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燹能够荡灭藏书家的所有收藏，战火也能造就新的藏书家，近代大藏书家刘承干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揭开其藏书业序幕的。他创建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的嘉业堂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瑞安玉海楼、海宁别下斋并称为晚近浙江四大藏书楼，而嘉业堂藏书楼更因为“插架缥缃”而使时人不得不叹曰：“惟衡明近日储书之富，嘉业殆不愧巨擘矣。”[i]  但直到如今对于嘉业堂藏书楼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建国前后仅有寥寥无几的几篇介绍性文字，这与其在藏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本文将在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对这一著名藏书楼的荣枯盛衰作一初步的探述。

一

    嘉业堂主人刘承干（1882—1963），字翰怡，号贞一。1882年出生于南浔。1911年，刘承干为“避难”迁居上海，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客居海上二十余年，斥资三十万余，共得书籍六十万卷”，[ii]成为近代私家藏书的显赫人物。

    那么，刘氏为何能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从身无数卷而成为近代藏书量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家呢？

    首先，刘氏藏书时代公共图书馆运动已经声势浩大，但私家藏书业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嘉业堂正是新旧交替历史时代的产物。

    其次，湖州一带民间素有藏书之风，自古以来多藏书家，所谓“上自都门，下殆海舶，苟得一善本辄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iii]就是最好的写照。项士元在《浙江藏书家考略》中也说：“以地域言，杭、嘉、湖、宁、绍五属为最盛，台、温次之”，而“嘉、湖之间，藏家尤盛”。[iv]根据吴晗的不完全统计，湖州历代入流的藏书家有沈约、丁朴等24人，[v]清末四大藏书家中也有一家是湖州的。

    再次，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与其经济实力的雄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时刘家已是南浔巨富之一，被列于“四大象”第二位[vi]。据周庆云《南浔志》记载，刘承干的祖父刘镛先“执业于棉绸店”，后因嫌收入不多，转而从事湖丝生意，“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微镛几殆晚年，富益不资。”据说家财已达一千万两白银。刘镛死后，刘承干并得到其继父、刘镛长子刘安澜的份产，顿成豪富。且刘承干本人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地产商，这一切均为其藏书、刻书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刘家读书、著述的风气比较浓厚，刘镛虽然“少贾未尝学问，然多宾接儒林魁石类。”[vii]长子刘安澜“好博涉，尤好本朝人著述……，乃备征诸集，创为略例，自顺治始道光止，于是有《国朝诗萃》之辑。”[viii]次子刘锦藻就是《皇朝续文献统考》的作者。刘承干本人也极好读书和版本目录之学，因此有志于藏书也就能够理解了。

    第五，辛亥革命以后，江浙旧家大族纷纷避居上海，大量散卖收藏的古籍。一时之间，“藏书家与书贾，群视此为贸易之场。”[ix]而且，一些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齐集上海，使他藏书的鉴定、校勘工作有了得力助手，如缪艺风、叶昌炽、张元济、沈曾植、董涛、王国维、罗振玉、劳乃宣、吴昌绶、冯煦、况周颐等均为刘氏的藏书、刻书作出过贡献。

 

二

    1910年至1924年嘉业堂藏书楼建成为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阶段。

    刘承干的藏书业发轫于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之时，据刘承干先生后来回忆说：“宣统庚戌，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徒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之，自是即有志藏书。”[x]其萌发藏书之意源自于两大目的：一则为助生父刘锦藻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则为完成继父刘安澜未竟事业，使《国朝诗萃》能早日杀青。因此，刘承干最初以清代掌故和诗文集为藏书的重点。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侯马贵胄亡命上海，“或流冗不得归，则争贷所储书籍，以易钱米。”[xi]这为刘氏的藏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便“博收广取，无求不给”。[xii]当时北方徐世昌为编《晚晴簃诗汇》也在大量收购清代诗文集，形成刘徐南北争购的局面。而刘承干挟雄厚财力，愿出高价，“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置。”[xiii]所以，“书估踵门如市。”[xiv]不数年，购进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 “几有海涵万家之势”[xv]了。

