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孤陋寡闻，在读书上非常佩服陶渊明。窃以为他在《五柳先
生传》中所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是对随便翻翻的最好注解，
说出了读书之乐、读书之道。

　　读书需要一种心境，一种闲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冷摊负手对残书”，此情此境，令人向往。若三餐不继，饭碗堪虞，
每日为人际关系而伤神，则开卷欲望全消。退一步说，现在还有多少
人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通过读书达到的？一天的紧张工
作之后，人们打开书本，翻开杂志，不是为了继续紧张的工作，而是
为了松弛疲劳的神经。随便翻翻正适合人们的这种需要。

　　读书之乐在于随便翻翻。不需要正襟危坐，不用写读后感，想读
什么就读什么。一切从趣味出发，不带任何功利性，只是因为爱读书
而读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各类学生大部分体会不到读书之乐，因
为所读之书是老师指定的，而老师的要求和学生的愿望并不总是一致
的。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
三策而已矣。”《三国志·诸葛亮传》注中有这样一段：“亮在荆州，
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
熟，而亮独观其大略。”不尽信书也好，观其大略也罢，都有随便翻
翻的意思，此乃读书之道。对书籍（包括经典）岂可句句认真，处处
坐实？读万卷书总与行万里路连用，其实是两码事。只有“行”，才
能“知”，这就是陶知行更名为陶行知的一个原因。陆游说：“古人
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冬夜读书示子聿》）知易行难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历史学家身上
表现得格外明显。《前四史》的作者个个学问渊博，文采斐然，著作
千古流传。鉴往知来，他们本应更懂得审时度势、避祸消灾，结果恰
恰相反：司马迁遭腐刑，班孟坚死狱中，陈承祚不得志，范蔚宗被腰
斩。

　　有些人昨日大谈理想情操，今天却因五毒俱全进了监狱。虽然不
应因人废言，但看看他们使用的那些高头讲章，实在令人怀疑其作用。
我对道德修养之类的书，历来不感兴趣。看到这类书，我总是不禁想
起《十日谈》中那些教士的布道。我个人以为，道德修养更重要的应
当是一种实践，而不应仅仅是理论。有些人能对别人讲道德，只是因
为他们有权力而不是由于他们有功力，只是因为他们有道理而不是因
为他们有道德。对这类书，随便翻翻即可，不能太认真。

　　近几年辩论之风盛行，辩论之书畅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照
辩论规则，一方为正，一方为反。有的队连战连捷，兴奋异常。同样
一个论题，胜方若抽签而处于相反的一方，他们仍然能获胜吗？如果
不能获胜，他们的辩论才能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依旧能获胜，那世界
上还有没有客观真理？真理的追求变成了口才的较量，口才好的就有
能力颠倒黑白，把非说成是，把是说成非。《史记·商君列传》记叙
商鞅游说秦孝公，先后以帝道、王道说之，孝公不听。最后以霸道说
之，孝公终于采纳。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宣传一种主张转向鼓吹完全
相反的主张，这就是纵横家或辩士的拿手好戏。纵横捭阖或者说翻手
为云覆手为雨，等是非，齐万物。古今辩论之书，随便翻翻足矣，不
值得认真。

　　台湾学者苏同炳先生认为：木兰从军的故事，如果确有其事，也
只能发生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左右至孝明帝正光元年前后（约
491—约520），木兰是鲜卑族女子。木兰从军的年代虽然没有公安局、
居委会，没有体检，即便当时的统治者鼓励生育，但当时户籍机构对
所管辖人员的情况难道那么无知？就算木兰骗过了或者说贿赂了里正
之流而混进了部队，但她怎能瞒得了在一起摸爬滚打、征战厮杀了
12年的伙伴们？文学作品允许虚构，不必以史证诗，随便翻翻足矣，
姑妄听之可矣。

　　随便翻翻有时碰巧能解决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因为不是刻意寻
求，意外的惊喜往往比意料的满足更能使人高兴。我自认为曾有过这
种情况，下面仅举二例。

　　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赠蒋秉南序》中，二次用天
水代替赵宋一朝。语出何典，不得而知。查《宋史·本纪第一》，太
祖之父宣祖“累官检校司徒、天水县男”。县男是爵名。晋时，侯、
伯、子、男皆封以县，陈国始有开国县男之名。《宋史》卷四七八，
“‘天水’，赵之望也”。

　　杨绛女士《将饮茶》中有一篇《丙午丁未记事》。这篇文章已被
译成外文。丙午丁未在这篇文章中只能译为1966、1967（年）。套用
弗罗斯特的名言“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
寓意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丙午丁未本身也有说法。《容斋随
笔·丙午丁未》“丙午、丁未之岁，中国遇此辄有变故，非祸生于内，
则夷狄外侮。……大抵丁未之祸，又惨于丙午……”故有“战斗的
1966年，疯狂的1967年”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