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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古代文学的研究，积累最为丰厚。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其重要标志是：第一，研究队伍空前扩大，学术梯队逐渐形成，既保证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具有的较高的学术品格，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在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中国古典文学工作者起到了不可或替的重要作用；第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方法丰富多彩，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当然，这些年来，充斥于图书市场的，确有不少平庸之作，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冥心独造、邃密扎实的学术力作也不在少数；第三，全国性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会和各专业研究会（如建安文学研究会、唐代文学学会、古代韵文学会等）、甚至专书研究会（如《诗经》《文选》《文心雕龙》《水浒》《三国演义》等）及古代作家研究会（如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相继成立，加强了学术交流工作；第四，国际间的学术接轨，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强烈呼声。把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推向海外，同时，把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已日益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
一、学术梯队的建立
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时期开始到八十年代初期为第一阶段；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七八、七九级硕士研究生为中坚的中青年学者群体逐渐成为业务骨干；八十年代末叶到九十年代初，以七七、七八级大学本科毕业的青年学人经过近十年的磨练，开始登上学术论坛。
八十年代初期，老一代学者、文革前大学毕业的中年学者是学术界的核心力量。当时的学术界百废待兴，出现严重的青黄不接的局面。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首要的任务是，及时整理出版前十七年、甚至前五十年的研究成果。于是，一大批文学名著和学术著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重新出版，填补了一段研究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以及一些学术专著在当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老一代学者身肩重任。他们一方面要潜心整理过去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要研几抉微，撰写新著。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学不已斋杂著》、程千帆《古诗考索》《闲堂文薮》、朱季海《楚辞解故》、蒋天枢《楚辞论文集》、姜亮夫《成均楼文集》《楚辞通故》，任半塘《唐声诗》《唐戏弄》、萧涤非《杜甫研究》、朱东润《杜甫叙论》《梅尧臣传》《陆游传》《陈子龙及其时代》、唐圭璋《宋词四考》《词学论丛》《唐宋词学论集》《元人小令格律》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缪钺等《灵蹊词说》、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红楼梦探源外编》、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弹词叙录》《曲海蠡测》《三言二拍资料汇编》、王季思《玉轮轩曲论》、隋树森《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王利器《耐雪堂集》、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马茂元《楚辞研究集成》等已经成为相关学科必读书目。在老一代学者中，这里应当特别提到周振甫先生，他在短短的二十年间，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撰著了数十种论著，尤其是一些学术普及论著，金针度人，唤起了广大读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兴趣，功不可没。而一代学术巨擘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等论著的重版，特别是《管锥编》的问世，则把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老一代学者更重要的使命是培养一代学术新人。在恢复高考制度后，他们呕心沥血，克尽厥职，将一届届研究生引进学术苑地，让年轻的一代逐渐挑起学术大梁。他们为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在老一辈学者严格而又卓有成效的指导下，中青年学人迅速成长。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葛晓音《八代诗史》《汉唐文学的嬗变》、王英志《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新探》、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唐五代志怪小说叙录》，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辛弃疾词心探微》、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陈庆元《中古文学论稿》、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史》等等称得上是这一代学者的代表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方法，开始探讨自己的学术道路。后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宏观研究大讨论，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必然要求。它反映了学术界的后来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强烈呼声。当然，这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大讨论，其利弊得失，还有待于后来实践的检验，现在作出评说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它在客观上促使人们对于以往的学术研究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作进一步的反思，确有其积极的意义。从那以后，学术界基本上摈弃了过去那套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对于过去似乎已成定论的一些问题，重新作了认真细致的辨析工作。近些年来，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与数年前那场如火如荼的文学史宏观研究的探讨密不可分。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恢复高考后前几批考入大学的青年学子，经过了大约十年的潜心苦读，逐渐成熟起来，他们大都具有博士学位，在老一代学者的引导下，奋发扬厉，勇于探索，既注意吸收前辈学者的谨严博赡的长处，又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年轻优势，将视野拓宽，努力吸收国内外所有的研究成果，从而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在一些专题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近年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如傅道彬《＜诗＞外诗论笺》、赵敏俐《两汉诗歌研究》、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钱志熙《魏晋诗歌原论》、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阎采平《齐梁文学研究》、曹旭《诗品集注》、刘跃进《永明文学研究》、吴先宁《北朝文学研究》、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蒋寅《大历诗风》、王小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尚永亮《元和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王筱芸《碧山词研究》、刘永强《西游记论要》、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黄仕忠《琵琶记研究》、郭英德《明清传奇研究》等等，已经远远不限于一般的评价，或者仅仅是作翻案文章，而是对各个专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尽管所得结论不一定全对，但是，后来者如果继续从事这些专题的研究，这些学术成果就绕不过去。这也许就是学术积累的意义所在吧。
