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

    文化建设,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作适应时代的更新与再造，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新民族文化精神。1840年鸦片后西势东来，中国由此被逼上现代化轨道。“文化”现代化也提上议事日程。

    “文化”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其实，对“文化”宜作纵与横两方面分析。“纵”的方面看，中国文化（也包括世界文化），经过从“自然文化”、“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进步的过程。

    “横”的方面说，每一时代文化又可对其做“圈层性”剖析：其外层是“器物文化”，其中层是“制度文化”，其核心内层是“精神心灵文化”（哲学宗教等）。每一新时代到来，人们都须对文化的三“圈层”作更新与改造。

    文化三“圈层”改造有其先后次序。首先改造的是器物文化，其后发生的是制度文化变革，再后是精神心灵文化的再制。“三圈层”文化改造的难易程度不同，每向里面一层，改造的难度即增加一层。1840年至19世纪末，中国已开始器物文化的变革，此乃由洋务运动担任。戊戌变法，则是中国制度文化改造的初步，结果失败了。

    及至上世纪初（主要说的是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投入于制度文化与精神心灵文化的改造工程：将农业型、土地型的封建旧制度，改造成适应现代需要的共和民主制，将封建文化改造成新型现代文化，一如西方的新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项文化工程并举，成为20世纪最初十年中国学界的特有“风景”。

    就制度文化改造而言，清政府的宪政改革为其一例。然而，旧皇朝气数已绝，无力承当如此艰巨的工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起了积极的牵头作用，但他对旧文化眷恋太深，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在国民思想中渐次淡化。 惟有孙中山、章太炎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是上世纪初中国制度文化变革的主流。

    就心灵文化改造而言，20世纪初活跃的国粹派、《新世纪》学派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旨在创造适应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他们开始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非合理因素提出了质疑，如果说前者倡导“文化复古”，揭起中国“文艺复兴”的旗帜，推重诸子，淡化孔子，对中国旧有的精神文化的变革改造作有益尝试，那么《新世纪》学派更使孔学批判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其反孔精神之高扬不亚于后起的五四。

    实际上，辛亥革命前十年的反孔思潮即为五四批判精神的世纪之源。“建设”必先“破坏”。此刻中国的旧文化“破坏”派已经登场，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革命作了理论与实战的准备。与国粹派、无政府主义派对孔学的观点相左，辜鸿铭是新世纪的尊孔派，他的建立孔教的思想与康有为的想法如出一辙，为这一时期的尊孔读经浪潮，起了舆论推动作用。

    然而，旧孔还是如此的保守，未经批判精神的洗礼；还是如此的陈腐，而与工业时代民主科学精神相违，设立孔教的思想被历史否定乃是意料中的事。

    不可忽视，西学思想传播中国的势头也在加强，传入中国的既有无政府主义，也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甚而马克思主义也获致初步地播入，不过传播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等。辛亥前后，西学传播的主要担当者是日本留学生与华人知识群。这个时期中国人主要通过日本学习西学。

    文化具有民族与国家的聚合作用，凡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概有一个为民族与国民共同体认的文化存在，当一种文化处于衰落，民族聚合将可能解散，民族气运将可能衰竭。

    凡旧时代与新时代交接之际，一民族的文化往往出现一时空白，民族的聚合与继续进步也在这时受到来自精神面的最大考验。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民族精神几近真空的状态。章太炎、刘师培等正是注意到这样的问题，才设想发起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在中国设立宗教，或主张以佛教为中国宗教，或建议恢复儒教，或要求引进西学入主中国。然而，各家各派各执一词，中国思想界依然在混沌中，中国的学人依然在迷茫中，中国文化的趋向依然万端头绪。

    然而，我们依然将这个时期视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的重要时期。

    上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工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辛亥”前十年，众说纷纭，诸子并起，提出种种改制中国文化的建议，这样的时期是文化建设的“建议时期”；其后各种文化建议展开论战，西学派跃为论坛“斑竹”，对腐朽旧传统尽力摧折，可将此时视为传统“解体时期”，具体以五四时期为典型。

    第二阶段。20 至30年代，进入“重构时期”。

    最后迎来文化建设的第三阶段，即“融构”期（1949年以后）。直至今日，中国以“主干多元”为特点的文化融构再造的工作还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