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华东师大教授 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札记一 宇宙是一个大生命


    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他的史学精神，都有他的哲学思想。梁漱溟的思想中，有着较
明显的进化论思想，指导着他的学术生活与日常行事。 

    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从古到今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花样翻新，造成千奇百怪的大
世界。如果说宇宙是“生命”，那么生命也即是“宇宙”。宇宙与生命共处不断的进
化中。在梁漱溟看来，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生命进化史。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梁漱溟引用孟子的话语说，一切事物的演变都有其不可强求处。他虽然承认天地
之间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但又信服儒家的天命观。他指出，“一切有定数，非杂
乱，非偶然。”这好象是命定论，实则为机械观与目的观之合一，与柏格森之创化论
相近，不相违。 

    他说宇宙中有“进化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精神。然代
表这个进化精神的只有人类。没有人类，进化得不到解释。所有进化，归根结底是人
类精神的进化。他的思想明显踏入精神史观的领域。不过，他的精神史观与黑格尔的
绝对观念论不同，与朱熹的“天理”观有异。他思想中的“人”本体占着重要地位，
与王阳明思想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他又论述，人类进化具体言之，表现为生活与文化的不断进步。文化是人工的、
人造的，不是自然的、“本来”的。所谓进化，其实质就是“创造”。人因为有了创
造，所以能进步、有进化。他还说：一个人的创造可以不表现在外部，而表现在内部。
这种内部的创造，可用一句话来表达，即“成己”。另外又有政治家的活动等，他们
的成就是表现在外部的，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这种外部的创造，是“成外”。梁漱溟
这番话，可说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一个思想家如果有进化理论来做他的指导，大概不会落入保守倒退的一途。正因
为此，梁漱溟说出以下的话：
    “几千年的老文化，传到近百年来，因为西洋文化入侵正叫我们几千年的老文化
不得不改造。我们不能像其它时代的人那样，可以不用心思。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亟
待改造；因为要改造，所以非用心思不可。” 



                   札记二 我身此心，何处着落？

    陈独秀在《新青年》(一卷四号)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论述东方与
西方的差异不仅是轮船、汽车、飞机、声、光、化、电等物质方面的差异，而且是思
想上的差异。中国不如西方是在思想上不如西方。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文章：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也论中国不适宜今天时代的发展，要使中国跟上世界的潮
流，要谋中国继续生存于世界，非舍去中国文明中落后因素，对西方先进文化做出积
极回应不可。他又说西方文明的根本点在“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所以必须拥
护“德先生”与“赛先生”到中国来。

    值于此时，梁启超于民国 8年欧游回国，他实地考察西方情况，发表《欧游心影
录》，传播这样的信息：在欧洲，科学已经破产。鼓吹科学万能的人本希望科学成功，
黄金的世纪指日可待，但欧战使这样的梦想破碎，“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
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他呼吁：“我们亲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
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文章中又说出以下别具意义的话来：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
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
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
把这新系统向外扩张，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梁漱溟的观点与梁启超大体相同。他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
运动之最后觉悟》提出了自己的中国文化建设观，参加了当时有关东西方文化比较的
论战。 

    他主张在中国恢复对孔子的崇信。他介绍自己是如何从一个佛教的信者，转去过
“孔教的生活”。

    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中说：自己以前思想曾经一路折入佛教的一
门，而现在的思想变了，从佛教的生活转向孔教的生活。以前始终以为只有佛家的生
活是对的，只有佛家的生活是自己最要的生活，但是终于舍弃了以前的想法。“我不
容我看着周围种种情况而不顾”，周围种种的情况，“都是叫我不要做佛家生活的”。

    他感觉到，孔子思想是入世的思想，凡是关心社会变化、民族命运及人生人心的
人都会认为孔子的思想最适合自己。他看到世界上的种种的弊端必须改革，决心脱离
“出世”的佛教转向“入世”的儒学。

    梁的脑海中浮现出西洋人的“可怜”：他们的精神生活实在是太简陋了，他们所
谓精神的东西仅仅是希柏莱的那点东西。而中国的思想如此博大，足以给疲惫的精神
以莫大的慰藉。足以给人类伟大生命以真正的关爱。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人正在盲地抄袭着西方的东西，他看到当时的中国到处流行
着“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他断言西方人是委琐的，
当今的东方人则是糊涂的。“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尝过人生的真味”。他十分感慨的说，
现在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孔子人们羞涩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
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

    他又以为，世界的文化可以分为三个种类，其一是西洋的文化，其二是中国的文
化，其三是印度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成人生的三种路向。

    其一是“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
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是生活本来的路向。”

    其二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

    其三是“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销这种问题或要求。……凡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
欲态度的都归于这条路。”

