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第六、七、八辑上刊出《吴虞日记选刊》以后，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一直期待着《吴虞日记》全文的早日整理出版。日前，终于见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虞日记》（上册），十分高兴。书前有荣孟源同志序言一篇，指出“吴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健将，”他对封建旧道德所进行的激烈批判，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他又指出，“吴虞不是积极的革命派，不曾参加过任何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终身教书，只图明哲保身。他称赞孟德斯鸠等人的民主思想，更称赞老庄的无为和佛教的出世。……二十年代后又着重于佛经，思想错综复杂，……他反对封建的节孝，却又以封建节孝来要求他人，思想自相矛盾”。“吴虞是二十世纪前几十年间，我国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他的思想变化，很值得研究。”荣孟源同志的分析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这也可说是我迫切想看到《日记》全文的原因吧！
因为，过去一般只看到《吴虞文录》等公开出版的著作，如《文录》那是吴虞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的汇集，人们只能了解他是一位“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面。然而通过《日记》我们却可以看到吴虞思想中的另一面。即以他的反对封建节孝来说，他不仅撰写了许多文章予以激烈抨击，在实际行动方面，对其父亲的专制淫威也是坚决反抗的，甚至公开咒骂其父为“老魔”。但是，反过来，他对自己的女儿们的行为，却又以封建节孝来要求之。当其女儿们的行为，稍有不合其意者，他即呵之以“不知大家风范”，斥之为“是无父无母之人矣”。如此等等，只有通过《日记》，我们才能对吴虞的一生思想行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因此，《吴虞日记》的整理出版，是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应当感谢整理者和出版者的辛勤劳绩。
但是，细读之后，又不得不对整理者的整理原则和态度提出疑问和批评。整理者在“说明”第一条中说：“整理出版，系根据手稿照录。但对其中与研究近代史或吴虞评价无关者，如生活琐事的记述，日常读书前后各日大致相同者，酌予删节。”对这一条整理原则，我认为值得商榷。从原则上讲，对于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各种手稿，凡能找到的，并准备整理出版的，应当尽量全部照录。即如这部《吴虞日记》手稿而言，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中，不要说一般人不可能看到全文，即使是专家学者想查阅一下全文，也绝非易事。现在既然整理出版，嘉惠学林，为什么不全部照录，而要“酌予删节”呢？对于研究者来讲，由于研究的问题不同，往往从所谓“生活琐事的记述”中，正好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材料，从他“日常读书前后各日大致相同者”的记述中，发现其思想变化的契机。很明显，如果把他在几日，甚至几个月内连续读某书或某类书的记述，删节成只留下一日记载着读某书或某类书，那末在对他的思想倾向、变化作定量、定性分析时，一定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的。整理者在《日记》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初一条下出了一条注：“《高僧传二集》和《首楞严经》二书，吴虞在几个月几乎每日必读，以下皆删去”。（见228页）这一交代，尚不失向读者负责的态度，然而遗憾的是，全书关于删节的交代，仅此一条，此外再有那些删节，读者就不得而知了。
以《中国哲学》上发表的《日记选刊》与之比较一番之后，原来所谓“酌予删节”云云，竟不妨说大砍大删呢！《日记》上册录吴虞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一年日记，现整理本字数约四十五万字，《中国哲学》第六、七两辑刊登的同一时期的《日记选刊》约为六万字。可是就在这六万字的选刊中，被整理者删去者即达六千多字。由于没有看过原手稿，究竟被删去多少无法知道，但就上述删节比例来看，已相当可观。尤其是被删去的内容，已远超出整理者在《说明》所列举的范围。如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条中有这样一段话：“晨送楷儿至华西女校，念父女之情慨然久之。”整理本将“念父女之情慨然久之”一句删掉，也许这在整理者看来是“生活琐事”，没有意义，但在我看来，这正是吴虞某种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很有意义。十分明显，删去了表达感情的话，单留下了记事的一句话，这倒真使人看了索然无味。又如，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选刊》中摘录了吴虞记述由于女仆梅喜卧病，致使家中诸事荒废一事，并且万分感慨地发表议论道：“大抵女（指他的女儿们）之优于婢者，享用服食不同而已，至于经理诸事有实益，则吴楷等固远逊梅喜。人岂可但以贵贱亲疏计，而不问其实在之损益哉！”这件事和这段议论在整理本中全部被删去。就事情来说，确可归之于“生活琐事”，但由此而引出的这番议论难道也是“生活琐事”吗？没有这样的“生活琐事”又怎能引来吴虞这一番感慨和议论呢？象这样的文字当删节不当删节？以此请教于整理者和各位读者！