    由于刘承干购书出手大方，因此它的藏书多为书商主动送上门的，也有相识的藏书家介绍转卖的。常上门的书商有博古斋主人、绰号“柳树精”的苏州人柳蓉春，“翰怡夜示续传灯录二册，博古斋送阅”。[xvi]有“书林怪杰”江宁人钱长美，有杭州人陈立言、李紫东，还有上海、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商，他们为刘承干送来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综而言之，主要来源于以下各家：

    1、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艺风之守山、学津两巨编，亦归于刘”。[xvii] “艺风以精椠易米，翰怡持函目见示……，共宋本十四种、钞本四种”[xviii]等。

    2、郭调元的藏书。“南宋本班范两书，……本朝自艺芸书舍归于郭筠仙侍郎，翰怡专人辇金至长沙载归”[xix]等。

    3、缪蘅甫东仓书库藏书。“翰怡出示群籍，皆书肆送来样本，太仓缪蘅甫旧藏也”[xx]等。

    4、孙问清的藏书。“翰怡出示西涯十二咏诗意图，……冯莲塘前辈旧藏，归孙问清同年，问清近染心疾，其家持以出售，索三百金，又新序黑口密行本，云元刻”[xxi]等。

    5、卢青厓抱经楼藏书。“又以书目大小九册见示，云是鄞中卢青厓抱经楼所藏”。[xxii]“翰怡又以抱经楼续来八册见示”[xxiii]等。

    6、朱氏结一庐藏书和书版。“毛氏本义十六卷，精钞本，收藏有……唐栖朱氏结一庐图书记，朱文大方印”，[xxiv]“夜翰怡又赠书十三部三十五册，……以上皆仁和朱氏结一庐所刊，翰怡得其版付印”[xxv]等。

    7、独山莫氏藏书。“翰怡出示旧本，书皆有影山草堂藏印，独山莫氏之书尽出矣”。[xxvi]“说文字原一卷，有莫友芝图书印，朱文方印”[xxvii]等。

    8、宁波天一阁藏书。“箬溪疏草六卷，明嘉靖刊本，此书天一阁旧藏”。[xxviii]“疑狱集四卷，嘉靖刻本，天一阁藏书，用明公牍纸印”[xxix]等。

    9、丰顺丁氏持静斋藏书。“皇极经世索隐二卷，丁氏持静斋旧藏”[xxx]等。

    10、清内阁大库藏书。“东坡先生后集残本，……薄棉纸，淡墨印，旧为清廷内阁大库藏书”。[xxxi]

    此外，归诸嘉业堂的还有吴县顾氏艺海楼、吴昌绶双照楼、王氏彊学簃的藏书等，至于其他小藏家藏书更是不胜枚举了。

    在收购古籍的同时，刘承干还花费大量钱财请人抄书。其中以《清实录》、《清史列传》最为珍贵。《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当时全国仅有一部正本保存在北京故宫，1920年，刘承干雇人将此书抄录出来，据说，“抄校之费，殆近二万金”，[xxxii]这部抄本即为国内少见的副本之一。《清史列传》也是刘承干雇人从北京国史馆抄录出来的，它是定本《清史稿》的底本，其中的二千余篇传记未被赵尔巽的《清史稿》收录，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两部抄本价值极高，因此成为嘉业堂的镇库之书，人谈嘉业堂必言二书。

    这一阶段，刘承干在藏书的同时，还刻印了大量书籍，“即使孤本，也从不自秘，而是拣有价值者刻板印刷，广为流传”。[xxxiii]他的刻书从民国二年即已开始，“先后梓印不下百数十种”。[xxxiv]《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的大部分，影刊宋本四史的前三史，《嘉业堂金石丛书》、《辽东三家诗钞》、《章氏遗书》等都是这一阶段刊印的，但多为随刊随印，并未结集。就几部丛书的选辑来看，其主题各有侧重，“有曰《嘉业堂丛书》着，则聚萧齐以后罕传之撰述，以津逮后学也；有曰《吴兴丛书》者，则搜其乡先辈之书，以存乡帮文献也；有曰《留余草堂丛书》者，则择先儒性理格言诸编，以扶翼世教；而《求恕斋丛书》则最录近时人著述”。[xxxv]

