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前的《写作》(“文革”前叫《文选及习作》)和《文
学概论》课,都没有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和应用文教学内容。即使有
点文体分类常识,也只是“纯文学”的分类,而不考虑中国古代“杂
文学”的特点。难怪有的大学生写不好请假条和申请书,更不会写计
划和总结了。以至于给亲人写信也离不开“爸爸、妈妈,你好吗?……
此致敬礼”的框框,甚至有人把它当歌来唱,大有推广全国、走向世
界之意。刘勰说,这些应用文虽是“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
可我们为什么都耳聋并目盲了呢?80年代以来,情势有了很大变化。
写作学包括“文体论”研究,在诸多学者的努力开拓下,逐步建立起
了完整的体系,出版了许多专著,使这门学科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从一株幼苗成长为合抱之木。这部《今疏》便是这一完整体系中的重
要一环,也是这一合抱之木得以成长为参天大树的长效性养料和不可
或缺的基础。
在对《文心雕龙》本体性质的研究上,《今疏》也有重要建树。
《文心雕龙》是不是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我从未怀疑过。
因为无论是萧统《文选》、李日方等的《文苑英华》,还是选篇至近
代的多家编选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不仅有“纯文学”作品,
而且也都有章表书檄、墓志哀祭一类的应用文,约定俗成,习以为常,
无人怀疑它们的“文学”性质。而《文心雕龙》评论的对象也正是这
样的“杂文学”,那么,它不是“文学”理论,又是什么呢?但是,
林杉先生提出异议了,基本观点表现在《序志》篇的“疑点辨析”中。
他既不同意把《文心雕龙》视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又
不否定它在广义上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性质,结论为它“是一部具有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典型的写作理论专著”。我想,研究问题,得
出结论,固然重要;而研究“过程”本身的意义也不可忽视。我带着
林杉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去认真阅读和思考,这个“过程”,已使我
获益匪浅。我似乎才发现,《文心雕龙》所论及的文体怎么这样“杂”
呢?除了诗赋外,大多是关于学术著作和应用文的,而这就有20余篇
之多。别的文体姑置不论,单说《书记》所述及的就有谱籍簿录,方
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等等,似乎所有用文字记下
的东西,皆可归入“文”中。这些东西,怎能称为“文学”呢?恐怕
连“文章”也不够格吧!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说《文心雕龙》是“文
学”理论著作,确实有点名实不符了,但是,任何角度的以偏概全都
是不正确的,所以林杉先生在那一篇的结尾大笔挥洒道:“对《文心
雕龙》的本体性质向题,也不能搞绝对化。任何一种与之相关的学科,
都可以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但切不可据为己有,而加以垄断。
在‘文场笔苑’之中,既让它对文学创作起作用,又让它指导非文学
性文章的写作不是更好吗?”这是十分圆融可取的意见。因此,《今
疏》之论,可说是凿凿乎如五谷之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之可以伐
病,有着巨大的价值和作用。
《今疏》又有它自己的思理和体性特点。
在编排顺序上,对《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的有关篇章做了调整,
分为“以文学性文体为主”的上编和“以一般实用文体为主”的中编,
以及“以宫廷专用文体为主”的下编。这种科学的编排体系,反映了
著者研究之精深和思理之精妙,对读者也起到了引导和提示作用;同
其研究“本体论”一样,都有着开山立宗的性质。《文心雕龙·序志》
云:“诠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及其品评成文,有同乎旧谈
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
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中。”我想用这段话
移以评《今疏》,也还是比较合适的。
《今疏》的另一体性特点是“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
有批判,有继承,立足于为写作现实服务。在本书“代前言”中,著
者就明确指出:有些文体是古老而又年轻的,具有新的生命力的。
“即使那些已被历史淘汰了的曾专用于封建统治的文体,诸如诏策、
奏启、章表、封禅等等,也有名亡而理存的情况。”本书各篇的“内
容提要”和“疑点辨析”无不贯穿着这一指导思想,它对当前的文体
研究和写作指导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还有两点芹曝之意,置之以备谘谋。一是钱钟书《管锥编·列子
张湛注》云:“盖刘勰不解于诸子中拔《庄子》,正如其不解于史传
中拔《史记》,于诗咏中拔陶潜;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伦,
识犹未逮。”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前言》又引此以论刘氏。对此
名家之论,《今疏》是否也应有所献替臧否?二是各篇引录的例文,
限于体例和篇幅,不可能广收多录,种类齐备,更不可能对之译注析
疑,使之模言范行,启发来者。我只是盼望有识人士,以及人、财、
物之皆有能力者,将来编一部这样的与“文体论”相对应的“范文类
选”之类的书,这也是对“文体论”研究的一大贡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