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智

    欧洲十五、十六世纪曾发生过一次对人类文明极具推动作用的重大事件，它是由众多“文化巨人”引发的一场思想文化的变革运动。他们从不同领域反省人类在当时受中世纪宗教、政治压迫的现实情况，大胆而鲜明地宣扬解放人的自由、独立的天性，并通过思想观念启蒙乃至社会改革运动来促进民众世界观的改善和转变。这一运动直接影响了欧洲后来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的社会变革。这场运动就是具有恢复古希腊民主、科学等人文主义精神风范目的的“文艺复兴”运动。

    欧洲的“文艺复兴”在观念上直接对中世纪以来人们所遭受思想文化禁锢具有巨大冲破和解放的作用。她在倡导回复历史传统的同时实现了推进当代文明进步的目标，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她的人文主义立场。因为历史发展的主角是人，凡是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主体创造性和内在感知力的文化便具有明确的先进性。所以，发生在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的这场“文艺复兴”表意上是一场复兴古典的文化运动，实质上她复兴了“以人为本”的人类文化传统。在当时充满专制束缚的神权、王权体制下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可以说我们今天世界范围内感受到的洋溢着民主、平等、人权的主旋律文化氛围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那场“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她也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强劲态势，直至现今这种人文主义价值观仍渗透在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法制等方面，并向世界广泛散发着无形而强大的文化影响。

    在当前“西风横扫“的形势下，东方古老的中华民族在社会发展上似乎始终处于受抑、被动的状态。她在这场由西方人主导的世界文明一体化运动中，一直扮演着学生和徒弟的角色。几千年的文明史似乎并不能令其在当今社会认可的价值层面获得多少足以引人瞩目的成就，倒是时时处于一种被动受承，疲于追赶西方文明的状况。

    中国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发自思想、文化界的社会发展反思变革之举。当时“文化超人”们亦有欧洲“文艺复兴”巨匠们的风采，确实对中华近百年来文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做了根祗上的剖析，并较彻底地清理了本民族的文化历史资源，大胆的引进西方文化中有益于国家富强的先进部分，在思想和社会实践上形成了于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基础上，实现传统中国向科学、民主现代国家形态转型的共识。这样的价值选择也决定了从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主流意识形态中一直存在着较为强烈的反传统倾向。相应的，也造成了近现代几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长期持消极批判态度而导致无知漠然的状态。这种局面确实一方面使中国人放下历史包袱，全面迅速的与世界接轨，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形态的形成。但另一方面也相应地令国人失落了对自己民族文化根基的基本认知，从而使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充满了由于国家主体历史文化传统消解导致的生存功利化倾向、民族凝聚力瓦解倾向、信仰迷失、数典忘祖等负面效应。尽管大陆到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通过国际冷战环境加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对峙意识形态的灌输，相应地激发了由战争危机背景下的社会整合和“主义”文化信念。但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资社对峙状态的消解，加之世界世俗价值观引导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也在相当程度上瓦解了社会主义中国原初的文化信念，促成了事实上的普遍蔓延于中国社会的文化真空和信仰危机。

    从台湾的现状来看，尽管其是在保留了许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开始迈开现代化步伐的。但其坚守的文化价值信念过于表现出中华民族本位特征，不能在广泛的时空人群确立普遍有效的文化影响，因而缺乏文化形态普适性和时代感。

