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是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
代工程”中最关键的专题之一。最近，全面反映这一专题成果的专著
《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记
者为此访问了该专题负责人、《回天》作者之一的江晓原教授。

　　△写作这本书的目的，确定武王伐纣的时间表是一个重要的
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显然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案例，有更多的人了解
“天文历史年代学”。正是用这种方法，您及您的合作者给出了一个
精确的武王伐纣时间表，充分展示了它的威力和魅力。那么究竟什么
是天文历史年代学呢？

　　▲所谓“天文历史年代学”，就是利用天文学的方法，去解决一
些历史学家难以解决的历史年代学问题。它实际上是天文学史或历史
学之下的一个交叉学科的小分支。“天文历史年代学”这个名称，虽
是由我首次明确提出来，但这个小小的学科分支是早就存在着的。至
少，西方学者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运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
代学问题了。

　　但是，天文历史年代学的首创之功，恐怕确实要归于中国人。两
千年前，西汉末年的超级学术大师、王莽新朝的“国师”刘歆，堪称
天文历史年代学之祖。他留下的《三统历·世经》就是历史上第一部
天文历史年代学的成果。天文历史年代学中的很多基本思路，刘歆都
已经有了。我曾不止一次开玩笑地说过，如果有人将今天的天体力学
公式和奔腾电脑送给刘歆，刘歆也能解决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
这固然是玩笑之辞，但并非毫无道理。

　　△在这本书的正文部分，有相当的篇幅讨论刘歆，您在《后记》
中更是给了他相当高的评价，称其为“天文历史年代学的鼻祖”；另
外我注意到，正文在提到你们运用的天文历史年代学方法时，很多地
方都不厌其烦的加上了类似“建立在现代天文学基础上”的定语，刘
歆与你们之间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刘歆因为曾在政治上依附王莽———尽管他本人最后也是因为
准备反叛王莽而被杀的———在后世大背恶名，这类似于现代的“在
政治上站错队”。成则为王，败则成寇，很多人从封建主义的伦理道
德观念出发，因政治（注意：是封建主义的政治！）而废学术，不愿
意公正评价他的学术成就，还总是怀疑他伪造古籍。有时候明明知道
必须用刘歆传下来的史料，比如《汉书·律历志》中所引用的《武成》，
却还要回避他的名字。

　　至于刘歆和我们的差距，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说了。

　　试图通过推算古代天象而确定武王伐纣年代，在这个思路上，可
以说刘歆和我们没什么差距，和许多其他现代学者也没有什么差距———
当然会有不少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刘歆和我们的差距，我想主要表现在所掌握的手段上。

　　第一，刘歆没有现代的天体力学手段，他只能用粗疏的历法知识
回推天象，结果当然不可能精确。说我们的工作“建立在现代天文学
基础上”，正是针对这一点而言。

　　第二，刘歆没有电脑，我们在这个课题上用电脑进行的计算工作
量，是刘歆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他几辈子也算不完。再进一步想象，
如果刘歆看到我们在计算机上模拟出实际的天象，他也许会以为遇见
神仙下凡。

　　△使用天文学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回推，感觉上对于古籍中记载
的天象进行搜索、整理、分类和甄别是首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困难的任
务。古人没有现代的学术规范，也很少能有保存比较完善的记录，因
此出现错误和以讹传讹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何取舍相互冲突的
天象记载是大有讲究的。根据你们的整理，武王伐纣时的天象共计
16条之多，而在推算时只选择了7条作为依据，请简单谈谈其中的奥妙
之处。这有没有被指责为“鸵鸟政策”的可能？

　　▲你的疑问非常有道理。事实上，前贤的有些工作之所以不可取，
原因之一就是在天象记录上采用了“鸵鸟政策”，我们当然不能明知
故犯。

　　“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载有16种，这16种天象从理论上说在推
算过程中都应该考虑进去。以前的学者从未把这16种天象全部考虑进
去，一方面是当时的条件限制，另一方面是学科背景造成的，有些文
科学者对逻辑上的事情比较疏忽，认为挑选一个比较符合的天象就可
以了，这是知识背景造成的区别。对于我们学理工科出身的人而言，
认为这16种天象都应该考虑，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考虑这16种天象不等于使用这16种天象。我们的具体方法是：
先对这16种天象进行系统的验算。武王伐纣年代的争议范围约100年，
我们就对16种天象在这100多年的时间段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
在这100多年的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就将这种天象排除———我们强
调，绝不能遇到天象记录与自己的假说不一致时，就轻率地将天象记录
说成是后人的附会，但如果天文学的计算表明，在这100多年的时间段
内某种天象确实不可能发生，那就是非常过硬的证据，它只能是古人误
记。此外还必须排除虽然在这100多年间可能发生，但是无法用来定年
的天象记载（比如彗星、“五星聚”之类），以及迄今在先秦典籍中的
同类记载都经不起现代天文学检验的天象（比如“岁在鹑火”之类），
这在《回天》里都给出了详细的论证。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说：不会发生“鸵鸟政策”问题。

　　相反，我们还要强调：对于那些既在这100多年间可能发生、又能
够用来定年的天象条件，就一个也不能不用。有的人采用我们的方法，
但是却置某些最重要、最可靠的天象条件（比如利簋铭文中的木星天象）
于不顾，将我们在筛选过程中淘汰掉的某个年代“复活”起来，这在科
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外行，我读这本书时是非常兴奋的。一方
面是号称千古之谜的武王伐纣有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另一方面是你
们对自己研究成果的令人心折的自信，这种自信恰当的表现出了一个
学者的风度和气度。谈谈你们的这种自信。你们在书中拒绝提供次优
解是否意味着你们的结论已经没有了被修正的余地？

　　▲当然不意味着我们的结论“已经没有了被修正的余地”———
世界上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的自信只是在这样的
限度之内：即在目前已有的证据范围之内，我们相信我们的结论是最
优的。如果哪天又出现了新的更有力的证据，就有可能修改我们的结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