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 

汤用彤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是我最敬仰的师长之一。一九五五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正赶上汤老在前一年患脑溢血后卧病在床，因而整个大学期间未能聆听汤老的教诲。毕业留校工作后，虽亦时有机会与汤老接触，然仍因汤老病体虚弱，不得在学术上深入求教，此诚平生一大憾事也。但是，汤老在学术上的博大精深，他的专著和论文，对我在学术上的成长是有深刻影响的。我对魏晋玄学研究的兴趣，可以说完全是在汤老《魏晋玄学论稿》一书的启迪下萌发起来的。我虽未能忝列汤老门下，然对汤老之为人学问，私淑久矣，获益宏矣。

凡读过汤老论著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即：汤老的论著史料翔实、考证精当、逻辑严密、论理精深、平情立言、实事求是、朴实无华。不论是几十万言的巨著，还是几千言的短文，均有发前人之未发的微旨精论，使读者开卷受益，得到深刻的启发。汤老论著的这些特点，固然与他渊博的中外哲学素养和坚实的历史知识有关，也和他采用了与封建学者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关。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汤老把对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当作是对真理的探求，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以及他对中外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看法有关。这篇短文就想对汤老这些思想作一简单的介绍。

在汤老亲自选编的《往日杂稿》一书中，收录了他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写的两篇有关文化史研究的论文。汤老在序言中说：“附录二篇是我解放前对文化思想的一些看法，它表现了我当时的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编入本集，便于读者在读本书和作者的其他著作时，于我思想有所认识”。这里汤老自称这两篇旧文表现了他对文化思想的唯心史观，这说明了他在解放后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进步的精神。然而我们今天来读这两篇旧文，确实可以从中了解一位旧时代爱国的、正直的学者在治学上的基本思想。其中虽不免有许多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文章对文化史研究提出的一些有意义的看法，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对于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在知识界曾引起长期的争论。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有鼓吹全盘西化者；有提倡尊孔读经，保存国粹者。一九二二年汤老发表一篇题为《评近人之文化研究》的文章，对当时文化研究中的不同偏向，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他指出，当时学术界的一个主要弊病是“浅隘”。那些膜拜西方文化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肆意诽薄、轻谩，而实际上，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介绍“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肖伯纳诸家。以山额与达尔文同称，以柏拉图与马克思并论。”当时正值杜威、罗素来中国“讲学”，有些人把他们比之于孔子、释迦。汤老严肃指出，“此种言论不但拟于不伦，而且丧失国体”。那末，那些守旧者的情况又如何呢？汤老分析说，他们看到一些西方学者研究亚洲文化，赞美东方精神，于是就妄自尊大，认为欧美文化即将败坏，而亚洲文化将起而代之。而实际上，这些人既对东方精神没有深刻的了解，甚且“亦常仰承外人鼻息”。如“谓倭铿得自强不息之精神，杜威主天（指西方之自然研究）人（指东方之人事研究）合一之说，柏格森得唯识精义，泰戈尔为印化复兴渊泉”等等。总之，“时学浅隘，故求同则牵强附会之事多；明异则入主出奴之风盛”。于是，汤老尖锐地指出：“维新者以西人为祖师，守旧者借外族为护符，不知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新旧淆然，意气相逼，对于欧美则同作木偶之崇拜，视政客之媚外恐有过之无不及也”。汤老在此提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批判那种崇洋媚外的风气，这在当时的学术空气下，不能不说是相当深刻的。

具体地说，汤老认为，文化研究中必须是“研究者统计全局，不宜偏置”，应当“精考事实，平情立言”。只有这样，才可能探得真理之所在。我认为，对文化研究本着“乃真理之讨论”的精神，正是汤老一生为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学风。“统计全局”、“精考事实”、“平情立言”，这些也正是汤老著作所以能做到精深、独到，而历数世不失其学术价值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对待一切问题，包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的根本态度就是“实事求是”。那种从某种既定框架去推衍，用主观好恶去割取历史，都是在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的。因此，就这方面讲，汤老的这种治学精神和学风，在今天也还是值得我们提倡和发扬的。

汤老对于中外文化的看法，在我们上引文章中已可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度：即对于外国文化不是盲目崇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固步自封。至于中外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汤老在一九四三年写的《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一文中有精当的见解。