    他总结说，“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
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
都以此为根据。” 

    他继续说，对于这三种文化应取的态度是：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
留”；第二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改一改”；第
三是“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既然是将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那么，这种态度究竟是什么呢。在梁漱溟
看来，是孔子的精神。 

    他认为世界上对于人生的态度各有不同。在印度，各种出世的宗教为一边，“顺
世外道为一边”。在欧洲，中古宗教为一边，近代以至现代人生观为一边。在这些人
生观中，前者否定现世人生，要求禁欲与出世。后者肯定现世人生，以为人生不外乎
是种种欲望之满足。他说：一般人以为除了以上的生活态度之外，大概是不会有另外
的人生态度了。

    然而，他认为中国人创造了第三种人生态度。“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一心于现世，
这就与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绝不相涉。然而他不看重现世幸福，尤其贬斥了欲望。他
自有其全副精力倾注之所在。” 

    他分析中国的民族精神其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向上之心强”，其二为“与之
情厚”。

    他说中国人真正的生活意义是在不断自觉地实现他所看到的“理”。在实现这个
理的过程之中，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
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他又说：所谓“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就是不断地努力，以
一种力行的精神去做事，将自己所体会到的理变为事实。

    在论述“相与之情厚”时，他引王阳明的话说“是故见孺子之下井，而必有怵惕
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此则为人的善良
天性。儒家之学在于肯定人的这种天然之心使之扩充，不至于被后世的物欲所蔽。它
又说人应该具有广泛的“关情”，要使自己的不忍恻隐之心有所升华，使之变为对于
社会的普遍关爱。

    所以他有以下的一段言论：“普泛的关情，即不啻普泛地负担了任务在身上，如
同母亲要为儿子服务一样。所以昔人说：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陆象山语)” 

    既然孔子思想是这样的一个好思想，继承与发扬孔学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为此，
梁漱溟怀着“继绝学”的雄心与悲壮情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
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 。他觉得生死已不属于自己而系于天命。如今孔子之道晦涩
不明，天下无道，自己负着天命来到人间。这样的天命绝无他人可以代替的。“我若
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 

    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他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问世，依然相信“我的著作
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为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他以为自己是负使命而来又负
使命而去。欣然而死，死而不足憾。” 

    人心如翔，总要着落。梁漱溟的“人心”一生梭巡，终于着落在祖先之道——儒
学的怀心。



                   札记三 “践形尽性”

    梁漱溟称自己一生学问可用“人心”与“人生”加以概括。他的最终学问关怀是
纠正人心，参与社会，在探讨具体人生态度时，则表达了“践形尽性”的观点。

    “如狗如猫，无论它是什么样子，没法责备它不对。因为它就是那样子，不得责
备它。再如老虎吃人，也不能责备它残忍。”

    这是因为这些动物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此，它们在世界上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它们是在实践自己的本性，是无可以指责的。世上的一切都在实践自己的本性，这就
是梁漱溟所了解的“践形”。“践形”，就是“践”“性”。既然连动物都在不经意
实践自己的本性，那么作为生物之灵的人类则更应该作到这一点。

    他又说，生物进化到现在，其他一切的生命都落于不进，只有人类开出一个很大
的机会，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辜负这个机会，不辜负天给他的这个可能性。

    他引用孟子的一句话说“形色天性也，唯圣人为能践形”，他解释说，所谓形色
就是我们人所长的这个样子，──耳、目、口、鼻、四肢等。他又说这样理解“形色”，
是照着浅近处说的，往深处想，形色还具有无穷的意义。

    那就是人所具有的天生，或者说是生命的“可能性”。这个可能也叫做是“理”。
“理”就是个“应当”。也就是理所当然。梁漱溟思想的深处有着一个阳明精神的情
节。他将“形色”“理”与王阳明的“良知”结合起来思考。他这样说：
    “道家有所观的东西，儒家只是教你当下不马虎，此即王阳明先生所谓致良知。
亦即真诚之诚，此非反观，而实是反观之最彻底最深者，道家之反观为生理的，而他
是心理的，儒家即如此而已。” 

    他又说，每个人都是伟大的与高明的，这是本有的伟大与本有的高明。人的生命
意义在于尽其自身可能将这种伟大发挥出来，将这种高明表现出来。

    这种伟大与高明乃是潜在的，不是已成的高大与高明，而是“能够高大”与“能
够高明”。假如一个人不在这个人生中努力，这种高明与伟大还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的。“如果你不去努力做，不去发挥扩充，谁也无可如何：不过是你自己把自己的可
能性落到小处，你湮没自己罢了！” 

    这里梁漱溟将王阳明思想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努力去做”，尽力地发挥自
己的“高明”，这恰是对“致良知”思想的一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