中途退堕也。”[17]具体地说：“宜以三经一论为津梁。”[18]净土法门，发愿往生西方净土，皆仰仗弥陀接引之力，所以是以他力信仰为主的。杨氏则认为：“往生虽仗他力，而仍不废自力”，因此他大力倡导自他二力并重之旨趣。他说：“盖生品之高低，见佛之迟速，证道之浅深，受记之先后，皆在自力修行上分别等差。”自力和他力，“二者不可偏废，如车两轮，如鸟两翼。”[19]

杨氏本人虽尊信贤首，笃行弥陀，但对其门下则均就其所长而引导之，不强求以一宗一说。因此，他的弟子中既有长于华严、三论者，也有长于法相、密宗者，百花齐放，各宗并茂。

            四、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开拓者

    杨文会既是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也是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开拓者。1878年杨氏随曾纪泽出使欧洲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伦敦牛津大学留学的日本真宗学僧南条文雄（1849一1927）。此后三十余年中，两人书信往来不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氏在南条文雄等人的帮助下，从日本、朝鲜访得中国五代后佚失的重要经论注疏和著作约三百种，并陆续校勘选刻出版。其中包括了华严宗贤首法藏、唯识宗慈恩窥基、净土宗善导等的许多重要著作。同样，当日本京都藏经书院计划刻印《续藏经》时，杨氏也给予了大力的赞助。他不仅对《续藏经》初拟目录提出增删意见，并且在国内多方为之搜集秘籍善本，以供编者采录。对此，《续藏经》编辑主任中野达慧在《编篡印行缘起》中说：“先是介南条博士，请金陵仁山杨君搜访秘籍，未几又得与浙宁芦山寺式定禅师谛法门之交，雁鱼往来，不知几十回，二公皆嘉此举。或亲自检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录未收之书而见寄送者，前后数十次，幸而多获明清两朝之佛典。予每接一书，欢喜顶受，如获赵璧，礼拜薰诵，不忍释手。”[20]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日本藏经书院编集《大藏经》、《续藏经》，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佛教史上的大事，而中日两国学者于其间进行了真诚、密切的合作和交流。这将永远载入史册，是值得我们怀念和发扬的。

    杨文会在佛法教理方面，与日本学者也有密切的交流。他曾与日本真宗学僧北方心泉、小粟栖、后藤葆真等就净土法门理论进行过论辩。当时日本净土真宗先后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设立本愿寺，宣扬纯他力净土法门。杨氏认为，真宗教义把圣道门与净土门对立起来，把净土门中自力与他力对立起来，是有违经教的。他指出，“极乐净土，由弥陀愿力所成。弥陀既发大愿，勤修圣道，方得圆满。”所以“生西方净土之人，亦由圣道而证妙果”，“净土亦是圣道无量门中之一门。”又，真宗教义认为：“信心从他力而发”，只有“他力之信，一相无别，所生之土亦一无量光明土。”杨氏则认为，依据经文，众生发心“仍系自力”，“剋实论之，信心者，自心所起也；他力者，自心所见之他力也。除却现前一念，复何有哉！”[21]由今观之，无论纯主他力，还是力主自他并重，都是净土各派的不同宗趣，尽可求同而存异。杨氏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取慎重态度的[22]。因此，这种疑义相析的辩论，诚如杨氏所言，只会“愈辩而愈明，彼此均有利。”此正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也。这个传统也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