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
（以下简称《纪实》）日前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据说，在不久
前闭幕的南京全国书市上，此书颇受青睐，创下了同类书销售的较高
记录。

　　《纪实》收录了作者近年所写的十篇文章，凡33万余字，所写都
是我们熟悉的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
小川、汪曾祺、浩然……。陈徒手给它们起了一些颇能引发读者阅读
兴味的题目，比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丁玲的北大荒日子》、《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郭小川：党
组里的一个和八个》、《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浩然：
艳阳天中的阴影》等等。不过，陈徒手却不用花哨的语言去演绎这些
故事，却用异常平实、素朴（有时甚至显得过于平直）的文字来记录
这些过程，读者将从这位忠实的“书记官“的笔下，分明感受到那个
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这里所写，都是这些文坛名角所亲历的事件和当时及事后的心绪，
所依据的材料，或是名角们的自白，或是从故纸堆里发掘出的档案资
料，或是名角们的亲属、朋友、同事、学生的口述实录……。比如：
俞平伯之于《〈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前前后后，直至“文革”
后他的心态；沈从文于1949年从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的前因后
果，以及80年代他应邀访美时，对这段经历的诚恳、机智而又令人玩
味的回答；老舍1949年12月回国后所经历的升沉起落，以及他在“文
革”前后的心态和遭际；丁玲在划为“右派”后被流放到北大荒的那
些日子，以及她在北大荒前后性格上的变化；赵树理因“上书”而在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作为批判对象，以及他临死前的感悟；郭小川
的《一个和八个》及由此引发的一连串风波，还有他在团泊洼五七干
校的经历和思索，由此而演绎出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的风云际会；汪
曾祺在“文革”中因被江青起用而有过的一段微妙而特殊的经历，
“文革”后他对这段经历的表白和反思；浩然面对着对他“文革”时
期的表现的激烈批评，他的混乱矛盾又讳莫如深的心态；还有卞之琳、
茅盾、张天翼、沙汀、周立波等等，他们在1949后对于创作问题所感
受到的苦闷、迷惘和无奈，因而有陈白尘的“果戈里到中国也要有苦
闷”之一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坛的见证人，这些文坛
名角经历了从50年代到70年代文艺界的风风雨雨，《纪实》所披露的
这些“史证”和“人证”，无疑都镌刻着那个时代的特有的印记，读
者也由此而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雷闪电。

　　《纪实》的主要特点是完全凭史料说话，叙述者（作者）只充当
“书记官”的角色，用的是“客观记叙”的方法。叙述者从不轻易地
站出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但有时候也免不了有几句看似无意的点
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尽管是“客观记叙”，但从字里行间，
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到叙述者的倾向——他的是非和爱憎。同时（这是
最主要的），读者能从中分明地品味到笼罩于全书的一种无奈、苦涩
的复杂矛盾的心态，这心态，与其说是叙述者所有，还不如说是本书
的主人公们所有，或者干脆说，就是那个时代的心态的一种折射。一
般读者读此书读出的是一段段感性的历史，而研究家将可能从中演绎
出一部部理性的历史来。史料本身所拥有的价值和魅力，由此可见一
斑！尽管我们对《纪实》还可能感到有种种的不足，对它所记述的某
些史料，当事者及后人也还会提出诸种异议，这是正常的，因为一名
“书记官”的工作决不可能穷尽历史事件和人物心态的细微末节，
“书记官”只是给后来者提供一份尽可能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至于
后人对这些史料如何分析和评断，已然超越了“书记官”的职责权限。

　　陈徒手写这本书的愿望，可以追溯到十多年以前。那时，他还是
一名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在有幸接触到许多文坛珍贵的资料后，
他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想写一本“中国文坛运动史”之类的书。
后来大约是由于工作变动等诸种原因，他自知力量有所不逮，遂决定
化整为零，把他所收集到的资料，以人物为中心，写成一篇篇文章。
当然，这中间还免不了再继续查档案、找材料、访人物，通常一篇文
章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是常有的事。我曾经为陈徒手引荐过几位访
问对象，深知其中的甘苦，有时候半天的访问，所得可能就只有几行
文字。比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这篇不过万余字的文章，访问
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十三四位，还不算查阅的那些档案资料，由此
可见花费工夫之大。这是求省力的“聪明人”决不为的工作，但陈徒
手却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做了，而且坚持达数年之久，可见其锲而
不舍的精神。如今，我们从书中仍然可以隐约地读出一个谦诚、认真、
严谨、求实的作者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