    寻求中华文化自信和弥补现代化缺课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事实。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冲破了这之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观念框架，甚至是有意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寻求一种更新的文化形态，使中国社会彻底走出“中世纪”。“马克思主义”和“自由、科学、民主”的新思想传播确实是一场“新文化革命”。这场革命不是表现出“复兴古典”的形态，而更多偏重于表现出“引进现代”的倾向。引进西方的“现代”是中国将自己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自觉顺应历史潮流汇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文明一体化进程之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在观念层面引导中国初步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其大踏步与世界现代文明相融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内革命最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共产党取得胜利并获取其对于大多数民众的领导地位，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一种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和纠正者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所以中国社会发展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一方面由于他帮助中国确立了全新的文化信念，重塑了适应世界历史发展要求的新国民人格。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国家社会形态的现代化转型（保守形态），使古老东方国家初步融入现代国际一体化文明演进潮流中。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模式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生产力水平较低，无产阶级所占人群较为庞大的国度迈向现代化的观念依托。作为反动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马克思主义更偏重制定一种公义、平等的社会价值标准，并且也更倾向于动用国家集权手段来对社会发展起到调控作用。中国社会在实现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第一个历史阶段就是争取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发展观来相对平稳地促成和世界接轨的目的。这一阶段虽然保证了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在一种既有民主、人道关怀，又不乏中央集权调控的体制下实现了初步的现代转型。但是，由于其把持坚守的价值观与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对立情况，以及相对封闭专制的政治、文化氛围，使之必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实现成为现代主流文明形态国家。要加快中国现代化文明进程，必须要逐步解消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主体性影响。这便是“文革”的效用，“文革”最大限度地将人们对主义崇拜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改造方法认知推到物极必反的负面状态。通过这一历程，在精神层面消减了世人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终级真理信仰的程度，从而为中国社会进一步扩展实现现代转型打下了事实和心态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又一个加快与世界文明接轨步伐的新纪元的开始。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真正以高效率追赶世界先进文明水平的时期，尽管其还未全方面达成与现代国际环境的融合。但仍然可以体现出中华古国不断寻求在渐变节奏中推进其文明转型的从容而果敢风范。为了实现古老中华民族现代世界化转型，其国家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今已近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是中华民族不断争取自强自立、新生复兴的一百年，这种复兴虽极显著地表现在摆脱外族侵略、压迫，推翻封建专制体制，实现民主、自由主权国家等方面。但仅将中华民族复兴定位在实现一种富强、民主之现代国家形态，实是较为狭义和保守的认识。

    中华真正复兴的价值应是其一方面消解了二千多年来封建王权所确立的专制、等级化的制度体系，复活了一种在其民族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道、自由、民主的上古文明形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经过这一次在近代世界历史舞台上先求败而后于逆境中奋发崛起的历程，实现了民族精神更广泛和深刻的应激砺炼和与世界文化前所未有的融合。这种看似消极被动的文明世界化进程，正在最大程度上兑现着古老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与心理层面的交融，为其在不久的将来于世界范围发挥创新的先进文化全方位影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信仰文化的重建

    毋庸置疑，从社会总体健康发展的方面而言，不仅在中国社会面临价值信念的重建，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普遍呼唤一种新的文化信仰，从而为碌碌中的人类找到精神上的依托。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彻底地经历了一次对传统宗教、礼教文化的解构过程。显然人类在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时，不可能将已经消解的传统重新恢复，尽管传统中有许多合理的内涵，但作为一种旧文化体制下的存在已经属于历史现象。今天的人类需要非常清醒地按照文明自组织进化的原则来重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精神文化价值体系。这种建立是从实质上与人类本真道德诉求相呼应的，在表现形式和诠释方式上应遵循符合一种科学的、人文的、民主的现时代风范。

    当今世界是一个崇尚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世界。不论是欧洲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英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美国建国所确立的人权至上准则，还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科学、民主”意识以及贯穿整个二十世纪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坚守的“唯物主义”立场，都兆示出对客观的人道精神的提倡、发扬，人文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觉悟了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引导人类学习用自己的眼睛、头脑去由浅入深地认识、观察客观世界，学习培养一种主人翁意识。逐渐地人类学会了不轻信权威，不盲从圣贤的自主、自立的经世态度，面对种种未知事物都采取谨慎客观态度去分析研究，而非一味迷信跟从。这表明，从普遍社会意义来讲，人的生命意志和生存觉悟在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性认知和自控能力在加强，人类更具有用世界主人的意识来自觉、自愿地处理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的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不仅仅反映在政治、经济、科学领域的自主协调，而且也体现在文化、信仰、价值领域的精神原则之制定。我们认为人类在精神文化建设中所体现的“人文主义”特征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又一次大幅度的飞跃。也标志着人类心智状况正走向全面成熟。如果说人类在经济、政治、科学“人文”时代更多是以一个孩子的角色来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功利索取和物相游戏的话，那么当人类循着自身更深层的内在需求，自发演进到文化、精神“人文”时代时，则应该更多彰显出其作为自然界高级物种所应具的对普遍生命的责任、关怀以及对道义、公正自然法则的殷勤维持之成人风范。而这个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也是符合文明演化规律的。因为人类作为一种不断追求发展和成长的高级生命，从其群体自觉的对组织有序程度维系的演化趋势来看，他会趋利避害地自发调控整个种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保证一种良性的可持续合理的生存状态。当前建立在这种以利己主义价值为出发点的人类社会活动，不断表现出在主客观矛盾运动过程中寻求人对各种问题自发解决和协调的可能性。同时，随着矛盾诸方面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复杂，促使人类学会从更深广的层面确立自己的价值认知和利益谋求，探求种种更高效和本质的解决矛盾和获得效益的手段。当今社会每个现代人都必须通过对主体智慧、意志不断磨炼而获得生命潜质的开发，最终达到人格境界的自主超越。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主体能动性被充分调动了的人类必将立足“人文”立场而建立自己物质、制度乃至精神文化体系。而人文历史资源最为丰富的莫过于中华文化传统。可以肯定，当今人类在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寻求全面建设的今天，东方传统人文理想、人文修养等精华部分必将获得现代意义的复兴。东方文艺复兴也正是在人类文明寻求更高一级自我超越的过程中获具了充分的时代意义。

