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贻焮教授生平 

 陈贻焮自１９５３年以来，除了参加集体编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林庚、陈贻焮、袁行霈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以及与其他三同志合编的《历代诗歌选》等项目外，还独自选注了《王维诗选》和《孟浩然诗选》，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其中二十二篇已于１９７９年结成《唐诗论丛》一集。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又用整五年时间完成了一百零八万字的《杜甫评传》，上卷四十万字于１９８２年８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下卷于１９８８年５月出版。１９８９年又出版了收入十九篇论文的《论诗杂著》。各类个人著作总计约二百余万字。

《唐诗论丛》包括作者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研究古典文学的二十二篇论文，计二十八万字。除了论陶渊明和鲍照的两篇以外，其余均以唐代的一些重要作家为研究对象，围绕着孟浩然、王维、李白、岑参、李贺、李商隐等诗人形成若干个专题。在文学史研究集中于杜甫、白居易等少数现实主义诗人的五六十年代，这些文章无疑具有突破传统模式，为唐诗研究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作者在扎扎实实念完五万首《全唐诗》的基础上，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观，大量搜讨第一手史料，发掘并解决了一些在文学史研究中长期隐埋的问题。如《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最早对孟浩然一生隐居和出游的踪迹作了全面详尽的探索。《谈孟浩然的隐逸》一文指出孟浩然隐居的目的在于为科举入仕作准备，并非如闻一多先生所说“为隐居而隐居”，并进一步与陶渊明相比较，分析了盛世和乱世隐者的区别。《王维生平事迹初探》初步弄清了王维隐居终南山和辋川的时间地点，并据此删补了清人赵殿成的《右丞年谱》。《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一文指出王维从热衷进取到黯然思退的基本原因乃是由于前期趋近张九龄不卖公器、为苍生谋的政治主张，并得到张九龄的器重和提拔；后期则是因为张九龄被李林甫排挤、开明政治结束而变为消极。这一论点对于正确评价王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一文，从考察盛唐统治者任贤求隐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的出发，对盛唐文人的大志所由产生的客观根据，以及李白为实现其理想所采取的交游干谒、隐逸求仙等从政活动方式，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以上论文中的主要观点为研究盛唐诗人的政治理想、精神面貌、生活方式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勾出了明晰的轮廓，为后人进一步综合研究盛唐诗歌的基本特征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一文从考察作品的内在联系入手，勾稽出李商隐早年的一段恋情，在有关李商隐爱情诗的种种岐见之外，另立较为可信的一说，打开了后人继续深入研究的思路。五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不重视作家作品艺术特色的研究，古典文学论文中能真正讲出艺术感受并切中要害的分析较为少见。《唐诗论丛》中几篇分析孟浩然、王维、岑参、李贺、李商隐等诗歌艺术的文章，则既强调艺术感受，有较高的审美趣味，又讲究巧于表达，能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浑成之作，即有浑成之评，不讲技巧而艺术上成功的作品，决不从表现方法上钻牛角尖；而对于那些确实在构思立意上花了心思的作品，则抓住最主要的特点，一针见血，讲深讲透。例如他在有关李贺、李商隐的诸篇论文中指出中晚唐“长吉体”歌行构思的特点是：对某一史实或生活中某一事物偶有所感，从一点生发开去，精鹜八极，神游千载；既要从现实中解脱出来，力求想象的“虚荒诞幻”，又要紧紧地依据生活经验，力求感受的真切和形象的生动。设法将这对立的两方面统一起来，这就是“长吉体”歌行构思和表现艺术的主要诀窍。──这就抓住了李贺、李商隐“长吉体”歌行构思的特点及其渊源关系。而在对每首诗的具体分析中，他往往能用精确优美的散文语言将诗歌的主要意蕴连同微妙的感受和言外的韵味一起传达出来，透辟警快而又空灵巧妙。

