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内外即将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及敦煌学创立一个世纪 时，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敦煌学史研究上，三个重要 人物：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否定与肯定的争议。这就如同溯 源江河时难以漠视那些最初的涓流一样。

      《百年敦煌》的作者雒青之，以一种激情式的文笔，向世人 展现了敦煌学领域内大师级人物斯坦因、伯希和的学习、生活 与工作的轨迹，读来感人可信。

    但是这本书问世以来，也受到一些人的诘难与发难，他们认 为，这些盗劫敦煌文物的帝国主义分子，强盛、骗子、间谍，么能够称之为“旷世大师”呢？作者不是在贩买“卖国主义”吗？ 尤其是在强调“爱国主义””的今天，推出这本书，符合“主旋律” 吗？“社会效率”又在哪里？

    诚然。《百年敦煌》不是教课书，不是《欧阳海之歌》那样 紧扣政治形势的作品，它的“社会效益”也小的可怜——充其量 就是一本供对敦煌学感兴趣的人们参考的专著。但是，在研究敦 煌学的书中，它却是近年来很有特色、直言不讳、资料翔实的书。 这本书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严肃的态度，运用辩正唯物主义观点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作者崭新的史学观点。

    在藏经洞文物流失问题上，国内许多知名学者渴望回归的心 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像过于责难王道士就等于替清政府的腐 败作掩饰一样，把责任扣到斯坦因、伯希和身上，也同样是一种 感情用事的做法。尤其在新世纪面临之际，国际间文化交流，学 术交流日趋活跃和广泛，以落后的民族主义的心态唱爱国主义的 调子，肯定是唱不准旋律的。近年来，国内一些媒体给予了相当 的肯定，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这也是敦煌真正走向世界的前奏曲。 一百年前的斯坦因、伯希和，已是著作等身、成果累累。他 们以对中亚考古和探险活动的炽热感情，和相互竞争的学术精神， 来到敦煌，挑选到令他们一辈子振奋不已的文化瑰宝。他们是在 学术利益驱动下，而非商业利益或者其他目的的利益驱动下，从 王道士手中买走了藏经洞文物。

    作为敦煌学专家，斯坦因、伯希和是当之无愧的。他们都是 那个时代的学术精英、文化巨匠。他们和西方所有为科学文化献 身的人士一样，从小具备有冲破禁区、探索奥秘、取得学术成果 的理想并把这种理想身体力行、不怕困难挫折乃至牺牲的顽 强毅力。斯坦因、伯希和都具有很高的学历和深厚的学问。敦煌 学成果只是他们一生学术成就中很小一部分。即使这很小一部分， 已为敦煌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其他研究者莫不在他们面前黯然 失色。因此，他们无论生前生后，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推崇， 这其中包括中国敦煌学前驱人物罗振玉、王国维、蒋斧等人，他 们对伯希和在学术上积极协助和帮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自己 的著作中表示了敬意。

    雒青之对斯坦因、伯希和的充分肯定，不仅是对国内一些学 者死抱着不放的“强盗论”的否定，也是在提倡一种崭新的、开 放的学术精神：承认落后，肯定创新，提倡交流，推崇融合。这 种学术精神的实质就是不能一叶障目。倘若以为国粹主义、民族 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而将科学性、民主性、道德性的学术精神 划为“民族虚无主义”，那不仅对作者不公正，而且对整个中华民 族文化精神极其有害。

    强盗逻辑和学术公理判若天壤。斯坦因、怕希和之所以不是 什么强盗乃是因为他们充分发现了藏经洞文物的价值，尔后又将 其研究成果惠及世人，推动了一门学科的诞生与发展。伯希和从 巴黎到北京六国饭店，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布于中国学者时，他 等于向他们传达了一个信息：你们应当重视敦煌，你们应当到那 里发现历史：至今，许多老一代敦煌学家都承认，伯希和的著述 对他们既是刺激，又是哺育。那种认为中国敦煌学发展完全是靠 自己人完成的观点，经不起考证，显得十分虚伪。