根据《说明》所说删节原则和上引那条注，我原以为只删掉一些重复出现的书目名单而已。谁知一比较才知是连同读书摘录的内容也一起删掉的。例如，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后，吴虞几乎每日读《李莼客（慈铭）日记》（此书在近代学术界中，影响颇大），整理者在这里，不仅把有些日记中“读《李莼客日记》”等字样删去，而且把吴虞大段摘录李慈铭日记中论学的文字，几乎全部砍掉。仅粗粗地与《选刊》所摘录者相对校，即删去这类文字有四千字之多。窃思之，整理者也许以为这都是抄别人的文字，对研究吴虞没有用处，殊不知，正是从这些读书摘录中，才可看出吴虞学术上的好恶取舍等倾向。就拿我们今天自己做读书摘要来说，摘抄什么，不摘抄什么，不也都是有好恶取舍和某种目的的吗？当日在《中国哲学》上刊登《选刊》时，是着眼于“与学术思想有关的内容”，显然这些材料是与学术思想有关的。
此外，还有一些删节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如，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条下记有：“作诗三首，与董蜀兰”，《选刊》上录有三首诗全文，可以看到吴虞的某些思想，然而整理本全部删除。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条下有：“看《高僧传二集》，以所集联语送山腴书之：轻贱世俗，高立独步（仲长统《昌言》）；爱好名言，清净自居（《首楞严经》）。”这副联语十分明白地表露出吴虞的心情、崇尚、品格。可是也被整理本删除，并且连该日的日期都没有出现。又，同年二月二十日条下有：“余近效廖季平丈，和光同尘，不显分清浊，庶少结怨于社会也。”也是一条多么重要的内心思想的表白材料，可是也不知根据什么原则连同日期一起被删节掉了。如果没有《选刊》可以对比，还以为吴虞这几天没有写日记呢！（象这样连日期一并删去的，仅以《选刊》所选部分校之，就有六条之多。除上述两条外，其余为：一九一六年七月七日，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二月十七日，和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三日。）再如，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条下，记载有吴虞接到桂伯华之妹为他开列的初学佛学书目，也是研究近代佛学及吴虞好尚的重要资料，而整理本也将书目全部删掉。
以上只是就《中国哲学》上《选刊》的，约原手稿十分之一的部分，与整理本进行比较，就发现如此多的问题。（以上所举也只是校比中发现的一部分条目，尚有许多不可能一一列举。）由于本人无缘得睹原手稿，究竟删节掉多少，也就不敢妄加推测了。然据整理者介绍，吴虞日记手稿，共六十册，约一百多万字，准备分上下两册出版。而从现在出版的上册看，约四十五万字，下册还没见到，估计字数当与上册不会差得太多，那末，两册总字数不会超过一百万字。这也就是说，整理本至少删去了几万字，甚或几十万字。我想，既然一百万字都印了，还在乎这几万字，抑或几十万字，而非得删去？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日前，象整理出版《吴虞日记》这样珍贵的材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整理者更应当从长远需要着眼，以高水平、质量要求。况且只要求全文照录，不加删节，也不是过分的要求，不是做不到的。我想，读者应当尊重和感谢整理者、出版者的辛劳，整理者、出版者也应当对读者希望得到一个完备、权威版本的心情有所理解。近年来，近代人物的日记出版了不少，如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嵩焘日记》、《达化斋日记》（杨昌济著）、《宋教仁日记》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忘山庐日记》（孙宝瑄著）等，他们均遵循了对原稿不作增删的正确原则。写到这里，我不禁要问：何日也能见到无删节的吴虞日记呢？但愿是不久的将来。
最后，附带对出版日记之类的书，提一个技术性的意见，供出版社考虑。每读日记类书时，最感头痛的是，看到某日条下记有一有用材料，而要搞清它是那年那月的某日，则往往需要来回翻上好多页才能查清。因此，建议出版日记类书，最好在每页的天头上都印上某年某月字样（有的日记日前有月份的，则只需印上某年即可），这将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
一九八五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