    刘承干的刻书态度是严肃的，“每决定刻印某一种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专家推荐以后，再请对这门学问最有权威的学者校订稿本。”[xxxvi]然后请名人作序作跋。《吴兴丛书》的跋多侧重作者生平、所刊书的内容和得书过程。《求恕斋丛书》的序则重学术源流、得书刊印过程，而《嘉业堂丛书》的序偏重校勘之学。

    刘氏印刷的书一般“是由南京姜文卿、扬州周楚江、湖北陶子麟、北平文楷斋等刻书处刊刻的。”[xxxvii]其中较为难刻的珍版宋本则送擅长临摹各类字体的饶星舫写样，然后交给“能刻仿宋及软体字者”、[xxxviii]“精妙不弱于东邻”[xxxix]的黄冈陶子麟刻板印刷。如刘承干以红梨木刻成，每部价值高达三百元、深受学者欢迎的宋刊四史，即是饶、陶的经典之作。“《史记》蜀本首册校毕，自卷二后即可依次而及，为饶讯芳携归黄冈。”[xl]“写样之时，饶星舫以潘本互勘。”[xli]“陶为鄂渚乎民，善仿宋，……翰怡延之来刊四史。”[xlii]刘氏所刻的书因此以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而为当时文化人称道，王汉章在《刊印总述》中称刘承干的刻书是“近三十年来，木版家刻书之最精者”，是“近代中国木刻书之代表者”。[xliii]

    1920年，刘承干经过十年的购书、抄书、刊书，所收藏书的数量已相当可观，其上海寓所的储书场所—求恕斋已是书满为患、聚荟如山。为使苦心搜集而来的古籍善本得到妥善保管，刘承干在南浔刘氏家庙旁，“购地二十亩、斥金十二万，建设斯楼为藏书之所”。[xliv]藏书楼于1920年破土动工，历时5年于1924年冬建造完成，取名嘉业藏书楼。“嘉业”二字源于溥仪赐给刘家一块九龙金匾上的文字，这块金匾的得来是由于刘家“于光绪奉安时，捐纳巨资以助种树，奉御笔赐以钦若嘉业之名”。[xlv]

    那么，刘承干为何要将藏书楼建在离上海有二百里之遥的南浔，而不就近建于上海呢？这要从其“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xlvi]的藏书目的来理解，而在宗族观念浓厚的刘承干看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隶之义庄，与宗人共守之”，[xlvii]也就是说，只有将藏书楼建在家乡，才能使藏书永远流传下去。

 

三

    嘉业堂藏书楼的兴建，是刘承干藏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他的藏书事业已臻于全盛，这种繁荣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34、1935年。在这一时期中，刘承干的藏书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藏书楼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作制度并对所藏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对外业务往来也达到了最高峰。

    藏书楼落成后，大江南北的书商纷纷闻风而来，刘承干则是来者不拒大量收购，藏书数量一日三增，至1930年左右刘氏停止购书时，总藏量已有二十万册六十万卷。那么，这些藏书有些什么特点呢？概而言之，约有数端：

    第一，藏量丰富，号称六十万卷，其规模是其他私人藏书家所不及的。如宋代藏书量最丰富的鹤山学院藏书十万卷，明代大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和目耕楼所藏仅八万四千余册，大名鼎鼎的天一阁藏量也只有七万卷。再看晚清四大藏书家的藏量：海源阁盛时为二十万八千三百卷，铁琴铜剑楼十余万卷，皕宋楼十五万卷，八千卷楼一万五千余种。因此，时人说嘉业堂藏书楼“晖丽万有，倍足空前绝后”。[xlviii]