    七十年代末，陈贻焮进一步将所谓“义理”、“考据”、“辞章”这三条主要的研究路子结合起来，将时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推进到对整个诗歌史的发展趋势以及某些重大现象的探索。《唐诗论丛》中《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一文，以五万字的篇幅，从中唐社会风尚、政治状况、文学背景等方面，对元白、韩孟两大诗派如何体现中唐诗歌“大变”的实绩作了独到的分析，并以较大的魄力为这一时期复杂的诗歌发展善勾出了清晰的脉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五十年代以来，白居易新乐府一直被视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典范，而这一运动的性质及其创作和理论的缺陷却得不到必要的研究。陈贻焮为“卓越的著作”、“权威的论文”，是“言之有据”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施逢雨说，陈贻焮 的《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一文“使我们对李白的了解拓展了不少”，施的《唐代道教徒式隐士的崛起》一文即“透过陈文的启发”，“试图进一步探讨一些待决的有关问题”（见台湾长安出版社《唐诗论文选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于保玲在综述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海内外王维研究动态时，特别指出：“文革前，只有陈贻焮的《王维诗选》一书出版，迄今为上，它是这方面最有价值的著作。……“后记”直接为诗人记传、资利既翔实，推断也隐妥，……作者关于宫隐矛盾的论述非常出色，这篇简明的传记是最可信赖的。”见《文学研究动态》1983年第八期《王维研究与翻译近况》。    

完成于八十年代的《杜甫评传》包蕴了陈贻焮三十多年来潜心研读唐诗的积累。作者借助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绘画、音乐、舞蹈、风俗、典章制度等各种丰富的历史知识，详尽地描绘出安史之乱前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画卷和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并将唐代几十位诗人编织在这张大网中，上挂先秦汉魏六朝，下连宋元明清许多作家，通过综合考察，纵横比较，把杜甫还原为一个处身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的人。《评传》在从宏观的角度对时代和创作的大问题进行综述和议论的同时，又细腻地勾勒出杜甫一生所经历的彷徨、苦闷、追求、失望、猛省的思想发展过程；既重点分析了杜甫在时代剧变中所创作的那些震撼人心的史诗，又在浓厚的生活气息中展现出他日常状态下的性情面目，既充分肯定了杜甫与人民大众在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再现了他与各级官吏豪绅应酬交往的情景以及寄人篱下的处境：因而能够令人在具体地感受到杜甫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之时，深切地体会到这位伟大诗人的一切进步性和局限性都植根于他的时代。《评传》批判地总结了明后文人及近代学者研究杜甫的全部成果，搞清了杜甫生平事迹中的不少疑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杜甫的思想作出了许多独标胜义的分析，并结合杜甫的艺术成就阐明了中国诗歌艺术中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是目前国内研究杜甫最力详尽深细的一部力作。香港《大公报》1983年1月17日《读书与出版》1983年《唐代文学年鉴》刊载书评，都称此书“不少地方纠正了前人的谬失”。国内各地方报刊如《湖南日报》、《青岛日报》、《长沙晚报》，《文汇读书周报》及《澳门日报》对陈贻焮的专访中，都对此书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给予很高评价。这部著作的上卷于1986年获北京大学首届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又于1987年获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东京大学教授用它作为开设杜甫研究专题课的主要参考书。

《论诗杂著》是陈贻焮继《杜甫评传》之后新出的一部论文集，其中《评曹孟德诗》一文以四万字的篇幅就曹操一生复杂的思想性格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进行深透细致的探索，并逐首评论了曹操全部诗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卢照邻》一文对初唐诗人卢照邻的考证得力于作者对文学典故的精熟，一些见解突过先行的研究者而成为定论。《杜审言》、《盛唐七绝刍议》等文对初盛唐诗歌艺术的分析新颖而通达，又基于陈贻焮本人对古近体诗歌格律的熟悉和旧体诗词创作的深厚功力。

 陈贻焮治学兼有新老学者之长。他力主运用马列主义的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观，掌握第一手资料。既要下笨功夫掌握属于自己研究范围内的全部资料，同时又要有敢于开创的气魄，会念聪明书，思路开阔，培养思考问题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善于在人所共见的材料中提炼出新的创见。由于能对新的治学方法广为吸收，扬长避短，他的治学路子比较宽广，能将扎实的资料爬剔的功夫与宏观的理性思维结合起来，使他对诗歌发展的总体把握建立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考证和分析上。陈贻焮强调研究文学发展应注意各种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特别重视生活对创作的影响，提倡知人论世，从根本上去思考各种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的原因。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但又有自己的特点。研究者应有较高的审美趣味，分析文学作品既要有科学性，又要善于精确而巧妙地表达微妙的感受。总之，尽量在大量原始材料中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通过观点的升华和理性的分析，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得出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是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因此他主张既要敢于标新立异，又要实事求是，反对急功近得、哗众取宠的不良学风，并经常以此与学生共勉。

目前陈贻焮的学术成就已得到国际上的承认，美国传记学会（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 将他收入《国际名人录》第三版。 

                                         （撰稿人：葛晓音）

陈贻焮先生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