    敦煌学的先驱者虽然不是中国人，但这丝毫无损于敦煌学的 价值，也丝毫无损于敦煌文化的世界地位。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认定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与人类自然遗产”之一，就是以 证明敦煌在世界的高度。时至今日，如果仍然将斯坦因、伯希和 称为“强盗”、“骗子”不仅有违事实，而且也与敦煌学走向世界 的声音不合谐。如果硬要说斯坦因、伯希和用低价从王道士手里 买走了藏经洞文物的大部分就是“盗窃”，那么可不可以说，他们 “盗取”的就是敦煌学的原始火种、作了敦煌学首创的普罗米修 斯？进而可以设想，如果这批文物不是由斯坦因、伯希和精心保 护，由许多国外学者前赴后继的研究，最终成为全人类共同财富 和研究成果的话，而是落到清王朝那班如狼似虎的披着“学者” 羊皮的官僚手中，这些珍贵资料能构成敦煌学的基础吗？还会形 成敦煌学走向世界的良好氛围吗？

    文物的流失当然不是好事，但让文物消失或毁灭在出土地也 绝非好事。事实上，世界上所有文明发源地的出土文物，都存在 着流失现象，我们不应一味深责文物流失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 文物流动中的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与进步。各民族、各地区文 明成果不断地碰撞、不断地融合，致使文明在流动的长河中更新 与发展。只有那些并非出于学术研究目的的劫掠式行为，才应该 受到无情谴责与批判，如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被焚、秦始皇的焚书 坑儒、清代的文字狱、希特勒的文物抢劫、美国人华尔纳对敦煌 壁画的破坏性掠夺等。这一点，《百年敦煌》的立场是鲜明的。

    至于有些人说斯坦因、伯希和在中亚腹地，在敦煌沿途所拍 的照片，是间谍行为，这是根本不顾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作为 英国地理学会成员的斯坦因，他的著作中大部分并非为敦煌而作， 那些珍贵的地理、民俗民风照片、丰富了其著作的价值，例如其 名著《西域考古记》，附有众多宏伟生动的山川人文照片，显示了 中亚考古的成果，“间谍”二字从何谈起！还有伯希和，他们请 随行摄影师拍摄的莫高窟早期洞窟照片，又有哪一张是为法帝国 主义服务的？中国有句格言：“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 才学浅疏，又不愿了解别人的学术功力，就妄下结论，这实在是 一种很坏的学风。

    也有人批评雒音之过分地拔高了斯坦因、伯希和，认为称他 们为“旷世大师”、“一代宗师”是“卖国主义”。这又差了。何 谓旷世？就是指无人可及的意思。在百年前，乃至某种意义上的 今天，伯希和、斯坦因，在他们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领域，确实是 没有人可以超越他们，否则，请反证。说他们为“旷世大师”又 怎么“卖国”？

    据说还有所谓“学者”，因为不愿意承认斯坦因伯希和的成 就，竞然建议取消2000年在敦煌莫高窟举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 纪念活动。这岂不成了笑话？可见改革并没使有些人观念有丝毫 的变化。

    敦煌作为华夏文化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希腊文化的交 汇点，作为“亚洲的十字路口”（斯坦因语），具有极大的文化融 合力、再生力。莫高窟作为这个十字路口上最耀眼的坐标，既是 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对于斯坦因、伯希和这两位在莫 高窟留下巨大声名的学者兼考古探险家，我们能否公允地予以评 价，是检验敦煌学能否走向世界的试金石之一。

    2000年全世界都将举办形式有别的学术活动，纪念藏经洞发 现100周年。作为敦煌学的故里，只有以一种坦率、诚恳、虚心、 自信的心态，以一种对话、合作、互谅的精种，才能真正赢得世 界的尊敬，也才能更好地为敦煌学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到那一天， 我们就可以当之无愧地对世界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 界”，实现新老几代敦煌学家振聋发聩的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