    第二、藏书以明清诗文集为主。由于刘承干藏书的最初目的，一是为其生父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为完成继父《国朝诗萃》的编纂工作，故藏书品种的选择重在一个“用”字，而不是专重宋元版本之“收藏鉴赏家”。因此，成为当时明清文集的收藏大家，所谓“其时风气，明清两朝诗文集，几乎无人问津，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xlix]就楼藏分析，有明刊本二千种，“其中明人集部约六百种，许多为四库未收”。[l]清刊诗文集五千种。而宋本“总计七七，复本五种”；元本“总计七八，复本五种”，[li]重明清、轻宋元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藏书重史部、集部，轻经部、子部。藏书中经部计501部21411卷5648册，史部1685部56003卷2005册，子部1133部29052卷13021册，集部4482部83236卷34828册，这一特点自然也与其藏书目的密不可分。

    第四、乡邦文献搜集丰富。楼藏地方志约有四千种，除去复本，计有1158部32522卷15957册。其中海内珍本有62种，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地方文献。

    第五、收藏有众多抄校本和稿本。抄校本大约2千种，而明抄《永乐大典》42册、《明实录》500册、刘抄《清实录》、《清史列传》、红格写本《宋会要》等均被誉为海内孤帙。稿本中较为珍贵的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焦循手书诗稿、刘喜海《金石丛稿》等。

    嘉业堂藏书楼就性质而言属于旧式私家藏书楼，没有订立过如公立图书馆般严密的规章制度，但藏书楼在日常管理中，实际上还是形成了一些制度。以编目部为例，计设职员四人、工友四人管理。藏书楼并设有读者阅览室对外开放，如有熟人或名人介绍，国内外学者均可以来看书、抄书。在这一方面刘承干比较开明，只要有人介绍，连宋版书他都愿借，不仅允许借抄，还答应免费借去翻印。《浙江图书馆馆刊》4卷3期底页有一出售万历《仙居县志》的广告，“原本为嘉业堂刘氏所藏，历劫仅存，允为人世瑰宝，近由邑人李镜渠设法向刘氏借抄。”在藏书楼的阅览，由“专人取书，一般客人只能在平房借阅”。[lii]

    藏书楼成立以后，有职员四人进行管理：编目主任周子美，月薪30元，任职8年，1932年至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后，由助手施维藩（韵秋）接替。另有嘉兴人王善继负责刻制大小书箱和书橱并兼管庶务，二人月薪均为20元。还有刘承干的堂弟刘君实专司清点卷数、敲盖图章等事，月薪16元。工友四人，分管门房、厨房、花园和打杂，月薪10元。[liii]加上其他费用，书楼日常开支一年约为三千元，主要通过“置田若干亩，取息以为常费”[liv]来维持。

    这一时期藏书楼的任务除了接待来宾、刊印书籍外，还着眼于编订书目和对外交流。早在藏书楼建立之前，刘承干已请人编《嘉业堂藏书志》，此书初由缪荃孙编撰，缪过世后由董康续任，董在缪稿基础上，一则作了大量的删削，二则着重于增补刘承干1919年以后新买之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最终并未完稿。

    藏书楼成立后，周子美、施韵秋二人主持整理嘉业堂的全部藏书，并编订藏书楼藏书书目。书目体例仿《四库总目》但又有所变通，共分为经、史、子、集、丛书、志六大类。经部细分为正经、书、礼、春秋、五经总义、四书、小学等类；史部细分为正史、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类；子部细分为儒、法、农、医、天文、算学、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道家类；集部细分为别集、总集、词曲类；丛书部细分为前代、近代、现代、郡邑、汇刻类；志部不分细类。经过前后五年的努力，编成目录十二册：经、史、子、方志、补编各一册，集部明代以前一册、清代二册、总集及丛书合一册、抄本二册、善本书目一册。此外，还编撰了《求恕斋书目》、《留余草堂书目》各一册，《嘉业堂善本书影》五册，《嘉业堂明刊本书目》一册。