在新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还有一大批令人钦佩的中坚力量，他们自始至终活跃在研究领域，真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这就是在前几年还称之为中年、而今已经并不年轻的学者群体。他们大都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经历了较多的政治磨难，背负着较为沉重的学术重任。新时期伊始，当他们重新踏上学术征途时，正是学术界蹒跚起步之际。他们扮演着多重角色，废寝摊书，同他们的老师一起，一步步地开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这里不能不提到他们的名字和著作：胡念贻《先秦文学论稿》《中国古代文学论稿》、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先秦散文史纲要》、金开诚《屈原辞研究》、聂石樵《屈原论稿》，董志安《先秦文学与先秦文献》、王运熙《乐府诗述论》《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曹道衡《中古文学论文集》《中古文学论文集续编》、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周勋初《九歌新考》《文史论集》、卞孝萱《元稹年谱》《刘禹锡丛考》、刘开扬《唐诗通论》《唐诗论文集》、陈贻欣《唐诗论丛》《杜甫评传》、廖仲安《反刍集》、吴企明《唐音质疑录》、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学与文学》、程毅中《宋元话本》《唐代小说史话》、项楚《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王水照《唐宋文学论集》、金启华《杜甫评传》《杜甫诗论丛》，陈伯海《唐诗学引论》、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罗宗强《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孙昌武《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章培恒《洪升年谱》、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西厢记考证》，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晚明曲家年谱》，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论丛》，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等。这些著作，或开辟了某些研究领域，或创立了某种研究方法，或集前人之大成，或立后世之楷模。可以这样说，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每一点进展，都凝聚着这一代学人的心血。
二、学术水准的提高
经过四代学者的努力，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新的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研究课题，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或者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出现了某种复兴的态势。这在传统的“文选学”研究上表现较为明显。这是富有戏剧性的研究领域。唐代即有所谓的“文选学”，宋代甚至流传“《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但是到“五四”时却成了“妖孽”而被打翻在地，几十年未能翻身。从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间，“文选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不足十篇，它在祖国大陆的境遇可想而知。1988年在长春召开了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1995年又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届学术讨论会。每次参加人数都在七、八十人以上。“文选学”所以能够在新时期表现出复兴的趋势，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海内外不时发现一些新的版本资料，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比如陈八郎本五臣注、韩国奎章阁本等。其二，《文选》以及诸家旧注是研究中古文学，乃至研究唐宋文学的津梁。以《沧浪诗话》为代表的宋代诗话，凡是论及唐前文学，所列举的作品，几乎没有超出《文选》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说，《文选》就是先唐文学的代称。近代著名学者李详在其《文选学著述五种》中对于杜甫、韩愈等唐代大诗人的作品作了详尽的考察，结论是唐代诗人几乎没有不受《文选》影响的。
唐宋文学历来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已逐渐成为国际性的显学。无论是基础资料建设，还是理论探讨，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是唐代文学研究的窗口，而定期召开的唐代文学学会主办的各种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则广泛地联络了海内外的研究者，颇有影响。宋词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作为词学研究的重要刊物，《词学》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已经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词学大辞典》的出版对于有关重要成果已经作了初步的清理。程千帆、吴新雷新著《宋代文学史》则从整体上对宋代文学作了综合性的研究。
第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作综合性的研究。首先是佛教、道教与文学的研究，尽管多数著作还停留在描述性的阶段，但是引导风气之先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詹石窗《道教文学史》、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充分吸收了近年海内外研究成果，内容丰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新时期的敦煌文学研究创获较多。1982年在甘肃召开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这是有关敦煌文学和敦煌学术的第一次研讨会。第二年，即1983年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翌年又在杭州成立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首先是创办了《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刊物，此后又出版了多种相关论文集及资料专集，与古典文学研究有关的资料及研究专著一时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如舒学《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柴剑虹《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P.2555）补录》，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敦煌赋汇》，任半塘《敦煌歌辞总汇》，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集补编》，黄徵等主编《敦煌愿文集》，颜廷亮《敦煌文学》《秦妇吟研究汇录》（与赵以武合编），项楚《王梵志诗校注》《敦煌文学丛考》，蒋礼鸿先生的一代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经过修订多次再版，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北朝文学的系统研究，也是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其中以曹道衡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八十年代，他在《文学遗产》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试论北朝文学》《十六国文学家考略》《关于北朝乐府民歌》《从＜切韵序＞推论隋代文人的几个问题》《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的时间》等文章以及与沈玉成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中北朝文学部分，将过去被视为“文学作品几乎绝迹”的十六国及其以后的北方文学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纵横比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创见，厘定了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这些研究成果，多已收录在《中古文学史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中古文学史研究论文集续编》（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代表着近十年来中古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辽金文学研究历来是较薄弱的领域，张晶《辽金诗史》、顾易生等《辽金元文学批评史》等填补了这段空白。