汤老在当时或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或主张全盘西化的声浪中，排除对中外文化关系问题上的各种抽象、空洞的争论，而从事实出发，特别是以中国历史已经历过的事实为借鉴，切实地讨论了中外文化是否会相互发生影响和如何相互发生影响，这样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汤老明确反对文化史研究中的两种错误理论：一种是认为“思想是民族或国家各个生产出来的，完全和外来的文化思想无关”；一种是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思想都是自外边输入来的”，“外方思想总可完全改变本来的特性与方向”。汤老认为，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相互接触后，其结果是双方都要受到影响。他说，一方面，一种外来文化传入，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多了一个新的成分，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影响了；另一方面，外来文化要对本地文化发生影响，就必须适应本地文化环境，因此这种外来文化也要受到本地文化的影响而有所改变。至于外来文化之所以会发生变化，这是由于本地文化思想有其自己的性质和特点，不是随便可以放弃的。汤老以佛教传入中国为例，指出：“印度佛教到中国来，经过很大的改变，成为中国的佛教，乃得中国人广泛的接受”。

在这篇文章中，汤老还具体地分析了外来文化思想传入后与本地文化思想发生关系时一般所需经历的三个阶段：“（一）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三）因再发见真实的相合而调和”。汤老并特别指出，在这第三个阶段中“外来文化思想已被吸收，加入本有文化血脉之中了”。这时，“不但本有文化发生变化，就是外来文化也发生变化”。总之，“外来文化思想在另一个地方发生作用，须经过冲突和调和的过程”。“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

汤老一生用力最勤的，是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其中尤其注意于佛教初传时期––––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史的研究。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思想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复杂的调和和冲突的关系，如果把这一历史过程解剖清楚，那就不仅对那一时期中国文化的演变过程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了解，而且对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得窥其端倪。汤老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正是遵循着上述文章中所总结的那些原则进行的。因此，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打破了以往佛教史研究中，或以印度佛教来牵合中国佛教，或根本无视印度佛教之原意等偏向，而是深入探讨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两种文化相互作用、影响的关系。具体地分析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如何被改造成为中国化的，而同时它又如何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过程。因此，汤老的研究，开创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一个崭新阶段。

这里，我想举出几个具体例子，以见汤老对问题分析之精深。

    一、汤老在上引一九四三年那篇文章中，举“念佛”这个概念为例，分析说：“通常佛教信徒念阿弥陀佛。不过‘念佛’本指坐禅之一种，并不是口里念佛（口唱佛名）。又佛经中有‘十念相续’的话，以为是口里念佛名十次。不过‘十念’的念字乃指着最短的时间，和念佛坐禅以及口里念佛亦不相同。中国把念字的三个意义混合，失掉了印度本来的意义。”

二、汤老在《谢灵运辨宗论书后》一文中分析了谢灵运如何将中国传统“圣人不可学不可至”，与印度传统“圣人可学亦可至”的说法调和起来，归纳出“圣人不可学但能至”的理论，从而为当时著名僧人道生的“佛性”、“顿悟”说论证。谢论本论不足二百字，汤老广征博引，文亦仅五千言，然从中却发掘了中印文化融合的契机，并进一步阐发了此种融合，使得“玄远之学乃转一新方向”，而且成为“由禅家而下接宋明之学”的一大关键。

三、汤老在《魏晋思想的发展》一文中，通过对魏晋玄学思想渊源、发展历史的细致考察后，得出结论说：“玄学是从中华固有学术自然的演进，从过去思想中随时演出‘新义’，渐成系统，玄学与印度佛教，在理论上没有必然的关系。”“反之，佛教倒是先受玄学的洗礼，这种外来的思想才能为我国人士所接受。”“不过以后佛学对于玄学的根本问题有更深一层的发挥”，“佛学对于玄学为推波起澜的助因是不可抹杀的。”

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了，汤老在中国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与他对中外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看法分不开的。我们从中国近代革命的实践中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出胜利的果实，就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汤老从对历史上文化史的研究中，所得出的上述结论，不是也可作为一方面的借鉴，以提高我们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吗？

我对汤老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认识都还非常肤浅，时值汤老九十诞辰纪念，谨以此短文聊寄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