    这一时期，嘉业堂的刻印书虽然没有前一阶段那么声势浩大，但规模依旧不小，主要是将以前的各丛书汇编成套，“复明《嘉业堂丛书》当时多随刊随印、陆续发售，故得者往往未能配成完帙计，更将原书汇印全部。”[lv]同时也继续刊印新书补入几部丛书，1926年的《王章诗存合刻》、《漫堂文集》三十六卷，1927年的《王荆公诗集》，1928年的《三国志》（影刊宋本）、《春秋公羊疏残》七卷，1930年的《严州金石录》三卷、《云溪友议》三卷等被补入《嘉业堂丛书》；1928年的《董礼部集》，1929年的《月河所闻集》等被补入《吴兴丛书》；1926年的《汉管处士年谱》、1928年的《蕉廊脞录》等被补入《求恕斋丛书》；其余如《中庸切己录》等被补入《留余草堂丛书》。除此之外，刘承干还利用收回藏书楼的旧书版印刷了一些书，“刊了出售定价，略收一些工本费，但有交情的仍可以赠送的。”[lvi]

    从1913年起至此时，刘承干共投入近二十万元，计刊刻了《嘉业堂丛书》56种750卷220册，《吴兴丛书》64种850卷，《求恕斋丛书》30种241卷，《留余草堂丛书》10种60卷，影刊宋本四史450卷144册，《嘉业堂金石丛书》5种50余卷，《辽东三家诗抄》3种9卷，《王章诗存合刻》2种17卷，加上《章氏遗书》、《旧五代史注》、《晋书斠注.》等，共刻书177种3015卷，“所刻诸经单疏本为阮校所未见，子史百家亦多当代罕见之籍，而于元明遗老所著及其谱状，搜罗尤伙”，[lvii]这也可说是嘉业堂刻书的特点。

    这一阶段，嘉业堂藏书楼在全国图书馆系统中具有较高的地位，编目部主任周子美加入了中华图书馆协会，1929年1月参加了协会的第一次年会，并成为协会宋元善本书调查委员会十二位委员中的一员。同年，刘承干被聘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参加第一次国际图书馆会议中国委员会的委员，嘉业堂刊刻的《邠州石室录》、重刻蜀大字本《史记》参加了国际图书馆会议的展览。[lviii]同时嘉业堂与国内其他图书馆、出版机构、私人藏书家的往来也十分频繁，进行业务交往和古籍的互通有无。其时，全国著名的藏书家如傅增湘、张元济、徐乃昌、刘世珩、潘明训、张钧衡、蒋汝藻与刘承干有密切的交往，北大校长蔡元培、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知名人士均到访过藏书楼。商务印书馆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张元济曾向刘承干借过《旧五代史》、《明史考证捃逸》等书，并借了宋版《汉丞相诸葛武侯传》、《窦氏联珠集》、《鹤山先生大全集》刊入《四部丛刊》中。

 

四

    数尽则穷，盛满则衰，至1934、1935年间，刘承干已开始零星卖书，将宋刊蜀大字本《史记》、宋白鹭洲书院本《汉书》、一经堂本《后汉书》、宋刊元补本《三国志》、淳祐刊《窦氏联珠集》等书卖给了“专购宋元刻本”的宝礼堂潘明训。其它如藏书楼内部制度不够完善、刘承干兴趣全部转移到商业活动上均是造成藏书楼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日本的侵华更是加快了嘉业堂的中衰。

    1937年杭嘉湖地区沦陷后，藏书楼工作全面停顿，仅留下一、二人留守。在拒绝日本人所谓“驻兵保护”的要求后，刘承干通过贿赂伪军，于一日夜间用船将三万余册珍本运往上海寓所，其中大多为明刊本，其余也有清乾隆以前的版本。对无法运走的书籍均抽去第一册，并将它们藏入刘氏家宅的天花板之上。

