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

    给自己的集子取名，叫《拾荒者言》，当然不会是因为谦虚。陈克艰好读书，而且古今中西人文物理都读。一讲起中贤西哲，他往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的文章，无论大小，都写得深入浅出，使读者受益。按朋友们的说法，他是有资格谦虚的。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克艰从来就没有谦虚过。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倒是骄傲过的，但也早就不骄傲了。看了他为自己的集子写的序，我才明白他自言"拾荒者"，是想得很周到的。做学问，应当搞好。但要搞好，又谈何容易。时下，搞大了，就好像是搞好了。于是，想搞大的人很多。克艰自以为不能把学问真正搞好，却也从不愿意用搞大来充好，所以才想到自己平时读书写文章，其实是介于搞好的"应当之理"和以搞大来充好的"应果之理"的"相交的地方"，"不高不低，不左不右，不太容易，也不太为难"。他声称，这样的"拾荒者不是创造者，虽说没有搞好的能力，却间或能拾到好东西"，而且"不会把大规模的废物荒堆，仅仅因其大就径直当作好东西"，更何况"新旧剧烈变动的时代，许多好东西往往被当作废物处理掉了，拾荒者要有所收获，并不太困难"。

    身为拾荒者，克艰的确拾到了不少的好东西。这与他的学识是有关的。

    先举一例。如克艰学习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他就从费先生的"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这两个概念上发微，分析克莱默夫人的出走，与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的关系。然后，他又从这种关系，来反观"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不同的社会功能，并指出中国"怎样在差序格局的传统底子上，妥善、合理、合谐地安置团体格局，是中国现代化途中的重大问题"。这样的"拾荒"，确实是可以使人"尝到温故知新的隽永甜味"。

    再举一例。在讨论"知识经济"问题时，克艰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诺斯求教，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说明："知识经济的问题，是知识如何能经济的制度安排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知识，有什么知识的问题。制度安排得恰当，通才和专才都有经济；不恰当，就都不经济。"这样的解释，当然是很可以解惑的。

    不过，克艰并不总是言必求助于大师。曾几何时，当国际象棋冠军下棋输给了名叫深蓝的电脑，于是有人欢呼："一场新的革命就要到来了！"对此，他轻松地笑道："论举重，陈镜开比不过大吊车，连原始的杠杆怕也比不过；论跑快，马家军比不过桑塔纳，连老式脚踏车怕也比不过。……在智力方面，例如，四则运算，口算多半比不过珠算。……电脑战胜象棋冠军，不过是表明，下象棋这回事，并不属于最高级的智能活动，机器也可以愉快胜任，如此而已。"道理讲得这样简单直捷，那些尽情欢呼"新的革命就要到来的"先生们听见了，自会马上停止欢呼，也不会再有人受他们的蛊惑。然而，在这样的欢呼声中，我们的拾荒者却看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人类是不可能被电脑打败的，人类只会被自己打败"，如果人类"把视界降低，目光所及，全只是机器可以取而代之的领域，那就真的会彻底输掉也未可知。"问题提得这样准确，而解答得这样简洁透彻，这是需要智慧的，而不仅仅是聪明。

    这些年，文人出的集子，看过不少。我发现，有些人的文章，只有短的好看，而且决不能集到一起看。若编了集子，放到一起，看起来会让人觉得都差不多。偶有的新意，其实早已被重复为陈辞滥调；文句、章法的千篇一律，更使人感到沉闷。但这本《拾荒者言》，所收的大小文章，我过去大都看过的，有的我还不止看过一遍。但这次重新再看，不仅没有上面所说的那种不快的感觉，反而觉得更丰富了。比如，收入"浅尝而已"一栏的《科学的掩盖功能及其化解》一文，如果拿来与收入"多管闲事一栏"的《保守的科学与激进的技术》一文相互参读，我们就会更容易地理解，为什么胡塞尔要在《欧州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一书中断言："科学由于不断取得成功而陷于危机，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而对于什么叫"科学的技术化"及其所带来的"掩盖功能"，我们也不会一无所知。这本《拾荒者言》，其中可以相互参读的地方很多。文章深入浅出，又能相互发明，读者或多或少总能从中享受到一些领略艰深道理的快乐。

    中国人研究学问，讲学、识、才兼备。其实，这三者兼备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有的人在某一点上很有学（知识），但为学的态度，是体力型的，不过是"不但知道五虎将的名字，还知道黄忠的表字叫汉升"。这样为学，研究学问恐怕不行。做学问不但要有学，还要有识。识，就是发现问题的能力。但有的人，能够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可惜学不足，对问题只能说说，或浅尝辄止。或有人很有学，也有识，才又不足，解决问题时容易走烦琐一路，甚至仰仗蛮力。克艰有学、有识，而且也有才。他读书很能发现问题，而他的识见和才力，使他对问题的提出、论证，往往都做得非常聪明、漂亮。不过最可贵的是，他的文章，无论在学在识在才，都没有那种可恶的"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