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研究中國文化的人莫不認為中國人帶有強烈的權威人格。學者們也都認為這種權威人格是窒礙中國人發展獨立的個性以及原創力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從明代中葉以來，中國思想又十分強調次赤子之心，認為大丈夫一定必須堅信自我的本心，不可隨意妥協，雖千萬人我往矣。這種獨立於天地之間的自信，造成明未東林的許多氣節表現。這卻又是中國人所常稱頌、讚揚的行為。
我認為這兩種人格其實是一體的兩面，都來自中國傳統思想當中對于自己的自信，認為人人都能把握、擁有真理。一旦把握了真理，那麼不免就形成一種無愧於天地萬物、頂天立地的自信和自我期許。自己是詮釋真理的絕對標準。在哲學上，權威人格的形成和教育思想有密切關係。從孟子以來，中國教育思想強調人的善良本性，認為"萬物皆備於我"，真理不假外求。因此對于自我有充分的自信和期許。明未東林士人的勇于赴義，義無反顧，為後人所稱許，其動力就是這種與天地萬物合一的道德勇氣和自信。另一方面，由于一般人對權咸憧憬，因此專制政府或社會階級高的人便很容易受人尊敬，崇拜為權威。一般說權威人格指的便是這種沒有反省地接受統治者、長輩、父母、師長的權威態度。
中國教育中對權威的絕對服從是大家所熟悉的。這種缺乏反省、對權威的信服，追求它的本源，實際上也來自中國人對于真理不假外求的樂觀看法。它的哲學根源與上述的"擁有真理的自信"是相通的。
我的文章會借用西方清教徒的新教倫理及其對救贖的自信來比較說明這種人格的各種表現，並進一步指出中國人對權威人格的予盾態度。我會強調不可以一方面批判一般的權威人格，另一方面又繼續崇信明未士人那種近乎非理的、權威式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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