    抗战期间，南浔镇的房屋有三分之二被焚毁，那嘉业堂何以未被破坏呢？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姑且称之为“送书得福说”，其主要说的是，由于在藏书楼全盛时刘承干常送书给日本的松崎鹤雄，因而日军侵华后，松崎关照他的妻舅“牧少将”如到南浔，应妥善保护嘉业堂。后“牧少将”任杭嘉湖地区日军司令官，故未毁书楼。另一种为“九龙金匾保护说”，其主要认为当时驻扎在南浔的日军因见到藏书楼有溥仪题字的九龙匾，了解到刘家与溥仪的关系，因而未破坏书楼。二种说法孰是孰非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刘承干先生在《求恕斋日记》中的自述：“当日兵战时，曾为松崎鹤雄号柔甫，是王壬秋弟子，通中文，昔在大连曾与往还者，函致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渠为妻舅）嘱为保护，由松井派牧次郎（杭嘉湖司令官）到南浔出示保护，并见今上御匾，行立鞠躬，颇客气。”由此可见，目前流行的两种说法不尽正确。此外，书楼未毁的另一原因许寅先生在《“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也已提到，那就是日本人收罗中国古籍一重版本，二重全帙，而藏书楼的大量珍本已被刘承干运往上海，且留余的书又被抽去首卷，日本人因此认为书楼价值不高，于是为了宣传的需要，借松崎与刘承干相识的关系，做了个顺水人情。

    这一时期，嘉业堂藏书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刘承干的几次大规模散书上。

    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散书是在抗战时期卖给中央图书馆的明刊本1200种，稿本30余种。其过程大致如此：抗战爆发后，南京中央图书馆内迁重庆，得到一笔下拨的建筑经费，但当时法币贬值极快，“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朱董事长骝先先生，……提议将原拨本馆之建筑费移购善本图书。”[lix]于是，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奉命至港沪授购，……而吴兴张氏、刘氏、金陵邓氏、番禺沈氏诸家之书乃归诸本馆。”[lx]刘氏的书是经郑振铎、徐森玉、张元济的介绍而与蒋复聪秘密成交的。这批书价值很高，其中不乏善本，成交后书被运到香港，但不巧为日军发现并掠到日本。抗战胜利后方重归我国，1949年移往台湾。[lxi]

    第二批大规模卖出的是400余种明刊本，它们都是经买主张叔平精心挑选的，内中同样有不少善本，但其价值则稍逊于中央图书馆所购的那批书，现收藏于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库。[lxii]

    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抗战时期刘氏大规模的卖书仅此二次，但零星卖书还有一些，如牧次郎到南浔向刘氏“要当地志书，因送湖州府乌程、归安二县及南浔镇志，价买《永乐大典》四十三册，计四万三千元”。[lxiii]这部《永乐大典》残本不久送到了满铁图书馆。

    由于抗战时期藏书楼元气大伤，之后便一撅不振，庋藏混乱，图籍破损。1949年渡江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周总理妥善保护天一阁和嘉业堂的指示，留下一排战士专门保护藏书楼，陈毅并在攻打上海前专程视察了藏书楼。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接管了嘉业堂，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图书馆派了大批工作人员来楼整理混乱不堪、尘封蠹蚀的藏书，经四个月的时间方才整理就绪。“造具清册时，共有书籍十一万余册，杂志三千余册，自刻书二万余册，木板三万多片，这就是解放时嘉业藏书楼的主要家底”。[lxiv]此后，嘉业堂一直是浙江图书馆的外县分馆。

    如前所述，南京沦陷后，刘承干曾将三万余册古籍运到上海寓所，那么，这批书（除卖给中央图书馆和张叔平的外）在建国后的命运如何呢？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一部分书由刘承干或赠或卖与他的亲朋好友，如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王欣夫教授就得了45种。[lxv]而大部分则分别归属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中国书店、天津中华书店等处。