    人类新信仰的核心——王道大同文明归宿

    当前，重建一种全新的人文理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对促进人类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将发挥深远影响，新人文理想将合理引发人们内在公义、良知情感的萌生，并成为每一个现代人自觉寻求健全人格的价值目标。

    “王道大同文明”的现代复兴是新人文理想的核心组成，她是东方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是东方“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王道大同文明”是东方上古文化的主体社会理想，她强调生命的平等、自由权力拥有，注重和谐、宽容、文质的处世态度，广施护育众生、敬畏自然之教化。尊重并理解众生的生存利益追求，同时努力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生命品质，使之获具较为完备的道德与智慧。“王道大同文明”是崇尚道义、公正的文明，是普世谐调、博爱共融的文明。无论是中国传统儒道文化，抑或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以至于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文化中都蕴涵着不同程度的“王道大同文明”内容。

    “王道大同文明”蕴含着万物和睦共存，协同进化的自然法则，她表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形态中,并针对不同时空、地域的人群施以程度不同的文化感召和教化，她从人的内在主观精神层面以及外在社会人伦层面施以具体而深刻的价值引导，帮助人性获得德性和知性全面的提高。高级结段的王道社会不是指君主立世的王权政治形态,而是在一种民主、宽松氛围中开发众生对天、地、人自然规律的感知,以达到人的心性智慧全面发明的境地,兑现自然与人相互和谐的存在状态。“王道文化”是一种全面开启人的知行潜在能力的文化，她具有鲜明的普世、道德、民主、人文的存在特征，是当今人类社会寻求更合理健全发展的必要文明参照体系。普世王道精神更强调以“人道设教”培育人的主体性认知水平提高。“王”的含义是通过每个人的自我修养达到对自然界乃致人类社会规律性全面认识与道德实践能力的开启，并日臻至真至善的境界。传统文化中有关“得道”“内圣外王”“中庸”等名词便是对这一人格境界的描述。

    王道大同文明是一切人类文化之母，是社会发展、人类活动的终极归向。在漫长而短暂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王道文明是作为人类的上层建筑核心形态存在的，她衍化成多种形态的文明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文明程度的人类群体施以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价值影响。在形态众多的王道文明表现形式中，东方上古王道文明更接近宇宙自然本源文化存在模式。上古东方社会尽管人们的物质文明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但东方民族的祖先对精神文明开发已达到相当高的境地，形成了“天人合一”的高级世界观和围绕之展开的人生实践观。东方上古先民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形成了和平、宽厚、仁爱、智慧的人伦风范，并获得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命精神真善境界，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处于领先水平。

    尽管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有令现代人瞠目的文明成就，但除中国外，其他三大古老文明国家在进入中古乃至近现代时期后，都曾受外来文明侵入而发生过主体文明的巨大变异，不能延续其早先较纯粹的文化精神。这一点在东方中国却没有发生，因为东方王道文明在表现宇宙本原的赞育生命、启迪心智精神方面是较为纯熟和完整的，并且这种精神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很好地被继承和延续了下来，使东方社会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能找到王道文明注重人道精神文化启迪的迹象。并且在延续这一传统的同时，做到了相应的时代变通和形态转换，精神内核始终没有发生本质变异。因此，东方上古王道文明是迄今形态最完整，特色最鲜明的人类高级精神文明形态体系。当前人类现代化发展至在物质、制度文明方面已达较高的水平，相应需要与之相符精神、道德文明的调整与平衡之际，东方精神正好作为人性谐调开发的保证，理应重新发挥其超越历史时空的文明调节作用。适当地汲取东方上古文明的营养，用之于当今世界的社会改良。即采取一种和平、道义、怀柔的方式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采取敬畏、关爱、补偿的方式解决人对自然的过失；采取简朴、安详、文养的方式解决人自身的精神危机。总之用东方文化气质中柔性成分来软化现代西方文化气质中过于刚强、尖锐化的组成部分，令人类从一种自我设定和攀缘的外向化生存状况中得以做一停息，转化到一种更接近人的自然价值本体的真实生命境界的求索中，这一切必须经过现代功利文化自发走到其演变的极致，方才会使更多的现代人开始追寻生存利益之上的生命意义。对于生命意义的终级关注与启迪是东方上古文化的核心内容，有效地将其中超历史时空的精神内核移植于现代文明发展框架中，从而保证人类整体能沿着自组织有序方向获得种群持久而良性的进化。