清代文学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以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为核心的一大批学者，首先从清理资料入手。钱先生自己除编撰了二十二册《清诗纪事》之外，还撰著了多部学术专著，如《梦苕庵诗话》《梦苕庵专著二种》《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梦苕庵文学论集》等，此外朱则杰《清诗史》，严迪昌《清词史》《阳羡词派研究》也推为拓荒之作。至于清代小说戏曲研究更是异常活跃，其中以《红楼梦》研究为翘楚。吴恩裕先生的《曹雪芹佚著浅探》《曹雪芹丛考》，周汝昌先生的《曹雪芹小传》《献芹集》《石头记鉴真》，吴世昌先生《红楼梦探源外编》，王朝闻先生《论凤姐》，冯其庸先生《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张毕来《漫说红楼》，《红楼佛影》等被推为红学名著，影响颇为深远。
在古代小说史研究方面，已故胡念贻先生《＜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文学遗产》1981年2期）、曹道衡先生《＜风俗通义＞与魏晋六朝小说》（《文学遗产》1988年3
期）等文，不仅对于古小说作了钩沉索隐的工作，还对于两汉子部在小说研究方面的价值作了充分的论证。《金瓶梅》研究一时成为显学，有关作者、语言、结构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曾展开过深入持久的讨论。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研究已经不仅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界，而是成为了广大读者的阅读热点。刘世德、石昌渝、陈庆浩先生主编《古本小说丛刊》出版了200册，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利用出土文献资料研究《楚辞》，取得重要的进展。汤炳正先生学术专著《屈赋新探》《楚辞类稿》特别注意吸收新近发掘的出土文献，因而他的楚辞学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他近期的论文《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文学遗产》1994年2期）根据1987年出土的大量楚简对于楚国每事比卜的风尚以及卜筮的程序、用具及方法作了详尽的考察，不仅订正了历代《楚辞》研究在卜筮方面存在的问题，还以严密的论证，对于学术界有人断言屈原为“巫官”的说法作了辨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学者严谨求实的学风。此外，刘信芳《包山楚简神名与＜九歌＞神祗》（《文学遗产》1993年5
期）也在利用出土文献方面对《楚辞》研究作了较为成功的尝试。阅读这些文章，耳边总是响起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说过的话：“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乃是古史研究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史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将活生生的历史强制性地划分成条条块块。条块分割的结果，隔行如隔山。文学研究界对于考古学界的成果，相对来讲，就显得比较隔膜，人为地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新时期以来，随着综合研究日益得到重视，这种状况开始得到初步的改变。
三、多元格局的形成
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八十年代初期，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论、教条化的束缚，但是如何发展还一时处在探索之中。记得那时有位海外华裔学者到中国大陆讲学，细腻的艺术分析和借鉴国外的文艺理论分析中国古典文学，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从而轻易地征服了正在探索出路的广大青年学子。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的学术界就大踏步地前进了。比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的出版，使许多青年人为之震撼，由此看到真正学问的魅力所在。如前所述，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宏观文学史的讨论方兴未艾；九十年代的学者又各自走上专题研究或者跨学科研究之路。学术界的迅速进步，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学术界已经抛弃了机械僵化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断的探索和吸收新的思想。其二，基础资料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龙头，大型的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得到系统整理出版。譬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清词》《全元散曲》《全明诗》《全明散曲》及《文选》《文苑英华》《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等大型研究资料汇集已经出版或正在陆续出版，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古代文学典籍，业已成为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譬如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古小说丛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十三经清人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山川风物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四库别集选刊”“清人别集丛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两浙作家文丛”。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州名家集”等，有些虽然不能说全是文学古籍，但是与中国古典文学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也得到了广大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已经出版了近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受到学者的欢迎。其实有些工具书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专著，比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万曼《唐集叙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袁行云《清代诗集叙录》等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水准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面极为简略的介绍中不难看出，近二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正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走向多元化。近十年来，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主旋律中，学术著作在逐步升温。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的“中国传统文化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学术丛书”，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等偏重于传统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博士文库”，“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学者文库”，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当代国学丛刊”，三联书店“三联—哈佛学术丛书”，东方出版社“中华文库”“东方学术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史丛书”，吉林教育出版社“中国诗歌史论丛书”，台湾文津出版社“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百种则是兼收并蓄。从事理论研究的和从事具体材料考证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从过去相互不理解逐步变成并行不悖，甚至相互取长补短，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这标志着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正逐步走上成熟。