    据华东师大周子美先生介绍，解放后刘承干收入减少，于是委托他和王欣夫找买主，因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向刘承干购买了一部分古籍。又据当时去刘家购书的复旦大学图书馆潘继安先生说，复旦图书馆曾先后三次购买了刘氏藏书。[lxvi]

    第一次是1954年，刘承干以每本0.35元的价格出让清刊本2037种，其中经部132种，史部393种，子部160种，集部1133种，志部170种，丛部49种，不少为乾隆以前的善本。[lxvii]

    第二次主要是抄本。其中以刘承干在民国初年化数万元从国史馆抄出的《清实录》、《清史列传》价值最高，成交价为6千元。

    第三次主要是明刊本，外加2部假宋本《烈女传》、《韩昌黎集》，这批书是刘承干预先搭配好的，买主不能挑选，每本价格5元，其中不少为海内孤本。

    复旦图书馆与刘承干原本还有第四次接触，该批书也是刘氏预先搭配好的，2部假宋本加一批明刊本，但由于刘氏开出的书目中有三分之一复旦已有收藏，且当时古籍书店出售的明刊本开价与刘氏相仿又能挑选，故未成交。

    北京中国书店、天津中华书店分别于1958年从刘承干处购买了一些书。“北京中国书店李新乾同上海书店李大宸持叶荛城介绍信来，要看书。”[lxviii]天津中华书店的王仲珊也是由李大宸陪同到刘家的，“上海书估李大宸同天津中华书店王仲珊来，二次成交书籍。”[lxix]在此之前，北京某国营书店也与刘承干成交了一批书，“北京书估葛鸿年由春藩同来，以《永乐大典》三十七册（按：此为刘氏抄本，非嘉靖、隆庆间抄本）售去，每册四十元，又明版《昭代典则》二十册一百元”。[lxx]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盛极一时的嘉业堂藏书至此大概已经散失殆尽了。

 

五

    综观嘉业堂藏书史，自兴起至衰落前后不过半个世纪，呈现出兴起得快衰落也快的特点，这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流星般的藏书过程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虽然辛亥以来还存在私家藏书赖以存在的基础，但要求废除旧式藏书机构，建立新式的公共图书馆已形成一种社会的趋势，如嘉业堂般的藏书楼已日益暴露出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弱点，三十年代，蔡元培参观嘉业堂后感慨道：“可惜太旧了。”就是对此的最好注脚。

    其次，刘承干本人主要从事的是工商业，藏书不过是兴之所至以及为父亲编书而为，就总的情况来看，刘氏于三十年代停止购书后，已将主要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而对藏书业则过问较少，热情大减。

    再次，藏书楼制度不严密，除了1925年至1935年全盛阶段人员配备较齐、分工较明确外，其余时候人手奇缺，几乎无人管理，正因如此，造成藏书的庋藏混乱。

    虽然嘉业堂藏书历史不长，藏书楼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刘承干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还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化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清代以来私人藏书家的巨擘，毫不过分。”[lxxi]他不守历代藏书家只重宋元本的陋习，而是广收博取，对于保留古代典籍起了巨大作用。他收藏的明清诗文集，虽在当时不被重视，但在今天来看其中有不少已经成为海内孤本。刘承干本人还是一个比较开通的藏书家，他得书后从不珍秘，不但将孤本、善本任人借抄，而且还大量刊印古籍，广播为守，使不少濒亡的古籍因此得以流传，对传播古籍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刘承干还刊刻了相当的清朝禁书，早在1916年他就刊印了《安龙逸史》，此后又刻了《翁山文外》、《闲鱼闲闲录》、《三垣笔记》等禁书。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是颇为欣赏的，他在《病后杂谈》中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lxxii]在致杨霁云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lxxiii]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嘉业堂兴衰的半个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跌宕多姿的五十年。嘉业堂藏书的出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衰落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尽管刘承干想使他的藏书“世守勿替”，但服务对象相对狭窄的私家藏书楼其生命力是不会持久的，它必然被服务大众的新式图书馆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