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科

　　曾积极捍卫“亚洲价值观”（或曰“儒学价值观”）的李光耀先生近日改变观点，认为儒学价值观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见2001年2月3日《参考消息》，原载美国《新闻周刊》网络版1月28日专稿）

　　我一向反对现代新儒学的东方中心论，不顾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不足，写过几篇对国学热不以为然的小文章。当我看到，曾经是现代新儒学精神支持者的李光耀先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时，心情先是兴奋、激动，但平静下来后，又觉得不能走另一极端。

　　东方中心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家有一个重要观点是：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优良传统，经过适当改造，对现代化，对未来世界，也会起到推动作用。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的崛起。李光耀在1994年《外交》季刊的采访录中曾说：“我们利用家庭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信奉节俭、勤劳、孝顺和忠诚，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尤其是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亚洲金融危机后，李光耀改变了一些观点，说“儒家价值观，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在他看来，香港和新加坡克服金融危机做得好，是依赖于经济透明和法治。东亚的有些国家，儒家价值观导致任人唯亲，即把是否熟人当作如何处理资金的依据。他甚至认为，尊敬老人，在信息时代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以上引文出处同上）

　　不要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捧得过高，但也不要把它贬得太低。任何社会进步，正如机车行进一样，都需要动力与制衡两种作用。动力不足，很难前进；制衡不好，就不敢高速行驶。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重人伦、求和谐、盼安定的一面，从消极方面讲，它可能表现为保守、落后；从积极方面讲，它可能有助于稳定，有利于长治久安。西方传统文化从消极方面讲，它可能引发人欲横流、个人至上、秩序混乱；从积极方面讲，它有发展生产、尊重首创精神、竞争进取的一面。正确的方法是，要善于吸收两种文化的长处，而不应抬高一方，贬斥一方。

　　历史告诉我们，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利于稳定的因素，有时表现为保守落后，有时表现为秩序安宁。一般来讲，求变就得碰它、批它；求稳就得用它、学它。搞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似乎不批孔反而尊孔，将孔子尊为“托古改制”的“素王”。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手法，他矛头指向的是宣扬孔孟之道的汉儒和宋儒。他把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经典当作伪经；用进化论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用自然人性论反对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这就是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价值观。我国20世纪的进步思想家都是批判儒学价值的孔孟之道的。但这是否证明，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可以继承的优良成果呢？决非如此。

　　儒学价值讲“去人欲”，但针对人欲横流去讲与针对人们对物质的正当追求去讲，是大不一样的。儒学价值讲“和为贵”，但在改变社会形态的革命中讲与在正常社会生活中讲，也是大不一样的。儒学价值主张“重群体”，但在封建专制压制个性解放的情况下讲与在民主的条件下反对个性膨胀时讲更是大不一样。李光耀先生讲的儒学价值的“敬老”，如果用来压制年轻才俊，当然是一种罪过，可如果用在日常社会伦理上，有什么不应当的呢？

　　我这样两面讲，有人可能要问，儒学价值到底要不要提倡，它在新的世纪是否过时？这个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以为，如果将儒学价值当作指导思想，那么它不仅在新世纪已过时，在上一世纪也已过时；如果将它当作一种文化积累，当作民族文化的一种传统形式，就永远也不过时。在当前，西方敌对势力以“西化”、“分化”对我们进行干扰的情况下，儒学价值作为一种本土文化，作为一种稳定因素，就更有存在的理由。只要我们不去做“东方中心”、“儒学复兴”的梦想，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就会世代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