    相比较而言，东方上古王道文明更注重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开发。通过种种建立在道德修养、心智启迪、情商优化等价值定位上的实践活动，引导人们找到更接近人生终级立意的生存目标，并尽毕生精力去在个体身心上实践至真至善的完满人格。如此说来，东方先哲们提出的“大同理想”是首先于个体心性层面实现一种深厚的道德体验，进而由主观到客观地兑现人类群体生活状态中共荣和谐的局面。今天当人类从器物功利文化中发觉种种文明的缺漏与错失时，必然生发出对主体精神文明的自发而强烈的探求之心。这样随着东方普世王道文化的现代复兴必将对现代人的精神状态起到重大的改善和优化之功，“大同理想”也会随着个体智慧与德性的成长获得内在心性层面的普遍认同，自内而外地实现东方上古先哲们早以预言的人类社会与心理全面沟通整合的理想境界——大同世界。

    在全球以空前协调一致的步伐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也是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文化交融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东方中国将完成其对人类文明的另一种独特的贡献，即重建人类精神家园。因为中国不仅禀赋了上古人类王道精神文明的遗传因子，同时迅速地在100余年的时间里全息经历了西方中古至现代文明的进步历程，使西方宗教文化以及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等合理内核均为中国社会所接纳，并适当转化为现代中华民族新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东方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明最丰富、绚烂的古老国度之一，负载着自始至终的王道文化精神传统，在不同历史时代向社会人群施予着其博大精深、因时而化的文化关怀，充分展现出一种立足人文、善待生命、修养道德、开发心智的文明魅力。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均体现出尊重人的自由天性发扬，帮助普遍人群获得生存知行水平提升的传统王道精神，但当今现代化文明推进与中华上古王道文明不同之处在于现代更注重以一种契合于众生普遍的自然认知水平和本能功利需求的方式来确立生存价值观念形态，进而从客观政治（权利）生活、经济（物欲）生活、科技艺术（机趣）生活等方面展开人类实践活动，这种文明模式是建立于“进化论”基础上的，本着不断自我否定的态度获取文明程度提高的。通过对人类小共同体之间利益谋求的合理性满足和对由此引发的相互间矛盾冲突理性解决等为基础实现社会进步的。当今“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和普遍认同便是建立于世俗价值观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自组织演化的必然结果。及时参照东方上古有关“大同理想社会”的建设模式，将有助于实现国际大社会共同体的终级整合。在这种整合基础上，方能充分展现真正平等共荣的多元文化存在态势。于是，必然由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民主文化形态和中华现代王道大同文化形态共同促成人类主观客观世界的新文明建构。一方面，在社会组织结构上达到形成全球民主共和制度形态；另一方面，在人的主观精神层面实现世界范围内同心同德、和平博爱的人伦状况。

    目前，资本主义张扬的“个人主义”“功利至上”价值正走向极致，人性普遍渴望是回归一种更能加强人际文化情感交流的文明时代。于是，作为擅于调动与发挥社会群体道德潜质的中华文化便具有了用武之地。她必使大社会群体凝聚力重新得到加强。东方王道大同文明的重建也必将在客观事实上兆示出人类社会必将全面走向和平共荣的境地。

    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王道文明传统现代复兴的初级表现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直接寄载了上古文明中重社会人心整合，重道德伦理价值判断，重精神文化立意，重人伦情感共融等主要内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形成的以理想信念与领袖魅力为社会精神激励；以公有制经济为利益分配方式；以劳动大众当家作主政治主旨为民主制度保证的三维立体调动模式。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做了中国式的发展实践。加之特定的阶级斗争危机效应极大地激发了一种团结奋发的国民精神，至少在建国初期发挥了一定积极而建康的社会作用。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质就是东方上古王道大同文明传统的现代复兴。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在其内部创建出一个相当长时期社会有序调动及快速发展的状态，是东方传统王道精神现代复兴的初级阶段显现。这个时代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共产党施政手段出现极端化倾向而渐趋衰落，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转换，中国又全面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以主人翁姿态与世界接轨的时代，她预示着中华王道精神文明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要平台，以改革开放为传递渠道实现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弘扬。她必然以高度发展的经济、民主、科学文化为立足点，重新确立人类共同认可并自觉遵循的人文理想，实现对普遍人性积极的道义感召和德性开启。