学术界在关注古典文学研究整体提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普及的任务。新时期古典文学的普及也是空前的繁荣。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一，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鉴赏一度成为读书界的热点。继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之后，各家出版社竟相效仿，鉴赏书籍铺天盖地而来。有的还形成了系列的丛书，如巴蜀书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就已经出版了近二十种。尽管这些赏析之作良莠不一，不时受到学术界的严厉批评，但是不可否认，它们在客观上促进了古典文学的普及，确是一个基本事实。第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白话翻译，最初由高校古委会与巴蜀书社合作译注五十种，由此而掀起高潮。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历代名著全译”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代表作。第三，普及读物仍然具有市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数十种，巴蜀书社“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整理注释这些古典文学典籍工作中，广大的古典文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的工作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敬。
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在注重普及提高的同时，还把视野投向海外，时刻注意介绍海外研究信息及有关资料。《文学遗产》在这方面作了较多的工作。《自成一片风华景象》（1992年2期）
实事求是地评介了台湾三部汉赋研究著作，而《台湾近四十年＜诗经＞研究概况》（1994年4期）一文对于海峡彼岸的《诗经》研究情况介绍得尤为详尽，读后使人深深地领略到了同族同根的亲切感。此外，《＜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1994年4期）、《钟嵘＜诗品＞在域外的影响及研究》（1993年4
期）、《韩国研究六朝文论的历史与现状》（1993年4
期）等文都为学术界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线索。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组织一批海外学者的论文，譬如清水凯夫先生《＜诗品＞是以滋味说为中心吗？》（1993年4期）、竹田晃先生《以中国小说史的眼光读汉赋》（1995年4期）等，前者对中国大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后者变换研究视角，从虚构文学的角度评价汉赋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该刊还发表了一些搜集利用海外各种文献资料而撰写的论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归去来兮词＞与＜归去来＞佛曲》（1993年5期）根据日本八世纪文献《圣武天皇宸翰杂集》所收中国刘宋释僧亮的佛曲《归去来》，推断这篇佛曲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相通之处，对于陶渊明创作所体现的“玄佛合流”时代精神作了具体而微的论证。近年该刊又开辟“海外学者访谈”专栏，对术有专攻的海外学者进行专访，主要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介绍某一学者的成就，更重要的是通过专访，介绍海外最新的研究信息及趋势，比如1997年刊发的对于美国梅祖麟的专访，就很好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而在出版界，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代表，出版了“海外汉学丛书”，倪豪士编《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斯蒂芬·欧文《追忆》、田仲一成《中国宗教与戏剧》、李福清《中国历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关系》等，都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悠久而又辉煌的历史，历代的研究者为此也倾注了无数的心血。纵观中国学术发展史，凡是作出重要成就的学者，无不具有一种通识，一种深厚的学养。他们既不拘泥成说，固步自封，又不孤立地偏信某些材料而漠视对文学史实的全面考察；既不忽略对具体作品的细致辨析，又不脱离对某一时期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应当承认，他们所走过的学术道路，至今仍然有着不可或替的启迪意义。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而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予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往往容易出现偏差。
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极端的倾向上：一是忽视学术积累的意义，凭空高论，在膨胀的架构下，空空如也。在方法论盛行的八十年代，这类文章充斥于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刊物。当时有许多文章，懂行的不看，不懂行的看不懂。时过境迁，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论著。现在，时髦的话题是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或通论儒家的文学思想，或纵论道家美学思想与中国文化，论题如此之大，篇幅又如此之小，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天马行空，俯瞰寰宇。这样，所得结论往往适用于任何一代的文学现象，究其实际，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另一个极端倾向是钻牛角尖，得出的结论往往偏颇。有很多文章，纠缠于一些很难说得清的问题，争来论去，就象从圆心射向两个不同方向的直线，分歧只能越来越大。仅就某一点而言，似乎有一得之见，但是，倘若通盘考察，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仅仅根据一二条孤证来推论字义，这在训诂学上叫望文生义，不足信据。同样，在文学史研究上，这种望文生义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反映了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依然存在着的比较严重的浮躁情绪。急功近利，不利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二十年艰辛而辉煌的历程，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站在世纪之交的关口，展望未来，我们应当有理由充满信心。学术的繁荣与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七十多年前，王国维曾说：“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对寂寞的领域，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只有慢慢努力，不尚空谈，也许才是唯一的出路。经过近二十年辛勤的耕耘，我们的学术界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培养了一代代新人。尽管现在还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对于未来，我们应当抱有乐观的态度，毕竟，前程还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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