    美国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融合——健全的世界

    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往往那些敢于大踏步寻求变革与创新，充分摆脱历史文化的束缚的国家是代表一种先进、普世现代精神的。如美国社会创立就是极大地挣脱欧洲社会封建制度和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获得了最大程度属人的民主与自由。他们在思想上最少包袱，使之表现在行动上显得更加果敢奋进，很快将一个新兴国度建设得生机勃勃，一片繁荣。美国宣告了充分顺从人的自主天性，并使其获得最大个性实现的“唯物主义时代”繁盛期的到来。那种发自于人性锐不可挡的探索追求知识与快乐的“美国风范”弥漫了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完全属于解放了的人的世界。美国模式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榜样，似乎一切人类至善至美的精神、物质文明必须从这个充分尊重人的民主、自由社会平台上方能产生。但是美国文明模式由于在确立自由、民主平台时只加强了科学、法律、经济等文化启蒙和引导，必将决定这个国度在最终人性自由启蒙时只能达到形下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相对优越的程度，并以这两个文明为中心环节充分砺炼人的主体性。使人性日臻唯美有序的境界。

    相比之下，另一种民主、自由平台上展开的人性道德的启蒙，更偏重将人之精神品质引向至善、至真境界的文明形态则在几千年前的东方社会就早有存在。从上古到先秦文化中随处可以发现这种人文启蒙的价值倾向和无为民主的政治形态。在上古社会自由、民主的氛围中，东方文明所显现的是更接近人的主观精神世界改造的道德文化形态。总体上是以揭示自然界及人之心身内在规律的道学思想为核心。这种文化引发了世人对自身精神世界以及自然界内在总体规律的关注和求索，对人性做了终极意义上的潜质开发，使人类在一种民主、开放的社会氛围中获得充分的真理认识和道德实践。对这一文明现象的描绘现在可以从先秦诸子的诸多论述中找到。然而东方社会在进入中古时代后，即从秦始皇建立封建“大一统”社会制度以及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文化领域的儒学一统地位后，整个社会人心便失去了上古时代生机勃勃的景象，从此进入了长达二千年的皇权专制的封建社会，社会大众由于受制于政治与礼教双重束缚而失去了其天性自然流露和发扬，整个民族也日趋创造力的贫乏和生命力的消弱。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借助于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社会文化运动，逐渐地从思想到体制清算几千年封建社会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重新启蒙国民觉悟，强化国民性格立场上，大力倡导“科学、民主”等现代西方先进的文化精神，意在重新创立一个新兴的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形态。这种创立是分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来进行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分别代表了这两个阶级实践中国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化的政治集团，他们都是以一个新世界创建者的身份来施行对这个古老国度的社会改造工作的。这工作一方面要批判地继承历史文明遗产，另一方面要大踏步将中国与当今世界充分接轨，并在现代政治、经济等发展基础之上再兴东方上古精神文明风范的复兴之势，将人类现实文明带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样来看，美国现代文明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正是因为他体现了宇宙王道精神中“人本”、“厚生”等特征，其重视生命天性的自由发扬，符合众生趋利避害的生存本性的。在这个前提下，他首先充分给予众生满足和实现自己本能欲求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不断通过技术和物质的手段更新、丰富人们的现实感受，变向激发人们对更复杂多变的客观世界探求的愿望，提高人们普遍对事物的好奇心并扩大其功利需求度，在竞争与诱惑双重驱动力下，整个社会人性始终处于动态的生命潜质开启状态中。这种看似发自生物原欲本能的价值获求过程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状况，它无形中使每个参与当今现代化运动的人都相应提高了生存意志品质和智慧水平。使普遍人性在其中均获得一种更开阔和深刻的生命觉知，为人类能从更高的层面体会生存价值与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方王道精神文化的现代复兴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人心的背景下的。东方文化必将在这个空前的人类文明大碰撞交融的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为人类现代化不断走向和谐、有序、健全的境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让我们携手共同迎接东方“文艺复兴”伟大时代的到来，实现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崛起。使其千年梦萦的“王道乐土”“大同世界”理想得到真正世界意义的传播和兑现。

    另我们正在积极筹备“东方文艺复兴协会”，现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舆论宣传和组织建设工作。衷心期望更多德才兼备、道艺相齐的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有识之士能共同走到一起，团结一致，为中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而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